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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羅蘭﹒巴特
◎文／詹偉雄（摘錄自《符號帝國》導讀）

文學的挑戰是：這作品如何關注我們、驚嚇我們、充填我們。文學像是磷，即將死去之際會散發最大光輝。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開著他的紅色金龜車，到巴黎郊外機場迎接同母異父的弟弟與弟媳，他們剛從以色列返國。母親過世後，巴特與弟弟關係更加熱絡，這天晚上，他請夫妻倆吃晚飯，也邀了巴特好友們。
陪同巴特的好友回憶：這些日子他十分苦惱，甚或有點慍怒，因為隔天他要參加一個中午聚餐，由法國社會黨總書記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委託文化圈聞人雅克朗（Jack Mathieu Emile Lang） 所舉辦，目的是邀集巴黎知名知識分子們為密特朗參選法國總統背書；他有點後悔接受邀請，寫作《神話學》的作者當然討厭迎合別人的社交故事去陪笑，更別說有時還得隨聲附和。
晚餐前，他對隔日的午餐之約十分躊躇，為自己卜了一個易經的卦，結果是第二十三卦的剝卦，「那是張全面崩裂的牌，告訴他最好不要外出」，朋友回憶。
但巴特還是準時出席了，當年餐會的其他人都沒留意這位巴黎最慧黠的演說家曾說過什麼話。他早早離開，前往法蘭西學院的辦公室，他的朋友們咸認是剛剛的不開心，使他在下午三點四十五分，徒步穿越學院路四十四號門前的馬路時，沒看見右方疾駛而來的一輛洗衣店貨車。
他被緊急送到Pitie-Salpetriere醫院，一個月後，巴特於此辭世，他的最後一份文稿，有關他喜愛的作家斯湯達爾（Stendhal），安靜地躺在桌上，題名：〈一位總是說不出所愛事物的人〉。
三年前引介巴特進入法蘭西學院的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他對同僚們的公開悼詞中這麼說：「你們知道，你們選擇了一位罕見地平衡知性與創意的人；你們選擇了—你們都知道的—某個具備矛盾能力的人，他在明瞭事物是何種面貌的同時，就已經運用超凡的創造力發明了它們。他的課，與其說是一場演講，不如說是一種體驗。」
不難想見，傅柯的話語，是叩響著聽眾心中對巴特生前那幾本跨文類著作的驚奇懷念：副題「關於攝影的筆記」，卻瀰漫著憂傷與死亡陰影的抒情論文集《明室》（一九八○）、解構歌德《少年維特煩惱》中的情愛敘事卻加上露骨作者自剖的《戀人絮語》（一九七七）、混淆敘事觀點的訪談自傳《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一九七五）、以警句斷片打破結構且三不五時引入性愛隱喻的文學評論集《文本的愉悅》（一九七三）；或者，更早些，那篇標題駭人的宣言式論文〈作者之死〉（一九六八），從形式上看，確實，這些都是矛盾的作品，也確實，都在告訴讀者某些事物面貌的同時，又重新發明了它們。
然而，聽巴特的一場演講，或者讀巴特的一篇文，開始等同於一種體驗、一場飽含刻骨銘心效果的身體之經驗，應該是從《符號帝國》（一九七○）開始。
在這之前，《寫作的零度》（一九五三）、《歷史學家Michelet與其自身》（一九五四）、《神話學》（一九五七）、《符號學原理》（一九六四）等著作已將巴特帶上了法國知識分子的輝耀舞台（一張由Maurice Henry所畫、刊登於《文學雙週》雜誌的漫畫，就將他和傅柯、拉康（Jacques-Marie-Emile Lacan）與李維斯陀（Claude Levi-Strauss）並列，明示著結構主義四重奏的首腦身分），但這些早期的寫作或具備旁觀者的透視冷眼、或組建著一種理性森嚴的演繹體系，「作者巴特」隱而未顯，如果沒有《符號帝國》以為中介，任何人恐難以辨識《符號學原理》與《戀人絮語》的作者會是同一個羅蘭．巴特。
從作品的系譜看，可以合理推斷：如果不是因為車禍，《明室》後的巴特可能會創作出第三種作品星系，也許是他挑戰普魯斯特敘事里程碑的新小說，或者是他基於喪母情懷所寫就的新散文—《明室》即屬此類，由最深的知性與無從救贖的傷痛所造就；但往前逆溯一點，說《符號帝國》是座分水嶺，區隔著前三分之一「分析學者型」的巴特，與三分之二中段「先鋒書寫者」的巴特，當屬準確，光看書的形式就可見一二：從《符號帝國》開始，「斷片」式短文的群舞取代長篇大論（「不連貫至少比扭曲的秩序來得好」），同時書中開始有照片、私人字條、書法、作者的畫作、小器物，為閱讀產生一種抒情的肌理，巴特為圖片書寫的圖說，往往能激起讀者「作者式」的閱讀興味（例如他為自己一張孩時照片所寫：「我開始走路，普魯斯特還活者，剛寫完《追憶逝水年華》」），《戀人絮語》雖無影像，但其標題與引言都明顯地激發影像，召喚想像。
大抵可這麼說：《符號帝國》後的巴特，開始將寫作的主體和客體合而為一，他的「書寫」不僅要講述他想闡明的意旨，也同時就是意旨本身，換言之，當他要告訴讀者：「愉悅」（pleasure）太普通，你應該追求「狂喜」（jouissance）之時，他此刻就必須「寫出狂喜」來。
「我」，你說而且你驕傲於這個詞眼，但是，更偉大的事物—你不願相信的—其實是你的身體，它有巨大的才智，它不說「我」，它執行「我」（performs ‘I’）！
《符號帝國》書寫的對象是日本，包羅著二十六篇短小的散文，對應著巴特一九六六至六八年三次的日本旅行，雖然巴特因旅行而寫作了這本書，但它卻完全不是一本遊記，沒有可供讀者參照的旅行景點探訪，缺乏政治、經濟、社會的觀察分析，當然也沒有旅行文學的啟蒙老梗（我∕出發↓失去我∕旅程↓完成新我∕歸來）。巴特在第一篇〈遠方〉中就坦承，他無意去寫一個真實的日本，相反地，是「日本將作者推入寫作情境」，在對日本禪的領略裡，巴特體認到書寫就是一種「開悟」（satori），「是一種頗為強烈的震盪，搖撼知識及主體：它創造一種不言之境（an emptiness of language）」，這種脫離西方語言特徵的書寫，掏空了物件的意義，卻反而讓物飽含著單純的魅力，是這種照耀著他的繽紛光華，促使作者嘗試以一種「開悟」的理解，模擬著禪，來書寫他旅次所見的庭園、姿態、房舍、花束、臉孔、暴力。
二十六篇短文，切入的是日本的文化生活，從語言、食物、柏青哥、包裝、手繪地圖、木偶劇、鞠躬、文具、身體、俳句、筷子、身體、市中心到匪夷所思的眼臉、「這樣」（日語So）和車站。
單從閱讀的過程觀察，巴特要求讀者參與的，是一種「作者式」而非「讀者式」的閱讀，《符號帝國》沒有隱約共識的寫作套路、沒有預期中起承轉合的理解階梯，更無結論或啟示，讀者必須化身為作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艱險」地建立起自身的況味。因而，尋常讀者往往會覺得意義不明，即便某些段落具有著淋漓盡致的閱讀快感，但習慣了傳統閱讀方式的中文讀者總會問：我讀到了什麼？在讀與非讀之間，我因它而改變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