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被壓抑的悲傷
阿魯圖尼揚確信，傷害會在某些事物消失不見、刻意不被記得之時形成。她自己的家族非比尋常地選擇將故事說下去，這為她帶來了有利條件。她是按部就班得知整個故事的。阿魯圖尼揚必定是在四年級或五年級的時候，向母親問起為何家族相簿中沒有一張她祖父的照片。祖父的缺席十分醒目：全家人的生活除此之外都在視覺上得到確實紀錄，或在阿魯圖尼揚眼中是這樣。有一張她的母親瑪雅嬰兒時的照片，攝於一九二五年。瑪雅的母親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Anna Mikhailovna）也有很多照片，隨著她逐步攀升到蘇聯職業生涯的頂峰，成為科學院院士和中央委員會委員，一路累積了榮譽和獎賞，每張照片都看起來既嚴厲又鼓舞。沒有任何一張照片是安娜的丈夫、瑪雅的父親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維奇．雅克文（Grigory Yakovlevich Yakovin）的。阿魯圖尼揚知道他很久以前就死了，在二戰之前，甚至知道他是被處決的。但總該有照片吧？
「他們怕連累我，」瑪雅說：「所以把照片都毀了。」
「他們」是指瑪雅的母親和祖母。但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有一段時間無辜的人會被判有罪。要是他們的家人不跟他們劃清界線，兒女就會有危險。」
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維奇．雅克文在形體與肖像上的失蹤被記載成了謎團，而非悲劇。
其後，到了中學時代，阿魯圖尼揚讀到了《陡峭之路》（Steep Road），24這是一位女性歷史學者、忠貞黨員的回憶錄，她被錯誤指控為托洛茨基分子（托派），在古拉格勞改營裡度過十年，隨後又被國內流放十年。這本書是一位明眼人對人類苦難的記錄：
當我年輕時，我喜歡複誦這句話：」我思，故我在。「如今我會說：」我傷，故我在。「
回到一九三七年，我第一次承認自己對所有發生過的事應負責任時，我夢想著歷經痛苦而得到救贖。到了一九四九年，我明白痛苦只有一時的功效。當它延伸到了數十年後，成為日常的一部分，它就再也沒有救贖的能力。它就只是把你變成一塊木頭。
肉體的痛苦淹沒了內心折磨的痛苦。
這是一齣恐怖劇場，某些演員被指派扮演受害者，其他人扮演劊子手。後者的境況更慘。
這本書是在西方出版，再被偷運進入蘇聯的，阿魯圖尼揚就只是發現它橫躺在父親或母親的書桌上。這時，她一翻開就再也無法放下。她睡不著。她無法停止哭泣。她從學校把最親近的朋友找來家裡。她們花了一整夜邊讀邊哭―這本書不能被帶出公寓。
「你們為什麼不告訴我？」阿魯圖尼揚追問父母親。
「我們跟你說過。」他們說。
「不是這樣說的！」
她在這次對話之後再次回頭追問他們，想知道關於祖父的細節。幾番詢問過後，瑪雅遞給她一首詩，它以地下書刊風格印在「香菸紙」上―這種紙跟捲菸紙一樣薄，頂多能用碳紙和手寫抄錄翻印四次。
「喏，讀讀這個。」瑪雅說：「事實不完全符合，但這就是你奶奶的故事。」
這是流亡詩人納烏姆．柯爾扎文（Naum Korzhavin）創作的一首長詩。以第二人稱書寫，向一位女性說話，如果這首詩可信的話，這名女性全心全意且盲從地對黨付出：
你以理想之名說謊，
但說謊的傳統，
被那些更適合，
堅決說謊的人延續下去。
我們都是血肉之軀。
我們的熱情表現出我們是誰……
你以更高欲求之名，
拒絕所愛，
但你愛過嗎，
哪怕一生中只愛過一次？
這首詩說，沒有，這個女人從來不曾愛過。它又自我反駁，其實是有的，她愛過一回，愛過一個和她一樣的黨員知識分子，一個瘦巴巴、戴眼鏡的猶太人。他的觀點落在主角的右邊―意思是說，被黨的路線劃為右派―他們爭辯著這些問題，直到他被捕。她被要求作證，而她毫不遲疑。
黨的事業神聖，
毫無溫情餘地。
堅持本質，
拋棄其他。
她「向他們全盤托出」。這是理所當為，但當她得知他死去，她哭了一整夜。按照這首詩的記載，這時她自己也進了古拉格勞改營。詩寫到結尾，女主角顯然倖存下來―即使經歷過這一切，她仍是黨的真誠信徒。對於和她講道理，作者完全絕望了：
你為了鬥爭付出一切，
包括不能放棄的事物。
所有的一切：
愛的能力，
思想、感受的能力。
全部的你，毫無保留─
但，
少了自我，你怎麼活？
倘若這就是她祖母的故事―阿魯圖尼揚出於本能懷疑這個說法―那麼，她的祖父又被省略了一次。這首詩描寫的是背叛，而不是被背叛的那個男人。瑪雅終於對女兒說了自己知道的情況。她的父母親都是革命家，沙俄時代的地下工作者，內戰時期的戰士，後來成為學者。他們相識時都是紅色教授學院（Institute for Red Professors）的學生，這所學校是為了培養一批大學講師幹部、取代被放逐或逮捕的師資而設立的。時間大約在列寧逝世、史達林掌權前後。瑪雅剛出生的時候，她的父母親奉派到德國進修一年。他們回國之後，經黨的安排到列寧格勒教歷史。過沒多久，瑪雅的母親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公開譴責丈夫的托派思想。阿魯圖尼揚不知道托派是什麼意思，瑪雅解釋：托洛茨基是害怕史達林建立恐怖統治而反對史達林的人。隨後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帶著小瑪雅前往莫斯科。瑪雅從此沒再見過父親，即使他在此後又活了十二年。他被逮捕、流放、再逮捕，最後被處死，從頭到尾他都不曾牽連他人、不曾在假口供上簽字，信念也從未動搖。
這一切聽起來全都疑似阿魯圖尼揚在學校裡讀布爾什維克準聖徒們的生平時，會學到的那套故事：充滿英雄氣派，卻毫無人情味。瑪雅也用同樣的史詩語言談論她的母親。她很純粹。她愛黨也愛丈夫，後來當她成了有權有勢的女人，她總是為失勢的人挺身而出，總是捍衛他們的列寧主義資歷。瑪雅說，回到一九二○年代，她的母親曾獲准探望入獄的丈夫。瑪雅不確定這是她母親的念頭還是黨的，但她知道，探監的目的是要讓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維奇斷絕錯誤的信念，重回史達林黨的懷抱。他很高興能見到妻子，但他一得知她真正的目的，就把她趕走。
就這樣，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失去了她唯一真愛的男人。從那時候起，她全副身心都只屬於黨。但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瑪雅十歲前後，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也因為一位導生的論文被認定含有牴觸當前「後反帝」（post-anti-imperial）主旋律的民族主義口吻，而被開除黨籍。她和同時失勢的最好朋友相約自殺，並留下一封遺書：「黨可以沒有我，但我沒有黨活不下去。」女傭破門而入撞見她，將她救了下來；她最好的朋友則已經死去。隨後一名資深學者介入，將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安插到一所偏省小學教歷史。此後多年，瑪雅都由祖母負責撫養。但在戰後，史達林決定要在中央委員會安插一名女性，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不但得以恢復黨籍，更一舉登上職涯頂峰。
阿魯圖尼揚發現，這套敘事無法令她滿足。這在她聽來不只是一齣、而是兩齣爛戲：一齣關於不幸的戀人，另一齣則是關於一個英勇到無法想像的男人。這時她閱讀的已夠多，知道拷問、羞辱和威脅的體系足以讓最傑出的菁英屈服，當今這一代人沒有立場去論斷他們。
這時是一九七○年代初期，在阿魯圖尼揚成為專業心理學家之前，但她無須接受特殊訓練就能看穿家族神話。這一切都是補償作用。瑪雅愛自己的母親，她需要一個夠壯麗的故事來彌補母親的背叛。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奪走了瑪雅的父親―而且是兩次：先是譴責他，然後又抹滅他留下的一切痕跡。她也一再拋棄瑪雅，首先是在嬰兒時―一九二五年那張美麗的照片拍攝於柏林的兒童之家，當父母親出外團結全世界無產階級挺身抗爭，小女孩就被安置在那兒。照片背後字跡完美的文字說明寫著「親愛的母親，親愛的女兒」（Liebe Mutter, liebe tochter），讓阿魯圖尼揚看了心碎。當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前往遠方的城市教書，她甚至沒說再見―她就這樣消失不見。沒寄過一封信，只有一則匿名訊息提到瑪雅的母親「一切安好，在不同城市生活。」如此巨大的創傷需要同樣巨大的神話，因此瑪雅非得召喚出如此英勇的父親、如此長期受苦的母親，他們唯有在她的想像中才可能存在。這也說明了瑪雅為何相信柯爾扎文悲劇而浪漫的詩篇和自己的母親有關，即使故事細節不符。倘若詩人對主角懷抱著這般同情，那她必定配得上。阿魯圖尼揚也是個有愛心的女兒，所以她從不對別人說起自己的疑慮。
＊
這段對話過了二十年後，偏偏就是在慕尼黑一位朋友家的廚房裡，阿魯圖尼揚見到了一位研究地下書刊的歷史學家，他是當今擁有最多自行出版俄文著作的收藏者。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何非得提起那個關於柯爾扎文的詩作〈譚卡〉（Tan’ka）是為她祖母而寫、關於她生平的家族傳說。這位檔案工作者感到好奇。過了一天，他回到那個廚房，告訴阿魯圖尼揚，他查到了那首詩的一份早期手抄本，其中的題贈獻給A．M．潘克拉托娃，也就是她的祖母。他提到這句題贈在後來的傳抄過程都被略去了，以免危害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的家人―阿魯圖尼揚和她的父母親。
瑪雅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可是當阿魯圖尼揚告訴她確認了這首詩的傳說，她雙眼含淚―或許因為這麼多年前她對女兒說的話女兒都還記得，也或許因為女兒終於相信了她。
瑪雅在一九九九年去世。阿魯圖尼揚在她的文件中找到了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的日記。瑪雅向女兒引述過日記裡的句子，但從不讓女兒看，她說日記太私密了。的確如此。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夜）
我們才剛分開，我像隻鳥一樣飛回房間裡，這麼難以置信、瘋狂、不合情理的快樂。
」為何我這麼愛你？「他問：」為什麼見到你讓我這麼快樂？「
」真的嗎？「我問。我還不能相信，但我感覺得到愛火席捲了我。
我們正站在樓梯上，討論黨的事業。
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終其一生都懷抱著這份愛，如同瑪雅所言。她後來的筆記包含了一連串按照時間順序無疾而終的風流韻事。「格里絕不會做這種事，」她會寫下這些話，斥責某個可能的追求者，將對方和已故的丈夫相提並論。「不，他不是格里。」她也寫下這些話，排除另一個人。
阿魯圖尼揚請求一位精通史達林時代檔案的密友，為她查閱祖父案件的卷宗。她給予他為了這一目的聘請律師的權力―直到此時，查閱檔案的權限仍僅止於家族成員。
一切全都查證屬實。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維奇完全是瑪雅故事裡的那名英雄。他不曾牽連他人、不曾喪失尊嚴、從未向拷問者退讓一小步。他的審問紀錄千篇一律：
「我認為提到別人名字是不適當的。」
「我否認。」
「檢察官和調查員會關注行為，而不是意見及動機。……我不認為有必要為了意見而作證。」
「我不記得了。」
「我不會說出任何人的名字。」
「這是謊話。我不知道有這種團體。」
安娜．米哈伊爾洛夫娜探監搶救失敗，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也證明屬實。她受黨指派，試圖勸誘意識型態不受約束的分居丈夫回到黨的懷抱。他暫時獲釋，由她監護。兩人在一間旅館裡共度三、四個晚上，直到不可調和的意識型態歧異將他們永遠分離。阿魯圖尼揚的朋友甚至得以複製照片―兩次逮捕時拍攝的臉部特寫。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維奇容貌英俊，有著鮮明的五官和滿頭的黑色捲髮。他長得完全不像柯爾扎文詩中那個「瘦巴巴、戴眼鏡的猶太人」。關於他還有些稀少卻更精準的描述，包括流亡革命家維克多．塞爾日（Victor Serge）回憶錄裡的這段話：
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維奇．雅克文，年方三十，從德國回來，剛寫成一本關於該國的精彩著作。他是一位體育熱衷者，智能總是保持敏銳，長相俊美，魅力自然洋溢……
智利作家羅伯托．博拉紐（Roberto Bolaño）也在他的史詩小說《二六六六》裡，讓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維奇客串了三行：「格里高利．雅克文―當代德國史大專家。」曾經見過在世時的格里高利．雅可夫列維奇的最後一人―瑪雅―去世後數年，阿魯圖尼揚終於得以看清楚祖父的面目―從她的歷史學家朋友研究過案卷後寫下的一篇學術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