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我的父親和母親
我的父親叫陳召恩，是當時江南一帶很有名的外科大夫。父親不但醫術精湛，而且為人善良豁達，因此在當地享有很高的威望，非常受人們的崇拜與敬重。
父親和母親的婚姻是由雙方家長包辦的。母親嫁給父親時已經從杭州師範學校畢業了，但為了能夠更好地協助父親的工作，剛剛當上新娘的母親聽從了丈夫的建議，去上虞一所醫學院學醫。他們夫婦希望以後能夠共同創辦一個理想的事業，那就是父親夢寐以求的願望—在家鄉創辦一所醫院。
母親林國瑞是個絕頂聰明、才華橫溢的女子。僅用了四年時間，她便完成了所有的專業課程從醫學院畢業，成為了一名婦產科醫生。這樣的事情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可是極為罕見的。
母親畢業後隨父親一起就職於美國人開辦的一家醫院，他們在那裏兢兢業業地幹了很多年。到了1932年，他們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在家鄉創辦了一所屬於自己的醫院，取名為「嘉興三一醫院」。父母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基督教把聖父、聖子、聖靈稱為三位一體，取名「三一」就是這層意思，這裏面有他們的信
仰。由於全體醫護人員對病人的愛心、熱情和有效的治療，醫院業務發展得很快。慢慢地，還建起了醫院附屬的護士學校。
1937年，日本鬼子襲擊了上海，成千上萬的人成了流離失所的難民，他們扶老攜幼慌亂出逃，當最後一輛運載難民的列車駛出上海時，車廂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一樣。那些擠不進火車的人爬上車頂，還有的人趴在窗戶框上。可日本人並沒有放過他們，從飛機上瘋狂地向這些逃命的難民掃射，被打死的人紛紛從車上掉
了下來。更悲慘的是，當列車通過嘉興火車站的天橋下面時，很多在車頂上的人來不及屈身彎腰躲避，紛紛被天橋撞了下來，許多人的身體被攔腰截斷，有的被撞掉了頭顱，人們瘋狂地尖叫著，一片恐慌。
列車立即停了下來。父親聞訊後馬上帶領全體醫生和護士趕到了現場，竭盡全力搶救生命。許多受傷的人被抬回醫院進行治療，其中還有很多人需要進行手術，傷患們在父親的醫院裏都得到了很好的救治，直至他們康復出院。父親這一無私的舉動得到了老百姓的高度讚揚，並很快成為嘉興地區家喻戶曉的佳話。
就在父母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日本侵略軍逼近了嘉興。當地的一些親日官員勸告父親留在本地，希望他能夠為日偽服務，但此時父親已拿定主意堅決離開，他說：「我和我的家人寧死也不做亡國奴。」父親先打發全家老少和職工們離開嘉興奔赴杭州。然後自己和另一個醫生留下幫助上海來的難民，直到日本侵略軍佔領嘉興的三天前，才匆匆離開。
父親不得不放棄一切家產，攜帶全家向西南逃亡。就像其他所有中國人一樣，我們一家度過了幾年顛沛流離、難以形容的艱苦歲月。
我的母親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地主之家。七歲那年，我的外婆開始給母親纏小腳了。在那個年代，女孩子尤其是有錢人家的閨女都是要裹小腳的，母親也難逃厄運。俗話說：「小腳一雙，眼淚一缸。」雙腳被纏裹了幾天後，母親終於無法忍受那種鑽心的疼痛，在一個夜裏悄悄爬出窗外，跑到附近的一個教堂去找我外
婆認識的一個美國牧師求救。一個才七歲的小女孩，竟敢反抗母親去找人求援，這得要多大的勇氣和膽量啊！
母親哭著對那個牧師說：「牧師啊，請你去跟我媽媽說說，讓她放了我的腳吧！我的腳疼得都不能站了！」那位牧師是很瞭解當時中國的傳統習俗的，深知纏腳這種陋習對婦女造成的身心傷害。他非常同情母親，把母親領回家，和顏悅色地跟我外婆講道理，慢慢地說服我的外婆。終於，外婆被牧師打動了，同意不
再繼續給母親裹腳。母親的腳被解放了，我母親勝利了。後來當我知道母親這段經歷後，我由衷地佩服母親的勇氣和膽量，也佩服她的聰明和機智。
我母親可謂是個英雄母親，一生懷過十七胎，除了三個流產外，她生下過十四個孩子。母親即使是在懷孕期間也從未停止過工作，她不但是個英雄母親，也是個成功的職業婦女。像母親這樣的女人在那個年代的中國，可謂是「鳳毛鱗角」。
由於工作繁忙，母親沒有時間和精力自己哺育這些孩子，除了二哥是她親自奶大的，其他的孩子每生下一個就請來一個奶媽，我們都是靠奶媽餵養、照顧長大的。
由於母親工作很忙，沒有時間督促檢查我們的功課，在我記憶中只有一次，那是我在上初中的時候。一天放學後我到母親房間去，母親正坐在馬桶上，也許只有這個時候她才有時間跟我們說上幾句話。「八妹！」母親喊住了我：「最近學校功課怎樣啊？」我回答說還不錯。然後母親又說：「你背一篇英文來給我聽聽。」幸好，我剛剛背熟了老師要求背誦的那篇《自私的巨人》。我規規矩矩地站在母親面前，把那篇英文課文背誦了一遍，背得很流利。母親看上去非常高興，還誇講了我幾句。這使我感到萬分的驚訝，我從來都不知道媽媽的英文這麼好。
儘管母親很忙，但她從不忘記教我們好好做人。一天中午，我們四個最小的孩子放學回家吃午飯，飯桌上沒有豐盛的菜肴，只放著一個蓋了塊又髒又破的灰布的竹籃子。母親掀開那塊灰布，從裏面拿出幾個糰子對我們說：「這就是你們今天的午飯。」那些糰子是用野菜和玉米麵做的，又難看又難吃。原來，有一個鄉下女人帶著生病的孩子來到醫院，求我父親救救她生病的孩子，父親收那孩子住了院，不但沒要她一分錢，還把我們的午飯拿去給他們吃。這籃玉米麵菜糰子本來是那女人帶來的乾糧，是母親用我們的飯跟她換的。母親對我們說：「你們把它吃了，要記住，天下的窮人吃的就是這樣的東西。」—直到今天，我還清晰地記得母親給我們上的那堂課。
抗戰期間我們逃難到了大西南，一家人分散在幾個不同的地方，互相不通音訊，
這樣的日子整整過了八年。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抗日戰爭勝利了，我的家人陸陸續續從西南返回到嘉興，父親是最後回來的。那天，當父親正要登上從昆明到上海的飛機時，突然被當時的雲南省省長龍雲從機場召回，因為他突患急病，需要父親前去救治。父親離開機場不久，那架飛機就起飛了，可剛離開地面不到十分鐘，飛機突然冒出一股濃煙，很快就在空中爆炸了。機上的人全部遇難，其中包括我的表嬸和兩個表兄表姐。當人們清理現場的時候，看到我的表嬸已成焦骸，我的表哥和表姐緊緊抱在一起，摔死在山岩上，慘不忍睹。想必他們兄妹是在飛機爆炸前抱在一起跳下飛機。兩天後父親乘坐另一架飛機，平安抵達上海。
1946年底，全家人回到了家鄉。父親與當時的地方國民政府進行了多次交涉，終於收回了三一醫院的產權。產權收回後，父母開始重新修復嘉興三一醫院。在那災難深重的八年中，醫院被日本鬼子糟蹋得不堪入目。本來用於救死扶傷的醫院被侵略者改成軍妓院，門口三一醫院的牌子不見了蹤影，掛的是掩人耳目的「嘉興縣衛生院」招牌。在那裏不知有多少中國婦女被禽獸不如的日軍糟踏蹂躪。
父母將這些年在西北開辦診所時存下的積蓄全部用在了三一醫院的重建工作上。1947年元旦那天，嘉興三一醫院重新恢復並正式開始收治病患，當地百姓奔相走告，非常高興。醫院除了正常的運營外，還開辦了學校，培訓服務於周邊地區的鄉村醫生，很像是後來的「赤腳醫生」培訓中心的意思。我的大哥、二哥從醫學院畢業後，都成了父親的得力助手，大嫂、二嫂也畢業於醫校，一個任藥劑師，一個任護士長。我的兩個姐姐和兩個姐夫也都是醫院的醫護人員。
父親不僅在專業方面很精通，他的興趣也很廣泛。音樂、文學、運動，樣樣他都十分喜愛。每個週六的晚上，父親、母親和長兄們都會在醫院的小禮堂裏舉行閱讀聖經的活動，來參加這項活動的人非常多，有在醫院工作的醫生、護士和他們的家屬，還有我家的左鄰右舍，以及住院的病人們。
通常在讀經之後大家還會搞些文藝活動，我的小姑母是搞音樂的，那時她在上海的一所名校任鋼琴教師，並給當時中國著名的歌唱家管夫人喻宜萱專職伴奏。說起管夫人，也許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太瞭解，但《康定情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首歌就是當年管夫人把它給唱紅的。還有《茉莉花》、《茶花女》、《在那遙遠的地方》都是她在音樂會上必唱的曲目。小姑母經常從上海來嘉興度週末，每次
她來我們總要請她演奏幾首優雅動聽的鋼琴曲，我們兄弟姐妹也常常上臺為大家演唱。這是我們全家最開心、最放鬆的時候。
父親很幽默，經常在全家聚會時給我們講有趣的故事。有一天，我二哥問他：「爸爸，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和媽媽吵架，你們是怎麼做到的啊？」這可真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大家都豎起了耳朵。父親慢騰騰站起身來說：「我們成親的那天，我就和你們媽媽達成了一個協定。我對你們媽說，『今後，如果我生你的氣了，我就會捋捋鬍鬚，表示我不高興了，這時你就不要再說話了，以免吵架。如果你生我的氣了，你就提一提裙子警告我，我就知道你不高興了，我也少說一句。』這個協議看來是很有效的。」他停頓幾秒鐘又接著說：「但這麼多年來，我總是捋鬍鬚，她總是提裙子！」他邊說邊生動地做著相應的動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醫院所有的員工都像是我們大家庭的成員一樣，相處得十分友好，大家在一起工作非常祥和愉快。我的大姐和姐夫還領養了兩個被遺棄在醫院裏的嬰兒，如今他們都有自己的孫子了，他們都是我們陳家的成員。
1948年的一天中午，三個重傷的病人被抬進醫院，那是一個母親和她的兩個兒子。那天清晨，他們母子三人在自家的地裏挖白薯，大兒子忽然挖出了一個像球一樣鐵製的東西。他不知道是我十四歲（1947年） 什麼，就扔過去給他的母親和弟弟看。「轟―—！」巨大的爆炸聲震驚了四周的農民。當人們聞聲趕到現場時，母子三口躺在血泊中已不省人事了。那是日本人在撤退時埋在地裏的地雷啊！那個母親的右大腿已經被炸得血肉模糊，不得不進行截肢手術；小兒子的臉已經炸得變了形；大兒子的內臟都炸到了體外。真是慘不忍睹！同時搶救三條生命需要很多人員，父親和兩個外科醫生主刀，手術室裏忙得不可開交。連我這樣從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都要派上用場。手術非常困難也很危險。到了深夜搶救人員仍緊張地工作著，誰也沒進一口水一粒米。最後兩條生命得救了，那個大兒子沒有救活死去了。日本雖撤離中國，但他們罪惡行徑還在殃及著許多的中國人！
由於多年的勞累加上長時間緊張的手術，父親終於體力不支暈倒了。從此父親便一病不起，再也沒有離開過病榻。
1949年5月7日，共產黨的人民軍隊解放了嘉興，一個嶄新的人民政府成立了，嘉興人民徹底解放了。當嘉興人民載歌載舞、歡天喜地慶祝解放的時候，父親仍躺在病床上，這位老人聽到解放的消息，欣慰地笑了。
其實就在解放前夕，許多有錢人都紛紛去了臺灣，對於我家來講，去臺灣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當時的上海警備區高層還專門派人前來與父親商量，說蔣總統有意想請父親隨他一同去臺灣做他的隨從醫生，待遇優厚，並且全家可以一同前往。但父親婉言謝絕了蔣介石先生的好意，毅然地留在了大陸。我的四姐已和一位國民黨軍官結婚並有兩個孩子，便隨丈夫去了臺灣，其他家人全部留了下來。
初中畢業後，父母把我送進了蘇州的一所原美國人開辦的教會學校讀書，那所學校的教學品質很高，父母希望我高中畢業後能進入燕京大學。父親希望我主修外交，他說我愛說話，聰明活潑善於交際，將來能成為一名女外交家。但我並沒有實現父親對我的期望進入燕京，我報名參加了抗美援朝，後被組織送進了外語學院。雖說我所學的專業完全與外交有關，但在政治掛帥的時代，我的家庭出身使我不可能實現父親的願望。
父親生病期間，母親擔任代理院長，我的大哥、二哥擔負起了醫院的全部工作，
我的兩位嫂嫂和姐姐、姐夫們，以及其他工作人員一直都在堅持工作著。遺憾的是，父親始終沒能康復，他患的是當時還無法治癒的肺病，現在想來，我覺得可能是肺癌。在父親心臟停止跳動的前一刻，他突然睜大了眼睛盯著房門上方的角落，對守候在旁邊的親人們說：「不要哭，天使來接我了，她們要接我到上帝那裏去，你們看，她們正吹著喇叭來了。」說完，他便微笑著合上雙眼，安詳逝去。
那一天，是1950年11月25日。除了我不在他身邊，全家人都為他送了終。當時我正在蘇州讀書。接到父親病逝的噩耗時，我的心都碎了。我匆匆趕回嘉興，見到了父親身穿胸前繡著大紅十字白色長袍的遺體。我的淚水打濕了他的靈柩。
父親去世時只有60歲，但他一輩子活得是那麼的有價值！他為子孫後代們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他的遺願是這樣寫的：
願將我們的力量，獻給軟弱的人；
願將我們的同情，獻給痛苦的人；
願將我們的錢財，獻給貧窮的人；
更願將我們的心，靈獻給全能的神！
父親的遺願成了，我終身的座右銘。父親出殯的那天，送葬的佇列穿過嘉興縣內的主要幹道。數以千計的老百姓站在馬路兩側目送著父親，當中不少人在流淚哭泣。我是最小的女兒，走在送葬隊伍的最後面。我回頭看見越來越多的人走進了送葬的行列。當我們到墓地時，已有很多當地人在那兒等待著。父親活得太有價值了！他得到了那麼多人的愛戴。
根據父親的遺願，母親將三一醫院全部無償捐獻給了當地人民政府。包括所有房產和設備。1952年12月，嘉興縣政府舉行隆重的受捐儀式。母親兄姐們以及所有醫護人員都得到莫大榮譽。人民政府把三一醫院正式改名為嘉興縣婦產醫院。
母親退休後的生活很平穩，經常走動於各個子女居住的地方。但是大多數時間，她在嘉興和我二哥一家生活在一起。二嫂是個非常賢慧善良的女人，對母親非常孝順。1973年11月母親中風去世，享年79歲。當時我正好在嘉興。中國老一代說：「活要活得健，走要走得快。」母親應了這句老話。
由於家庭的影響，我們這一代當中有十人從事醫療工作，現在均已退休，有的已經離世。我們的下一代當中，有十多個人繼續從事著這神聖的職業，有西醫也有中醫。再往下一代，還出了個協和醫院的女博士生。他們都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勤奮地工作著、奉獻著。
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的三一醫院不斷發展壯大，2004年，嘉興市政府在城郊建起了一座比原來規模大十多倍的新院舍。當地政府就醫院的命名廣泛徵求群眾意見，眾多市民呼籲恢復「三一醫院」這個名稱。現在，新院有兩個名字：嘉興市婦幼保健院，嘉興市市立三一醫院。
2006年春天和2012年，我們家族大團聚。全家人特意去參觀了這所嶄新的醫院。聽說我們是醫院創始人的後代，院方領導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親自帶我們參觀了醫院的各個部門和一些科室。令人驚訝和欣慰的是，在醫院的原址上，院方還特意保留下來了我家的那口水井，現在雖已完全枯涸，但在過去荒年時，無數的老百姓靠它活了命。我們住過的那座小磚樓還保留著，我凝望著我曾住過的那間小屋的窗戶，想起了許多往事。
當我看到新醫院大門口「三一醫院」這四個燦爛的大紅字時，我的眼睛濕潤了，透過淚水，我彷彿看到群樓上方碧藍的天空中有父親和母親的笑臉。我想，他們一定能知道這一切，他們一定會很欣慰。
2026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