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張愛玲，與我的父母
宋以朗
時光匆匆過去，今年已是張愛玲誕生一百週年，而曾經見過她本人的人已是寥寥可數。我小時候在家裏見過張愛玲，所以我會不停地被問及我對張愛玲的回憶。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五四年。當時我只是一個五歲小童，對這位張阿姨沒有什麼印象，也不記得她在語錄裡提到我的事兒：

聽見瑯瑯吃藥：
（一）戴著藥丸如護身符。
（二）想出花樣，有落場勢，好像不是為了加白糖才肯吃。

《張愛玲語錄》倒有我們倆的一個集體回憶：

你們臥室的小露台像「廬山一角」，又像「壺中天地」。

語錄註解說：「五十年代，我們居於北角繼園，父母臥室約三四十平方。一進門，迎面是落地的磨砂玻璃牆，前行數步才見右邊有一道小走廊，拐一個彎便通到露台。露台也由落地的磨砂玻璃包圍，只有打開中層的窗子方望到外面景物。由於露台設計獨特，初入臥室根本不會察覺，仿佛別有洞天，於是張愛玲便有上面的妙喻。」我對這個小露台印象特別深刻，因為我在那裡營建了一個紙製印第安人帳篷，我躲進去就不用理會大人們了！
一九五九年夏，我家從港島北角繼園搬到九龍加多利山。我自己有個小房間，裡面有簡單的床、桌、椅、櫃。櫃子裡有很多書，包括一大堆《秧歌》與《赤地之戀》。這兩本書故事文字，也算是「平淡而自然」，十多歲的孩子也可以接受，我反覆看過多遍，但我沒有追問父母與作者的關係，當然也沒有想到那些由作者親筆簽名的初版書有一天會是價值連城。
一九六一年，張愛玲再訪香港，在旺角花墟附近租了房間，從我家步行過去只需幾分鐘。後來她臨走前退了租，卻發現還有電影劇本未寫好，便來我家借住兩星期。我讓出房間給她，自己到客廳「餵蚊」。她給我的印象很簡單，一個高高瘦瘦的女子，整天躲在房間寫作，偶爾出來一起吃飯，與小孩無甚交流。多年來我不知被問了多少遍對張愛玲的印象這個問題，但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說。
我寫過一篇關於張愛玲軼事的短文說：

張愛玲整天就只神秘兮兮的躲在臥室，即使偶爾同枱食飯，彼此間也靜默得宛如隱修院的院友。她從不挑剔飯菜，胃口也不大，但根據我家老傭人阿妹的暗中觀察，她最愛吃的似乎就是隔夜麵包，大概是有胃病問題。至於外表，她身材高瘦，打扮樸素，阿妹分析說衣服都是她自己裁的，我不肯定是不是，只是印象中沒見過她穿旗袍。記得最清楚的，倒是她深近視又不戴眼鏡，看事物總要俯前── 也許她擔心把我和姊姊混淆了。

這些年來我屢次受訪，講述對張愛玲的印象，也不外乎上面講的那些。
我搜索他人對張愛玲的印象，希望可以引發出我自己的記憶。
例一：曹可凡在《我認識一些深情的人》引用白先勇回憶張愛玲與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王禎和、殷張蘭熙等人的一九六一年台北宴會：

白先勇先生記得，那天和張愛玲的聚餐安排在西門町附近一家名叫「石家」的蘇州菜館……她身穿素淡的旗袍，但隨身帶著一件暗紫色綢緞棉質外套，特別顯眼……

那晚，白先勇先生與張愛玲相鄰而坐。「張愛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話說得字正腔圓，特別是捲舌音很有北京味兒，這或許與她曾經在天津居住過有關。她的眼神因近視略顯得有些朦朧、迷離，一旦特別關注你，便馬上目光如炬，仿佛有兩道白光直射而來，難怪她觀察周圍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徹、深刻。」
例二：於梨華在《華麗與蒼涼──  張愛玲紀念文集》說：

記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暗灰薄呢窄裙洋裝，長頸上繫了條紫紅絲巾。可不是胡亂搭在那裡，而是巧妙地調諧衣服的色澤及頸子的細長。頭髮則微波式，及肩，由漆黑髮夾隨意綰住，托出長圓臉盤。眼珠有點突，沒戴眼鏡（通信中知道她戴眼鏡的），想必有隱形鏡片，所以看人時半抬下巴，半垂眼瞼。我不認為她好看，但她的模樣卻是獨一無二（one of its kind）。

他們的文采與觀察能力比我好得多，可惜我的腦子還是一片空白。
其實我有什麼印象不是要點。這個故事裡的三個主要人物是：張愛玲、我父親宋淇與母親宋鄺文美。他們三位的故事很簡單：張愛玲在一九五二年九月為完成學業從上海來香港，她在報紙上看到美國新聞處的招聘海明威《老人與海》翻譯者廣告便投了簡歷，結果被選中，因而結識時在美新處翻譯部的宋淇，後來有在一個社交場合又結識了宋鄺文美。一九五五年，張愛玲移民到了美國。當時我父親是國際電影懋業公司的製片主任，張愛玲在我父親的介紹下，先後為公司寫了幾部電影劇本。一九六一年十月，張愛玲來香港寫劇本賺錢。一九六二年三月，張愛玲回美，三人終身沒有再會面。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在美逝世，遺囑簡單地說：「我去世後，我將我擁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給宋淇夫婦。」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宋淇在港逝世。二○○七年十一月，宋鄺文美在港逝世。
二○○三年，母親中風，我從美國回來香港照顧她。她的最後五年，我總算陪她渡過了。最初我只是負責整理張愛玲的合約，給她逐一簽好，然後歸檔。
投入之後，我很快得了「十萬個為什麼」病。為什麼張愛玲會將遺產全部留給宋氏夫婦呢？她的親戚們怎麼樣啦？為什麼張愛玲遺物裡有完成但未出版的作品（如《小團圓》）？要不要替她出版？那些未完成的作品（如〈愛憎表〉）呢？〈色，戒〉女主角原型是否民族女英雄鄭蘋如？張愛玲有沒有到台灣採訪過少帥張學良？《同學少年都不賤》不能出版的「毛病」是啥？這些都是人家不停問我的問題。
我轉問我母親，她只說不記得叫我不要煩她。幸好母親有告訴我所有問題的答案都在家裡一箱箱的書信裡面。我搜遍全家，找到四十一年他們三人寫的七百多封信，洋洋共六十多萬字。這些書信好像結成一個普通法的法律系統：案例都有據理，差不多凡事都引用先例。看完這些信，我開始有信心處理張愛玲的遺產。
其中張愛玲在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信中說：「如果我的錢有剩，那麼（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請高手譯，沒出版的出版了……（二）給你們倆買點東西留念。」
翻譯作品倒是容易。這些年，張愛玲的作品已經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意義大利文、西班牙文、波蘭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日文、韓文、越南文等。她的英文作品《雷峯塔》、《易經》、《少帥》也翻譯成中文。出版了生前沒出版的作品有〈重訪邊城〉、〈異鄉記〉、〈愛憎表〉、《同學少年都不賤》、《小團圓》。
「給你們倆買點東西留念」則是靦腆的張愛玲不願意點明。她想表達的是，她知道我父母的身體都不好，叫他們拿錢去用，但她又不好意思直接說出來，所以變成吞吞吐吐。看到這裡，我真的很感動。
二○一○年，我從他們三個人那七百多封信件中選出部分內容，編成《張愛玲私語錄》，出版準則以反映友情為主。通過這些書信，我希望能解釋清楚他們三個人的友誼。我看過不少張愛玲傳記，大多鮮有提及我父母，即使提到，有時也是負面的。這顯然跟我在信裏讀到的內容背道而馳。我出版《張愛玲私語錄》，主要目的正是要糾正這些謬誤。
以我自己來說，我周遊列國多年，每處都不會久留，所以我沒有一個四十年朋友，更遑論跟人有六十多萬字的通信。對我來說，張宋書信是一個奇蹟。
對張愛玲研究者來說，張宋書信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有極高學術價值。不妨舉一個例子：一九八三年，張愛玲出版《惘然記》，她在序中說，「〈色，戒〉〈相見歡〉〈浮花浪蕊〉都是一九五○年間寫的……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甚至於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偏偏她就是沒有解釋震動驚喜何來，造成外界不少爭議。張宋書信裡就有詳細的解釋討論。
一般而言，作家要反駁評論者是不容易的，像羅生門一樣，大家也不知道誰的版本才是真相。即使張愛玲想說自己沒有那個意圖，別人還是可以說她抵賴，甚至說她潛意識的確如此。但張宋書信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創作過程有大量書信文獻佐證，一切「作者意圖」都可考本溯源，有力限制了評論者的胡亂猜測，也許是中外文學史上一個罕例。文學研究者若沒有充足的第一手資料，隨時便會犯下閉門造車的毛病，可以錯得很厲害。現在寫關於張愛玲的人越來越多，因為張愛玲的作品有市場，連帶寫她的文章也有市場，所以我覺得，現在更有必要把書信這類第一手材料公開。
但書信不可以解答所有問題。例如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信提起《小團圓》：「這篇小說時間上跳來跳去﹐你們看了一定頭昏﹐我預備在單行本自序裡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她沒有寫過這篇自序，所以這是一個謎。但我寧願張宋書信不是一本無所不知的天書，這樣張愛玲的傳奇才可以永遠繼續。
張宋書信集計劃於今年出版，剛好是張愛玲誕生一百週年。然後我這個張愛玲遺產執行者也終於可以隱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