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二十歲的大學生，在香港主權移交前的一年出生。作為在中國管治香港下成長的一代，我對香港殖民地年代的英國管治沒有絲毫記憶，「香港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從小到大我被體制灌輸的金科玉律，「中央給予香港落實一國兩制保障繁榮安定」也是當權者視為理所當然的論調。然而，回顧主權移交二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拒絕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承諾實現普選，視國際條約如無物，引致民主進程停滯不前；同時，高度自治受到中共政權所破壞，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危在旦夕，香港教育和傳媒界分別受到中國政府和紅色資本干預，出現了大陸化的趨勢，實在教人心憂。 如今，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司法獨立、程序公義、三權分立，隨著香港邁向選舉式威權政體，如民選議員被取消資格、批評中共書商被失蹤至中國大陸等事件漸漸消逝，累積了港人躁動不安的情緒，還有新一代投入社會運動守護核心價值的決心，終引致青年抗爭在過去五年成為舉足輕重，影響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關鍵歷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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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思潮的成立就是要嘗試打破規範，向社會吶喊：即使尚未成年的學生也是社會公民，有權利和責任透過行動促使社會變革。 起初組織遊行集會只得二百人參與其中，在街頭派發單張發表演說，亦沒有甚麼傳媒報導和公眾關注，大家亦不把中學生「反對國民教育科」的訴求當作一回事。歸極究柢，年紀輕輕缺乏經驗還是其次，更重要的問題在於，體制給予中學生的期望，在公開考試取得優秀成績，接著順利進入大學知名學系（所以，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裡，最受學生歡迎的秘目還是工商管理），可見香港考試主導的填鴨式教育何其可怕。 教育體制告訴我們，只要青年人能夠向上流動，在大學畢業以後成為中產階層或專業人士，便能貢獻社會，也從不會鼓勵十多歲的中學生參與政治。然而，作為基督徒，我回想起聖經提到「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也確信學民思潮的成立就是要嘗試打破規範，向社會吶喊：即使尚未成年的學生也是社會公民，有權利和責任透過行動促使社會變革。 五年前，在政府計劃於新學年落實國民教育前夕，我們聯同傳媒掀發國民教育官方教材赤裸裸地表明「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和團結的執政集團」，結果引來社會極大的輿論反彈，對洗腦教育敬而遠之，最後，我們靠著學生無窮無盡的精力和決心，在暑假的最後數天發起中學生絕食，嘗試喚起道德感召，終在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促成十二萬人的公民抗命集會，成功迫使政府擱置國民教育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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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會的未來屬於青年人，這個社會的政制發展與我們息息相關，青年人也不能再任由親共精英階層定奪我們的未來。 香港的特首，本來應該向香港人問責，但「小圈子選舉」的篩選制度，卻引致這位行政機關首長，往往只向共產黨投誠，附和中國政府破壞香港核心價值，不斷拖延香港的普選進程和時間表，促使邁向民主終是遙遙無期。正因如此，學民思潮在四年前投身民主運動，便呼喚社會大眾應以更進取的策略，製造壓力施予中共政權：若然過去香港人只是循規蹈矩爭取普選，如今就應以公民抗命的佔領行動推動民主運動。 一直以來，政制改革的討論，好像只是政客和官僚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恍惚並非精英階層年過半百的政圈中人，就難有甚麼位置表達普選訴求，但既然社會的未來屬於青年人，這個社會的政制發展與我們息息相關，青年人也不能再任由親共精英階層定奪我們的未來。更甚的是，推動公民抗命和街頭佔領，的確有機會被捕、留有案底甚至坐監，但對比起年長一輩的家庭、事業和經濟壓力，學生參與其中還是有更少包袱，這就更能反映出學生推動非暴力公民抗命的獨特角色。 自此，學民思潮就積極推動公民抗命，透過發動中學和大專學生罷課、八十萬人參與民間公投、還有三十萬人參與的遊行，從而累積民氣表達香港人對實現普選的清晰訴求，並為來年佔領行動作好準備。隨著中國的「全國人大代表會議」的橡皮圖章通過決議，表明只有中央屬意的政治人物方能成為特首候選人，引致香港人極其失望。相對來說較無後顧之憂的學生，就擔當著推動公民抗命的先鋒角色，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透過抵抗終於催生了雨傘運動。 二零一四年那場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創造了香港歷史，過百萬香港人抵禦著催淚彈和警察暴力，以和平和非暴力的原則，佔據香港政經命脈的主要幹道，向國際社會展現香港人爭取普選的決心，展現香港人性光輝的一面。雖然雨傘運動可說是自八九年天安門學運以來，中共領土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這仍不足以讓香港實現普選，反映當下香港人所擁有的議價籌碼，仍不足以撼動全世界最大的威權政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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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成功證明自己不僅是所謂的經濟動物，而是渴望和嚮往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公民。 落實普選遙遙無期，在雨傘運動告終以後，目睹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政府視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如無物，漠視《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單憑一國兩制能否保障香港高度自治，實在讓人抱有疑問。昔日，香港人面對稱之為「九七大限」的「香港前途問題」，大家相信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落實「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能夠讓香港邁向民主實現長安治久。如今，「五十年不變」只餘下三十年，一國兩制不斷消逝，甚至已被定性為名存實亡，只讓我們年輕一代，憂心香港在《中英聯合聲明》於二零四七年限期屆滿以後，淪為一國一制的終局。 繼續推動新世代參政和公民抗命的同時，為了把「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討論帶到主流政壇，我便與雨傘運動學生領袖羅冠聰和周庭成立青年政黨「 香港眾志」，主張香港人民根據民主原則透過公投自決定奪《中英聯合聲明》在二零四七年限期屆滿後的香港政治地位和憲法。組黨投入競選的路絕不易走，作為未達法定年齡參選的政黨領袖，只能全心投入羅冠聰的競選工程，最終憑著繼承雨傘運動的信念打動人心，把雨傘精神從街頭帶到議會。年僅二十三歲的羅冠聰成功當選，成為香港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為民主自決的政治路線定下基礎。 二十年前主權移交，沒有香港人認為高中生能夠領導一場佔領運動，亦未曾預料過大學生可以勝任立法會議員一職，更不會想像過一場創造香港歷史的雨傘運動，但至少香港人成功證明自己不僅是所謂的經濟動物，而是渴望和嚮往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公民。所以，回想六年前，我在機緣巧合之下投身反國教運動，如今經已全身投入民主運動，在政壇面對更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並為著自決運動打拼，實在是一場難忘的旅程。未來的旅程會何去何從，實在不得而知，但在香港「一國兩制」和《中英聯合聲明》只餘下三十年大限之際，我只寄望能夠不忘初衷地抗爭下去，即使面對全世界最大的獨裁政權，民主的路絕不平坦，但我仍希望在二零四七年的時候，當我年屆五十歲的時候，自豪地告訴香港的下一代：過去五十年，我也曾經在我們所出生、成長和所愛的城市裡，為著民主而努力打過美好的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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