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贊計畫（Plan Voisin）模型。瓦贊計畫是柯比意著名的巴黎市中心都市計畫，他將三百萬人口集中在數棟摩天大樓中，城市的中央為商業區，非常烏托邦式的都市計畫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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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該怎麼設計？城市設計又該服務誰？我們往往對於自己居住的城市有諸多不滿，而想像某種烏托邦的都市型態，「如果我住的城市像那樣，那該有多好啊！」自從19世紀，西方國家在工業化及都市化急速進展後，擁擠喧囂的大都會出現了諸多問題，從而出現了眾多的烏托邦式的都市理論，試圖紓解這些跟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疑難雜症。在20世紀中葉，多數前殖民地脫離殖民之際，前殖民地為了「趕上」西方的社會經濟發展，也多挪用從西方工業化與殖民經驗發展出來的都市理論，來建設自己新獨立的國家。

然而，在這些借用、挪用的過程中，烏托邦的都市理論往往「變調」，想像趕不上實際，規劃與人們實際生活往往出現鴻溝。為什麼會這樣？在下文中，我試圖用兩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例子來思考這個問題，兩者皆是前殖民地、非西方國家，兩者皆在戰後試圖用西方的都市理論來建設國家、發展經濟，但兩者的烏托邦想像，卻都變了調。

一是印度旁遮普邦的昌迪加爾，由瑞士法裔現代主義大師柯比意與其團隊設計，在脫離英國殖民後，現代主義的都市規劃在印度出了什麼問題？另一是台灣新北永和失落的「田園郊區」，融合了英式的烏托邦「田園城市」與美式郊區，為何在戰後台灣行不通？

印度昌迪加爾：現代主義規劃的後殖民矛盾

昌迪加爾是在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創傷中所誕生的。1947年8月14-15日的午夜，英屬印度正式結束，印度與巴基斯坦獨立建國。在當數喜慶的日子，卻因為前英國殖民政府熱愛將殖民地社會分類歸檔，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身分區別在殖民期間越加明顯，在解殖之際，決議將整個南亞次大陸根據宗教信仰一分為二，印度歸屬於多數的印度教徒，而少數的穆斯林則分配到西巴基斯坦（今巴基斯坦）與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

1947年獨立之際，八千八百萬人受到影響，一夕之間數百萬人發現自己身在錯誤的區域，一千三百萬人流離失所，而約一百萬人在邊境宗教衝突中被殺害。印度國父甘地的「統一印度」夢碎。

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Punjab）也被一切為二，原本的首府拉哈爾（Lahore）位於巴基斯坦側的西旁遮普，所以新的印度政府必須為在印度側的東旁遮普邦設立新的首府，並想辦法安置從巴基斯坦湧入的難民。昌迪加爾於是誕生。

設計旁遮普首府，成為首任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就任後的首要任務之一。至於這個首府要設計成什麼樣子，也被賦予了後殖民印度國家形象與發展模式的重要指標的任務。

1947年，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分裂為巴基斯坦及印度聯邦兩個獨立國家。原旁遮普邦首府拉哈爾（Lahore）成為巴基斯坦領土，印度政府急需尋覓一個新首府，最終選擇昌迪加爾擔任此重要任務。

對於獨立後的印度該如何發展，尼赫魯的想法不同於他的恩師甘地。甘地受到如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托爾斯泰（Leo Tolstoy）等反工業化、反資本主義思想家的影響，認為印度應以農立國、保有鄉村的社會形式。尼赫魯則不然，他內化了殖民母國的西方發展模式，認為印度應該積極地現代化、工業化、發展福利國家，這樣才能擺脫西方霸權、讓印度重返強國之列。尼赫魯認為，印度就是因為多世紀以來長期停滯不前，才會淪落為英國殖民地。

在這樣的思想之下，尼赫魯認為新的旁遮普邦首府昌迪加爾，也必須借助西方的模式，建造一個與古老印度截然不同的現代都市形式。雖然這套國家發展模式今天我們看似習以為常，這卻埋下了昌迪加爾設計上的自我矛盾：尼赫魯崇尚的、以西方為中心向外輻散的「現代性」，真的適合印度嗎？與印度風土民情之間是否有衝突？要如何拿捏？

這些問題似乎不在尼赫魯的思考之列。他指派了手下的印度籍技術官僚弗萊徹（Anthony Leocadia Fletcher）負責草擬昌迪加爾的規劃原則。弗萊徹曾在英國留學、服務，並和尼赫魯一樣崇尚西方現代文明。他規劃時，採用了英、美正流行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y）規劃模式。

何謂「田園城市」？在英國及泛西方19世紀急速工業化、都市化的進程中，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諸如大都會中擁擠髒亂的「貧民窟」、傳染疾病、交通壅塞、環境污染等等，從而出現了許多烏托邦式、意圖整治工業都會亂象的都市規劃想像，而英國社會理論家霍華德（Ebenezer Howard）於1898年提出的「田園城市」是最受歡迎的理論之一。

「田園城市」意圖將人們移出過度擁擠的大都會，在都會與鄉間之間創造一個中介帶，一串位於田園之中小城鎮，每個城鎮有一個中央的公園，圍繞著低密度的住宅與花園，而最外圍才是工業帶。此田園城鎮帶由鐵路連通，向內可通勤至中心大都會、向外則連結到鄉村的農業帶。在霍華德提出這樣的構想後，大受英美都市規劃者的歡迎，在20世紀初如英國的萊奇沃思城（Letchworth）、韋林城（Welwyn），美國紐澤西州的雷德伯恩（Radburn）社區都是由根據這個構想設計。當今我們熟悉的美國「郊區」（suburbs）也是「田園城市」的變體，而英國戰後1946年的「新城鎮法案」（New Towns Act）也是根據此原則。弗萊徹構想昌迪加爾時就是受此影響。

弗萊徹雖然因為與昌迪加爾的官員意見不合、被移除職位，但在他離開後，他的田園城市構想仍被保留。1949年，昌迪加爾的官員邀請美國建築師梅耶（Albert Mayer）和馬修·諾維奇（Matthew Nowicki）接手設計，構想了第一代的計畫。這個計畫是根據田園城市的原則，將城市由放射狀的環狀道路分割為多個「超級街區」（superblocks），每個「超級街區」基本上就是自成一體、擁有各種設施及住宅的「都會村莊」（urban village），類似霍華德的「城鎮帶」。這個計畫還融入了「印度性」，建築上有印度樣式的影響，而每個超級街區內的巷弄街道則設有各種攤販，類似印度傳統的市集。不幸的是，1950年馬修·諾維奇墜機身亡，昌迪加爾的官員必須再尋新的團隊。

在一波三折後，昌迪加爾的官員先是找到了在西非事業有成的英國夫妻檔傅萊（Maxwell Fry）和珍·德魯（Jane Drew），但因他們尚有其他案子，只答應負責設計住宅部分，最終找到了瑞士法裔現代主義大師柯比意來操刀，做整體規劃。

印度昌迪加爾：柯比意霸氣降臨！

柯比意此時已經進入事業後段，在領導了國際現代建築協會 (CIAM）、完成了例如薩伏伊別墅（Villa Savoye）以及馬賽的統合住宅（Unité d'Habitation）等經典巨作後，已然是現代建築界第一把交椅。

空降印度時，雖然他仍抱有遠見，但多年來的執業已經讓他氣餒、憤世嫉俗，因為他的理想必須不斷與「貪婪和圖利」妥協，與他認為的「基本的事實」（或言「真理」）已經脫節了。他來到昌迪加爾的原因，除了參與印度建國這個難得的機會以外，還希望從印度這古老國度找回建築的初心。如果印度總理尼赫魯對於西方現代性持有某種對於「他者」的浪漫想像，那柯比意對於印度則同樣是抱有對「他者」的東方主義情懷。兩者彼此「他者化」，也就埋下了昌迪加爾自我矛盾的種子。

據說柯比意在48小時內，就完成了昌迪加爾的基本計畫。他保留了梅耶基本的架構，卻把扇形環狀的設計硬生生地「掰」成筆直，變成他招牌的棋盤網格狀都市設計，並把田園城市的「都會村莊」改稱為「部門」（sector），頗具科學理性技術官僚的口吻。每條街道也依照功能區分，類似於他早年光輝城市（Ville Radieuse）和當代城市（Ville Contemporaine）的概念。他也將整體規劃瞬間砍了2成面積，也就是增加了2成密度，花園城市變成了更密集的城市。他也將首府建築群（Capitol buildings）作為「頭」，放置到城市北端，以喜馬拉雅山脈作為背景。

美國建築師梅耶原本的昌迪加爾設計圖，可以看出明顯的扇形展開。圖／​Chandigarh Museums

柯比意的昌迪加爾設計圖。與梅耶的設計圖相比，柯比意將原本扇形環狀的設計硬生生地「掰」成筆直，變成他招牌的棋盤網格狀都市設計。圖／​FONDATION LE CORBUSIER

柯比意宣稱他規劃符合印度民情，他在抵達印度後，觀察到人們幾乎都是步行，鮮少車輛。他批評殖民時期埃德溫·魯琴斯爵士（Sir Edward Lutyens）設計的首都新德里，寬敞的輻射狀大道只思考到軍隊遊行或是馬車行進，沒有思考到印度本地的行人，他的設計則以行人為中心。但看他的設計圖就可以發現，柯比意仍無法放下他對於汽車的執念，設計仍是「以車為本」。他向來就對汽車著迷，在他的《走向新建築》一書中，就曾出名地將汽車與希臘帕德嫩神殿並置，認為汽車是現代工藝標準化的極致表現，一如帕德嫩神殿之於古希臘。他的都市設計，包括昌迪加爾（雖然他宣稱不是），也都是以汽車通勤為中心來思考。

柯比意喜歡密度，他認為現代人就應該住在高樓裡，因此他提議不管是首府的秘書處大樓（Secretariat）或是主宅區都應以大樓為主，住宅大樓是根據他多年來發展的「統合住宅」（Unité d’Habitation）為藍圖，但負責住宅部分的夫妻檔傅萊和珍·德魯則不同意，堅持仿造他們在非洲的經驗，設計遮陽、通風的低層住宅。柯比意在氣餒之下，退出都市本身與住宅區的規劃，將他的注意力完全轉移到首府建築群的設計上，都市內部的住宅群就完全由傅萊和珍·德魯操刀。

他所設想垂直的秘書處大樓也被官員打回票，於是他將此大樓「倒下」，變成水平，並且將計就計，將整個首府建築群與都市本身切割，他在首府建築群與都市本身之間興建了人工土堆，遮住了望向都市的視野，於是首府建築群南邊有土堆、東邊有一座湖泊、北倚喜馬拉雅山，變成了自成一體的秘密花園。

昌迪加爾秘書處建築。圖／Sanyam Bahga

首府建築群的幾棟主要建築，如秘書處、議會（Assembly）及高等法院（High Court）是昌迪加爾最著名的地標，這是一個地景設計，也就是建築間的相對關係極為重要。平面上是以黃金切割作為分佈比例，而此比例又再被運用在個體建築上。而個體建築又以高等法院為例，其平面（plan）直接鏡射為立面（elevation），而立面又鏡射在法院前的水池上，一切極為工整，卻又有某種超現實感。此建築群以柯比意擅長的鋼筋混凝土興建，立面的網格是一個個「遮陽版」（brise-soleil; sun breaker）的模組，是現代主義「熱帶建築」常使用的套式。方格的模組、黃金切割的比例分佈、以及都市本身的棋盤狀，在在顯示柯比意如何將「理性」秩序施加於他認為「不理性」的地景上。

昌迪加爾高等法院建築，參考帕德嫩神廟的黃金比例，平面直接鏡射為立面，立面又鏡射在法院前的水池上。圖／Vikas Singh, Tripadvisor

但此建築群也不是都是方方正正，因為鋼筋混凝土的可塑性，一些「印度性」的元素也被加諸其間，例如高等法院及議會建築上捲式的飛簷，似乎靈感來自印度帝國時代帝王的陽傘（parasol），而議會屋頂上著名的兩個雙曲拋物狀的塔，不僅靈感來自現代發電廠的冷卻塔，也可能來自柯比意執著的、在印度隨處可見被視為神聖的牛的牛角。這些似乎是柯比意加入的具象「印度性」。

昌迪加爾首府建築群的議會建築。圖／ Tanweer Morshed

那真正在昌迪加爾生活的人呢？雖然為了大興土木剷平了許多小村莊，柯比意似乎刻意將首府以北、與喜瑪拉亞山山麓之間的一個小村莊Kansal給保留了下來。他時常進這個村莊素描、拍照，他甚至在日後出版的《作品全集》中，放入了許多村民在首府興建時工作的照片，包括了一名頭頂著一籃砂石的Kansal女子。他雖然是現代化的推動者，卻似乎刻意在首府建築群這「私密花園」旁，保留了一個不被現代化的「淨土」。他稱印度人為「貧窮但勻稱」（poor but proportioned），一種盧梭式的「高尚野蠻人」。

在昌迪加爾首府建築群施工期間，一位女子頭頂砂石的照片，1956年由柯比意拍攝。圖／Lucien Hervé,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os Angeles. © J. Paul Getty Trust

這也就是昌迪加爾的矛盾。一位歐洲來的建築大師能夠決定誰現代化、誰保留原始。而被現代化的部分，如昌迪加爾的網格城市，卻也沒有全然考量到市民需求，直至今日印度的汽車持有率仍然很低，但城市卻是以車為本來設計，以致行人、嘟嘟車使用寬敞林蔭大道的奇異現象。柯比意與其團隊在設計時，也沒有全然考量到都市成長的速度，導致今日的昌迪加爾遠遠擴張到設計預想之外，導致出現了現代都市計畫本來要解決的貧民窟等問題。總理尼赫魯的現代想像，與柯比意的印度想像的衝突，似乎揭示了許多後殖民國家發展中的矛盾。柯比意設計的首府建築群仍然在建築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也成為了著名的地標景點，但或許，如果梅耶原本設計的「都會村莊」計畫能被實現，而非空降一位「大師」來設計，可能更能符合印度的後殖民狀況。

新北永和：失落的田園城市與美式郊區

雖說未實現的「田園城市」式的規劃可能可以在印度昌迪加爾成功，但未必能在其他脈絡下成功，其中經典的失敗案例就是台灣新北市的永和區（原台北縣永和鎮／市）。

永和自中和分出前，根據霍華德所提出「花園城市」概念進行都市計畫。此圖為俯視永和市仁愛公園。圖／維基共享

今天有去過永和的人，應該很難形容它為「田園城市」。擁擠的中、高層水泥房屋加頂樓加蓋、幾乎沒有什麼綠地、混亂的交通、以及常讓人鬼打牆似乎沒有任何邏輯的「八卦陣」蜿蜒巷道。在沒有考究下，似乎會以為這是沒有規劃、有機發展出來的都市型態。如果從台北市駛進永和，不禁讓人懷疑：為何只隔著一條新店溪，台北看似井然有序，而永和卻是雜亂無章？

其實永和原本是有都市計畫的，只是跟台北市的都市計畫邏輯不同。台北市主要的形式是由日治時期1905年「市區改正」後，將清代三街市—艋舺、大稻埕、城中—由抽象理性的網格連結起來，並在1932年將幾條橫向主幹道往東擴張（如今南京、忠孝、信義等路），再加上新創的幾條縱向幹道（如今建國、復興、敦化等路）形成主要的路網，戰後也是根據此藍圖擴張，因此形成了大致的棋盤式網格。

但戰前的永和區域只有低密度的聚落，戰後統計約只有七千多名居民。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需要安置從中國來的軍民，於是永和人口急速增加。1955年，國民政府在美軍顧問團的幫助下，欲創造一座約3萬人的台北郊區衛星城市。此計畫混合了美國郊區與前述英國「田園城市」的形式。其中採用英國田園城市的元素，包括了以公園綠地為中心，周圍圍繞住宅，永和原本規劃公園綠地佔總面積九分之一之多！而採用美國郊區的元素，則包含了區劃（zoning）、鄰里單位、道路層級、以及囊底路（cul-de-sac）。而俯瞰設計圖，則可以看到蜿蜒的道路確實是仿造美國的郊區，預想是讓居民可以開車行經蜿蜒的綠意，像在自然地景中一般，離開都市喧囂。

1955年的永和都市計畫，採用英國田園城市的元素，包括了以公園綠地為中心，周圍圍繞住宅。圖／地圖會說話

然而，與昌迪加爾相同的問題是，在對於西方都市規劃型態要解決的社會經濟不全盤了解，而一味只是抄襲形式的情況下，這樣的都市計畫必然失敗。不管是英式田園城市還是美式郊區，都是為了要解決工業化、都市化後大都會過度擁擠的狀況。所以這樣的進程是：「先由鄉村移入都市」（都市化）再「由都市移往郊區」（郊區化）。

但是台灣在1950年代甚至還沒有工業化，更不用說都市化，所以在都市化前就興建永和「田園郊區」，是違反了英式田園城市與美式郊區的規劃邏輯。所以當台灣1960年代後經濟起飛，開始快速工業化、都市化後，此時人口才快速湧入大台北地區，於是原本的永和「田園郊區」，反而變成了外地人來台北打拼的便宜落腳處了。

另一方面，霍華德的「田園都市」是一種社會主義式對於資本主義的矯正，「田園都市」並非空有形式而已，而是要配合政府法規控制土地使用、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等等；而美式郊區雖然並沒有要意圖矯正資本主義的問題，但大部分的郊區都有嚴格的區劃（zoning）限制，也就是如果是單一家庭住宅區（single-family zoning），就只能蓋低樓層的單一家庭住宅，即便是私有地也不能隨意興建其他類型的建物。

但在台灣「經濟奇蹟」時期，國民政府的治理只有一個目標：經濟發展，所以不管是工業環境污染、勞工權益，還是都市發展，人治大於法治。於是對於永和也沒有所謂區劃的限制，私有產權者面對湧入的人口，為了圖利，理所當然蓋好蓋滿、能蓋就蓋。

於是永和人口暴增，到了1975年人口已達快14萬人，因為住宅與學區的需求，原本設計的七座公園，幾乎全部被拿來蓋學校或住宅及機關用地，最後只剩一座半：一個是一號公園的一半，現為仁愛公園；幸而完整保存下來的四號公園，是因為在1958年永和鎮從中和鄉獨立出來，剛好落在中和，所以被保留，現為八二三紀念公園。永和的「田園郊區」夢，似乎難以拾回了。

現在的八二三紀念公園。圖／Foxy Who \(^∀^)/ CC BY-SA 3.0

後記

「由上而下」的都市計畫往往與人們實際生活、使用、喜愛的形式相去甚遠，但這是由單一規劃者或單一團隊操刀規劃所難以避免的，一個人／一個團隊可能難以預見所有人的需求，尤其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都市計畫理論大半出自西方殖民母國，雖然這些理論通常宣稱「普世性」，但通常含有西方本身的偏見，或是只適合在西方脈絡下實行。在印度昌迪加爾跟台灣永和的例子中，我們尤其可以看到，在前殖民地或非西方開發中國家，去脈絡化的使用西方現代都市規劃理論，往往會「水土不服」。對於這種都市規劃謬誤的校正，在20世紀中葉後，除了例如美國珍·雅各（Jane Jacobs）提出的人本式的都市主義之外，還有諸如「批判性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等試圖找到更適合後殖民狀況的建築與都市理論。「形式」往往只是表面，而對於社會經濟脈絡的掌握，似乎才能讓都市計畫更能服務到「人」。

延伸閱讀：

Prakash, Vikramaditya. Chandigarh's Le Corbusier: The Struggle for Modernity in Postcolonial India. Seattle;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吳鄭重，《明日田園城市》：中永和、中興新村、花園新城？「橘逾淮為枳」的台灣田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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