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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廿一世紀，我們若不考慮中國的崛起，就無法討論亞洲主義的未來。史峻的這本著作透過探究中國亞洲主義的系譜為此做出巨大的貢獻。本書譜寫了關於二戰前亞洲主義發展的傑出歷史，對於了解竹內好等學者意圖修正亞洲主義的嘗試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二章 輔車相依：日本中華街的儒家亞洲主義

說是優勢也好，阻礙也罷，帝國主義研究往往能假定某一個歐洲大都市為帝國中心。晚清中國處於一種半殖民狀態，與其他多數殖民地不大相同，但保有許多殖民地最不幸的特徵。雖然名義上始終是獨立國家，從未落入單一殖民帝國統治，但中國確實受害於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如其他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向大都市聚攏以教育新一代青年、傳授現代化知識，讓他們準備好對抗帝國主義。但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中國可在多個帝國中心之間進行選擇。所統轄的殖民地近在咫尺的日本也是一個特例——不久前也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且依然受西方帝國威脅，俄羅斯帝國擴張的威脅尤甚。中國與日本雖在一九○○年以前皆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但兩國知識分子都有感於西方帝國主義對其主權是如何虎視眈眈。儘管一八九四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向日本求援仍是中國知識分子自然而然的選擇，而他們在日本也受到盛情接待。

創立於橫濱和東京的大同學校，象徵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努力，透過融合民族主義儒家思想和西方傳入的新知識，抗衡西方帝國主義帶來的危機。由於在中國難以推行有意義的改革，知識菁英轉而來到日本，在此既可有效學習所謂的新學，也能培育新一代知識分子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又不至於讓新青年投向西方。在日這幾年，維新派知識分子在語言中使用的日語新詞增加，也進一步突顯他們的著述中多有日本流行的思想觀念。不過，這並不是單向的。這幾年是一段中日菁英合作的時期，有些明治知識分子曾經呼籲「脫亞」，把亞洲視為過去，歐洲才是未來。而今知識分子拋下「脫亞」口號，共同想像一個既亞洲又現代的未來。這點尤其可見於橫濱大同學校的創立及早年發展。本章雖然仍以維新派與日本菁英的對話為主軸，但把焦點轉向他們如何在日本倡行儒家中國教育，把大同學校視為中日合作的場域進行考究。

我在本章考究提倡中日團結的現代儒家亞洲主義之相關論述。這種論述在世紀之交最為盛行，雖然在此之前就已經存在，到一九二○、三○年代乃至於第二次甲午戰爭期間，也仍透過華人亞洲主義團體持續發揮作用，但在日創辦維新學校是這種型態的亞洲主義的最佳範例，呈現中日菁英如何透過合作對話建構觀念。這些論述雖然很多可以解讀成中國人對日本東道主的口頭承諾，但其中的政治言論也在中國青年心中扎下根基，新一代知識菁英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選擇採納導師的教誨和著述中的革命元素。

新世代生活在這個國際合作的關鍵時期，觀念和身分認同傳承給新一代之際也不免發生變化。我認為大同學校可說是中日知識分子合作的具體產物，不只用於教育學生的民族主義和亞洲主義觀念及身分認同，也是在協力合作下為救中國和東亞於西方帝國主義之害的認識論產物。這些救國的努力結合現代特質的儒家教育為核心，造就一群具受害者意識的民族主義青年，呈現出亞洲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這段時期是一個大合作時代。正如同一名日本報刊記者用上另一個古典成語對兩國當代關係的形容：「中日兩國一如輔車相依。」

這些學校與眾多中日菁英有顯而易見的關聯和重要性，但關於初始幾所大同學校的文獻卻很有限。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大部分紀錄連同橫濱總校全毀。本章所使用文獻主要來自報紙、期刊和書籍刊載的內容，以及數本回憶錄和一八九七年創校後幾年間校方寄出的未發表書信。

維新派與東亞同文會

如第一章所示，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試圖以明治維新為範，重建中國的政治體制，但亂無章法的努力以失敗告終。與日本合作的各種可能性在一八九八年浮上檯面，但九月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希望破滅，維新派被迫逃亡，終在日本找到容身之地。他們落腳於橫濱，這是個中日合作的重要場所，直至二戰期間仍持續為兩國公民的合作發揮作用。維新派在日受到款待，部分多虧他們在《時務報》結交的日本朋友，部分歸功於新跨國機構的成立。一八九八年，維新派出逃日本恰逢影響深遠的日本亞洲主義團體——東亞同文會創立。

東亞同文會創立於一八九八年，就在《清議報》創刊號發行的幾週前，往後它將成為廿世紀最知名、最具影響力的亞洲主義組織。其會員組成多元，包含熱衷政治且支持擴張的東亞會、自由派的同文會，以及其他如孫文的朋友宮崎滔天和平山周。會員並不只限日本人。創會成員之一就是康有為的學生，徐勤（一八七三～？），他當時人在橫濱，準備出任新開辦的大同學校校長。這層關聯也許促成了日本菁英對康梁二人的歡迎，也或許可說明東亞同文會與《清議報》的關係。東亞同文會成員定下四條綱領：

　　1. 保全支那。

　　2. 促成支那的改善。

　　3. 討論研究支那的時事以期實行。

　　4. 喚起輿論。

這些綱領顯示出東亞同文會的意旨是單方向的。比起關心與中國知識分子合作，它更關心積極影響中國。維新派來日，帶來一個機會推動這些目標。上言之東亞同文會綱領，很可能會吸引致力於相同目標的維新派。《清議報》在東亞同文會支持下創刊，旨在喚起旅日中國維新派的興趣，編輯群在創刊號提出他們自己的四條綱領：

　　1.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2. 增長支那人之學識

　　3. 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

　　4. 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

與東亞同文會的綱領相比，這幾條綱領明顯更著重於「亞洲」。在日本亞洲主義團體討論中國，以及日本應拿其如何之際，與日本合作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討論的是東亞，以及鼓勵與日本合作。

《清議報》成為東亞同文會早期的重要發聲管道。在第一期第二十三頁，東亞同文會刊出全版廣告，申明上述意向和創會綱領，邀請中國士大夫加入。該段短文再度用上標準的「脣齒」比喻，述及中國和日本久有兄弟情誼，嘆兩國如兄弟鬩牆。文章重點是呼籲重建連結和交流，末尾寫道：「請兩國士大夫，同生於此洲，同志於此時者，贊此意，入此會，以戮力於此。」

也許是突然受到東亞同文會影響，維新派於一八九八年赴日後，著述變得更加傾向亞洲主義，梁啟超因此經常被今日的亞洲主義團體舉為中國重要的泛亞洲主義論者。梁啟超確實為文寫過亞洲團結及與日合作，但和孫文不同，梁氏的亞洲主義意識形態顯見於文章裡，只有在戊戌變法而後的短短幾年間，必須放在時空條件下檢視。梁啟超是在他認為的危機時期，做出向日求援以除中國弊病的合理選擇。總體而言，他始終堅信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才是邁向現代的正確道路，但在其他重要議題上，梁啟超的想法不時有變，晚清末年，他的關注焦點在共和體制和君主立憲制間搖擺不定。泛亞洲主義也是世紀之交這段時間裡，梁啟超考慮過的一條通往現代之路。

第二章 輔車相依：日本中華街的儒家亞洲主義

說是優勢也好，阻礙也罷，帝國主義研究往往能假定某一個歐洲大都市為帝國中心。晚清中國處於一種半殖民狀態，與其他多數殖民地不大相同，但保有許多殖民地最不幸的特徵。雖然名義上始終是獨立國家，從未落入單一殖民帝國統治，但中國確實受害於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如其他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向大都市聚攏以教育新一代青年、傳授現代化知識，讓他們準備好對抗帝國主義。但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中國可在多個帝國中心之間進行選擇。所統轄的殖民地近在咫尺的日本也是一個特...

導論

東亞對亞洲主義的著述流傳從十九世紀開始，彼時看似一統的歐洲勢力，可說對所有人構成威脅。亞洲各國知識菁英在刺激之下，亦思考起應對帝國主義的國際外交策略。其想像中有望結盟合作的國家不斷生變，有時僅包含東亞諸國，有時涵蓋更廣。此時西方勢力聯合，形成一個近乎單一整體的威脅，即便各自祖國持續分裂，甚至相互憎惡，但來到亞洲的歐洲各國商人與軍隊往往選擇彼此照應。儘管曾有多國知識分子提出亞洲團結倡議，但由於日本官方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泛亞洲主義的大力宣傳，史學研究者多只將焦點放在日本帝國做出的論述。

本書著重於探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中國對東亞團結以抗西方帝國主義的討論。我稱之為「亞洲主義」——是一種呼籲東亞國家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時團結起來的理念。過去的學術研究已經證明所謂「中國亞洲主義」的存在，本書將著重在這一概念如何在中國國家建構和其特有的現代化進程中經歷一個關鍵時期。此一概念發展於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關鍵時期，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進程也於此時發生，然而至今尚無人研究亞洲主義論述的多種形式，及其對中國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思想影響。本書爬梳亞洲主義觀念在此一重大歷史時期的發展，揭露亞洲和亞洲主義應如何提倡團結者之需，在各方面被用作論述工具。亞洲主義在廿世紀下半葉常遭歷史學者忽略或不予討論，但它其實顯見於眾多中國知識分子的著述中，自當時至今影響力未減。長久以來，亞洲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層疊建構，無論當時或現在，在論述上與行動上皆扮演要角。我們透過下述的歷史可以看見，中國亞洲主義如何與更廣泛的種族和文明認同攜手發展，屢次把中國置於未來一個團結亞洲的中心。

亞洲主義是對亞洲團結的「號召」，但倡導者多以此包裝各自的論點。這些年間，凡設法推動國際區域主義者，無不致力於調整及支持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本書以一八九四年第一次中日甲午戰爭後的文獻為始，到二戰期間汪精衛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倒臺作結，探討這段時期內中國帝制瓦解，知識分子努力適應帝國主義、新的政治經濟的霸權型態，以及南轅北轍的各種新思潮。亞洲主義在這段時期經常回到知識界的爭論中。諸多知識分子如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葉楚傖（一八八七～一九四六）、李大釗（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及孫文，皆認同某種形式的亞洲主義，表面上原因各異，但均不脫愛國目的。這些討論左右了中國人的身分建構，涉及通常與民族主義相呼應的對話，進一步強化中國建構起帶有超國族（metanational）認同要素的民族主義，這些認同要素與種族、文明、儒家傳統和緊密的地緣連結觀念皆有關聯，而這些觀念至今在討論到中國中心的區域主義時依舊重要。

許多論者評述廿一世紀東亞局勢時，正確指出區域合作尚屬困難，原因是尚未解決的領土主權和其他情感為大的議題仍持續激化，包括尖閣諸島／釣魚臺列嶼爭議、獨島／竹島爭議、南沙群島爭議、二戰慰安婦問題、教科書編寫爭議、靖國神社參拜，以及其他眾多課題。然而，儘管有這些問題存在，對區域化乃至未來亞洲聯盟的討論仍然時有可聞，因為在亞洲許多知識分子與領導人看來，區域合作是政治上之必然，也有經濟上之必要。習近平談到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即亞投行）時，稱未來的亞洲區域主義是命運共同體。王毅出任習政府外交部長前不久，甚至以孫中山和李大釗針對亞洲團結的著述為基礎，概約提出一套名為「新亞洲主義」的理論。這些形式的區域化，被視為是默認廿一世紀的國際現實。然而，回顧百年多前的討論，亞洲主義的目標看起來可能與習近平所表達的意圖大相逕庭。政治的區域化可能並非必不可免，雖然因為東亞緊密的經濟和文化連結，論者往往視其為必然。

東亞地區問題的史學研究者指出，涵蓋東亞大半部的世界觀長久以來一直存在，且對全世界有重大影響。他們也提到，從十九世紀末到一九四五年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終告慘烈失敗為止，反覆有人嘗試將不同形式的東亞區域體系付諸實行。廿一世紀對區域化的討論，往往是國際關係對經濟與安全利益的評估，與此不同，二戰前東亞知識分子寫下的區域主義文獻，大多使用地區文化、種族、傳統、道德等觀念作為一體化的基礎，即使其真正關心的是研擬軍事或經濟策略以拯救或提升自己的國族。日本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迄今在此主題上著作最豐，內容從十九世紀末對日本政府放棄亞洲的譴責，逐漸轉向一九三○至四○年代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論述。本書雖聚焦於中國對亞洲主義的討論，但由於相關論述範圍可能很廣，有必要考慮亞洲主義此一名詞的定義及其相關脈絡。

亞洲主義

將亞洲主義視為一個「概念」，是源自近來熱門的概念史學界所提出的方法論。此種理論由德國史學家萊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首先引入，並將其定義為「Begriffsgeschichte」（德語，即概念史）。齊慕實（Timothy Cheek）解釋，概念史「提供一組架構，透過找出一個概念的基本思想或觀念，以及這些思想觀念如何被應用，敘述一個概念的生命發展」，從而在知識史和社會史之間提供連結。齊慕實把「概念」定義為「代表某一想法的一個單詞，在一段論述中既強烈到足以指導思想，又模糊到能夠容納諸多意義。」本研究即是透過相關文獻追溯亞洲主義此一概念，重點集中在知識分子之間雷同的假設與扞格之處，以揭示此一概念的生命發展。

亞洲主義一詞到一九一二年後才常見於漢語，當時一名日本外交官在上海國民黨報《民立報》提及，而後於一九一三年三月獲國民黨出版人兼政治宣傳者葉楚傖重視及闡揚。用此概念的人很少嘗試定義它。一九二○及至三○年代，中國的亞洲主義著述上達顛峰，知識分子採其簡單可塑的定義，著重於討論統一或排外思想，提出諸如「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等口號，無一不是在重申認同或批判。要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竹內好才思考起亞洲主義的多義性。他思索此一概念在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雙方面的呈現，認為亞洲主義的共同點是「促進亞洲國家團結的意圖」。儘管我接受共同點是亞洲團結這個想法，但我對竹內使用「意圖」一詞抱持疑問。我並不把亞洲主義看作一種意識形態，或又一個「主義」，我視之為一個策略概念，因此我傾向把竹內好的定義擴充成「暗示亞洲國家有團結的意願」。這個定義兼容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主張，且不分國家。正如嵯峨隆所指出的，亞洲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不大相同，因為廿世紀初中國的境況是帝國資本主義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但我發現，綜觀數十年，相關論述在中國的多樣性與在日本一樣豐廣。即便所有著述亞洲主義的作者可能都聲援亞洲團結，但他們用此概念各有目的，且如我後文所示，他們的目的通常都與民族主義有關。

民族主義在廿世紀的霸主地位，促使大多數持亞洲主義概念者——包含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臺灣人、印度人、越南人，或其他亞洲國家人——用此概念救國於危亡或提升民族地位，壯大民族以禦外患。廿世紀資本主義透過民族主義發揮力量，建構出民族國家的發展空間。相較之下，宗教、文化或文明論述則罕能左右社會空間的建構。不過，這些論述結合上亞洲主義和民族主義，卻影響了亞洲人與所認知之西方對照下的自我建構。因此，亞洲的論述建構，同時也是身分認同的建構。這個超越的亞洲，雖然部分建立在對東亞的東方主義觀點上，實則把東方主義倒反過來，是一種為廢止西方對文明之主導所行的努力。不同於薩伊德認知的東方主義，在東亞所見的東方，知識分子利用對立差異以達自己的論述目的，經此展現自身的能動力。此與愛德華．薩伊德所述的東方主義，關聯顯而易見。不過本書不欲研究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文本有助於建構一套二元論，突顯西方在東方之上的權力差，但亞洲主義嘗試的是在論述上消除權力差，同時研議在實質上撤銷西方的優勢。雖然亞洲主義多少默認東方主義施加的二元觀，但其論述否定二元論的力量，並且反過來，重新建構這些二元概念以為東方所用，而不是反對東方。「論述」和「想像的」兩詞在前文似乎頻繁出現，那是因為本書完全接受「區域首先是一種論述建構」這個論點。更且，一個區域的建構，包括這個區域的邊界與特徵，絕大部分是任意而定的，從本書研究的文獻對「東方」或「亞洲」的認知流動不定且往往投機取巧，我們就能窺見一二。「亞洲」和亞洲主義一樣是個概念。而這個概念所指涉的遠超過一個陸塊代表的地理空間。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看待這個概念、用怎樣的空間關係去定義這個概念，又經常以此來界定自己與西方「他者」，是本書關注的焦點。

除卻薩伊德對西方建構東方的批判，凱倫．魏根（Kären E. Wigen）和馬汀．路易士（Martin W. Lewis）認為「東方與西方的分立完全是武斷的」，所有後設地理學（metageographical）概念皆非基於科學，而是基於論述建構。魏根和路易士認為，我們必須超越這些任意概括而論的後設地理符號，這些符號妨礙我們認識這個世界。

這就引至一個閱讀魏根和路易士著作時不免會興起的疑問：「亞洲」如果是一個建構概念，那是為了什麼、基於誰的目的而建構？為理解這一點，我翻閱另一本探討區域建構概念的書《島鏈裡有什麼》（What Is in a Rim?）。這是一本廣收各界文章的文選，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為本書作序，定義「太平洋島鏈」。他認為太平洋島鏈是一個「被發明的概念」，最能定義其實質基礎的「不是自然地理，而是有具體歷史沿革的多重關係（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是「關係」界定區域。漢學家傅佛果（Joshua Fogel）將這些歷史關係的重要性化作概念，形容漢語圈有如一不斷變化的原子，中國位於核心。和物理原子一樣，原子核和「繞行核心的實體」相互依存。但界定東亞的不光是區域內的關係，還有區域與其他區域或人民之間的關係。區域認同和國族認同一樣，是這些關係、彼此衝突與合作的產物。「亞洲」或許是個歐洲發明的語彙，這代表亞洲主義的用語和世界觀是帝國主義的產物，但建構起亞洲的是該區域人民與彼此之間的關係。中國位處關係中心的歷史定位，及至廿一世紀又重回中心，這對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理解亞洲概念都至關重要，近代的亞洲觀念也誕生自十九世紀和廿世紀的帝國主義。因此，我同意魏根和路易士的史觀，但至少在修正對地理的無知這方面，我發現建構出東西方二元論，有助於亞洲國家用以擬定一套抵抗策略，讓東亞得以面對廿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有組織的進犯。從這方面來看，可以說亞洲主義師法東方主義二元論，用其創建出一套反霸權論述。

而亞洲主義不只是反霸權論述。就和民族主義一樣，國際區域主義具有反外部壓迫的傾向，但也常被用作壓迫的工具。討論亞洲主義時如果不思考日本帝國主義就不算完整。一九三○至四○年代，亞洲主義為日本軍事擴張提供了合理說詞及辯護。我們應避免把日本視為一個整體勢力，應認知到日本的亞洲主義倡議者多數不是帝國主義者，就算是戰時那幾年也一樣。我們也應了解東亞在一九三○年代陷入怎樣的動盪，同時對當時知識分子可能持有的觀點保持心態開放。本書雖然表面是關注中國對亞洲主義的討論，但無可避免會著墨於過去及現在的中日關係。在這一段近代亞洲主義發展史中，可以反覆看到日本但有一動，中國就有一應。事實上，除了少部分改寫自古文成語，中國知識分子在亞洲主義觀念上使用的概念名詞或關鍵詞多採借自日語。因為有這一段歷史，與亞洲主義相關的學術著作絕大多數出現在日本研究領域也就不奇怪了，雖然這也是近年才有的趨勢。

二戰結束後不久，亞洲主義和泛亞洲主義等用語，因與日本帝國主義關係密切而沾染汙名，從此隱沒於政治領域。哪怕只是提及這個概念或總體而言也包含正面要素的亞洲區域主義，都有可能被貼上為日本發動戰爭辯護的標籤。儘管有一些左傾評論人，特別是竹內好，憑藉亞洲主義批判帝國主義、日本政府和戰後資本主義，但學界總體仍依循政府的政治路線，直到近二、三十年來少有對此主題進行的研究。學者開始首先是以韓語和日語慎書此一主題，涉及亞洲主義的英語研究偶爾可見，如傅佛果和入江昭的著作，但就如傅佛果為盧閻的專著《再認識日本》（Re-Understanding Japan）作序所言，一直要到最近才有稍多談論中日關係的英語專書。

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記憶使然，亞洲主義研究在中國也遭遇困難。這個研究領域到最近才復甦。近期有汪暉和孫歌等學者的著述，重新思考「亞洲」概念在區域主義中隱含的意義，復興過去反帝國主義論述把「亞洲」置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西方對立面的策略。印度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則闡明，東方文明的泛亞論述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作為一場知識、文化、社會運動，在中國蓬勃發展」，但爾後礙於民族主義的敏感神經，在史學界遭到忽略或排除。本書同意杜贊奇的看法，但認為相關論述十五年前（作者按：一八九○年代）即獲發展。近年對中日關係和亞洲主義的研究有加速趨勢，這與學界對杜贊奇提到的民族主義敏感神經有新的認知有關，學界在過去二、三十年一直致力於解構國族概念。此外就如芮納．米德（Rana Mitter，英國史學家）和入江昭所言，既然中國、日本和印度在廿一世紀尋得和解，中日兩國重新討論起「亞洲」和「亞洲價值」，重新省視沉寂良久的亞洲主義也屬自然。這無疑是薩勒（Sven Saaler）和考希曼（J. Victor Koschmann）出版文選《近代日本史上的泛亞洲主義》（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的一大原因，書中探討泛亞洲主義意識形態作為「當代亞洲區域主義之前身」所包含的歧義。不過，日本帝國主義仍舊是所有對亞洲主義的討論當中的首要課題。

日本的亞洲主義著述

以亞洲主義為題的學術著作，多把日本「脫離亞洲或領導亞洲」的爭論指為日本亞洲主義的根源。明治時代參與爭論的知識分子無不自問：日本能否成為一個「西方」國家，在體系內充分扮演一個民族國家的角色，憑實力成為帝國強權，進攻其他亞洲國家；或者應以東方最現代開發國家之姿，成為東亞同盟的領袖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對於該如何參與亞洲的權力互動，這兩種選擇展現截然不同的看法，但都是基於對西方的反應。這番爭論到二戰結束前始終僵持不下，導致日本的對中政策具有兩相矛盾的論述。此一矛盾在任何亞洲主義相關討論都很重要，也為廿一世紀前許多研究提供核心焦點。

近來對日本（泛）亞洲主義的研究則更加深入對此概念進行定義和分類。有學者考慮到亞洲主義思想隨時代的變化，建構出一套歷史分期，如在薩勒和考希曼的文集《近代日本史上的泛亞洲主義》即占有要角。薩勒在序章界定亞洲主義經歷不同主導形式的三個時期。明治時代，亞洲主義雖然常受討論，但還只是個模糊的觀念。明治時代晚期，重要的亞洲主義團體如東亞同文會之成立，使亞洲主義在大正時代進入一段較有規章的時期。此時期的亞洲主義泰半建立在「同文同種」思想上，力求東亞各國平等，團結以抗西方帝國主義。最後，薩勒認為在一九三○至四○年代，行動者利用亞洲主義的帝國形式，合理化日本在此時期的殖民統治。此三階段歷史分期，源自日本學者狹間直樹於二○○一年到二○○二年爬梳眾多文獻做出的開創性研究。不過，這個歷史分期雖多少有助於想像亞洲主義的敘事史，卻可能有誤導之虞，因為不同形式的亞洲主義實際在明治晚期全都發展蓬勃。更近者有韋伯（Torsten Weber）提出一套顧及權勢落差的架構，把亞洲主義論述的傳播分為一九二○年代自下而上和一九三○年代由上至下，顯見亞洲主義在不同社會階層的盛行。研究中國亞洲主義，我發現依照概念具體如何被使用進行分類，對於分析更有幫助，因為這種分類方法能結合相關論述和歷史趨勢。

堀田江理就在《泛亞洲主義與日本戰爭》（Pan-Asianism and Japan’s War）書中提供這種分析方式。她研究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十五年戰爭」，用以下三個分類思考泛亞洲主義：

1.茶派泛亞洲主義：強調亞洲在思想層面的共同點。與西方通常處於二元對立立場，著重亞洲各個文明

面向，例如共產主義相對於西方的自由主義。

2.漢字泛亞洲主義：基於同文同種論，尋求在亞洲各國，特別是東亞各國之間創立同盟。

3.盟主論泛亞洲主義：於一九三○至四○年代占據主導，將日本定位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亞洲盟主」。

顯然，堀田的分類和前述薩勒著作中的歷史分期很相像。堀田成功避開歷史分期的侷限，指出這三種形式的泛亞洲主義皆顯見於整個戰爭期間｜雖然盟主論泛亞洲主義明顯占據主導地位。中國知識分子於一九一○年代接觸到泛亞洲主義時，上述這些特徵皆已存在，只是中國知識分子感興趣的是堀田所稱的「茶派」和漢字泛亞洲主義。可想而知，日本以外的知識分子不是排斥就是憎惡盟主論泛亞洲主義。盟主論為日本宰制亞洲找到合理說法，並不可避免地支持日本走向軍國主義。

這樣的分類依然有其侷限，不過堀田對泛亞洲主義的分類和她對日本戰時意識形態的深入分析，雖未有足夠清晰的定義涵蓋泛亞洲主義的所有面向，但仍起了拋磚引玉之效，突顯日本帝國主義並不只關乎物質實務，也有意識型態做為基礎。後文會看見，本書採用一個更複雜的分析架構，按時間進展爬梳中國亞洲主義論述的概念核心。

中國的亞洲主義著述

日本研究學者在中國亞洲主義的研究上取得穩定進展，包括近年有薩勒、嵯峨隆、韋伯等人的優秀著作。但由於偏向日本知識分子觀點，且立論反覆將中國的論述置於日本的對立面，這些著作的引用來源和視野多有侷限，低估了中國的能動性。杜贊奇可說為中國亞洲主義提供最多英語著述。以他對非國族救世團體（non-national redemptive society）的研究為始，杜贊奇對文明的關注一直影響我的理解，特別是我在第四章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討論。杜贊奇把亞洲主義視為廿世紀身分認同的一種形式，與民族主義和種族不同的是，這種認同立基於文明。他闡述文明這個觀念的歷史，強調文明（Civilization）——首字母大寫，以彰其作為專有名詞的特殊性——在當時是線性的發展史，此一概念透過福澤諭吉（一八三五～一九○一）的著作進入日本，而後由梁啟超帶入中國。這個論述是西方帝國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依據各國的文明程度授予不同等級的權力。這種達爾文式的文明演進模式，到一戰後基本仍完好無損，只是基於赫德提出的「文化」（kultur）概念，單一文明獨大的觀念一夕之間讓位給眾多文化／文明共存的觀念。在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和蘇維埃革命的精神下，民族主義終於戰勝帝國主義，成為支配全球的意識形態。也因為杜贊奇探究了民族國家和亞洲主義在廿世紀的結合，他的著作也變得格外重要。他發現亞洲主義是奠基於文明的立論，根源於文明使國族成立的論述，也是這一論述使亞洲主義能與民族國家相結合。杜贊奇近期對此主題的論著再度回到這些觀念，透過把泰戈爾、岡倉天心、章太炎等人視為廿世紀初各自從信仰或宗教角度思考亞洲的亞洲主義知識分子，勾勒出亞洲主義和民族主義間的複雜關係。

瑞貝卡．卡爾（Rebecca E. Karl）的《佈局世界》（Staging the World）也預示本書的研究脈絡，她在書中指出世界各地的被殖民國和被殖民地區發生的政治事件，對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出某些重要特徵有莫大的影響。其著作中也點出，晚清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只透過與日本和西方的關係省視自己，也把自己置於發展不均的全球空間之中，只是特別著重在亞洲。這個看法有助於理解一九二○至三○年代的報刊和亞洲主義團體，這些我會在第七章談到。卡爾強調在全球空間中自我定位的重要性，這暗示知識分子是以相對於西方的立場思考自身作為亞洲的一員，對亞洲主義的著述也不脫這種新的空間認知。這與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關聯，表明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論述重要性。雖然未有其他研究明確回顧與民族主義的這種關聯，但有少數研究言及其重要性，為本書提供架構基礎。

本書首見整合中國對亞洲主義諸多不同的討論並提出分析，分析上將這些討論視為相關聯但不一致的論述，且與中國民族主義和中日關係有所交集。我的重點在中國的著述，但也時常取借日語和英語文獻，尤其是對中國知識分子有影響的文獻。除少部分是檔案文獻、書信和政府資料外，本書的引用來源多數是已出版的書籍與文章。不過，不同於多數歷史學者，翻譯文本也常引起我的注意。

翻譯了什麼、由誰翻譯、為誰翻譯、譯文在何時何地刊登出版，這些訊息透露許多關於知識分子的故事以及他們的所思所想。在翻譯研究上，這一套方法被安東尼．皮姆（Anthony Pym）歸類為「翻譯考古學」，是翻譯史當中「史」的重要構成，且把翻譯研究和思想史聯繫起來，在皮姆的分類中具有「解釋」的作用。知識分子努力在語言之間尋找或創造對等，往往也使概念得以在文化之間流動變化，點出以歐洲為新的知識霸權崛起所帶來的權力落差。在後續的章節會看到，這些翻譯文本——通常譯自日語、英語和俄語——往往占據世紀末中國報刊大部分版面空間，譯者則是當時最傑出的知識分子。因此，翻譯史對理解東亞思想史至關重要，研究日中之間亞洲主義文獻的翻譯，也為理解中國知識分子與東亞近鄰間的關係變化開啟新的門扉。

中國、日本，與東亞

堀田江理認為研究亞洲主義與理解中日戰爭同等重要。根據堀田所見，泛亞洲主義是「日本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發動、延續，乃至延長戰事」的原因。在中國，亞洲主義作為一種亞洲文明以中國為中心對比西方帝國主義的論述，影響也歷歷可見。例如盧閻即考究了此論述對戴季陶的影響、何以在孫中山去世後對國民黨產生重要作用，以及在定義戴季陶強烈的反共意識時扮演要角。亞洲主義也為戰時合作的做法提供正當理由，促使國民黨暫緩在中國的對內防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些原因，中文界對此時期區域化的研究直到近年才有新的進展。

以盛邦和發表於二○○○年的文章〈十九世紀與廿世紀之交的日本亞洲主義〉為始，中國學術界開始對日本研究採取新的態度。從以往過度批判的論述退後幾步，用較正向的眼光看待早期的亞洲主義，出現諸如強調各國平等聯合以抗西方侵略的論點。王屏發表於二○○六年的《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將這一步踏得更遠。這本專書研究意義重大，不只因為它代表著中國學者對日本研究的轉捩點，幾乎是到了忽略過往學者研究成果的程度，也因為王屏的地位與立場。她是中國社會科學學院的學者，並就對日政策在多個政府智庫效力。她至今仍針對日本時事，定期為《人民日報》等中國官方新聞撰稿。王屏不只是歷史學者，在中國政界也有影響力，這提醒我們，亞洲主義的發展史對現今的中日關係依舊是重要課題。儘管有當今政治環境持續施予的壓力，盛邦和與王屏的著作皆經過悉心研究，持開放心態寫下，對本書的寫作不無影響。他們表現出回顧廿世紀中日關係的謹慎態度，但觀點並未將日本與其人民簡單視為單一整體。

介於中國和日本之間，韓國與臺灣在這段時期處境艱難。因為地理位置和政治立場，兩者在中日對亞洲主義的討論中都是關鍵。出現在本書中的韓國人與臺灣人既是爭論的焦點，也是影響周圍兩大國內部論述的動因。其中又以韓國人在表述意見上更加大膽，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有金玉均和安重根等倡議人士慷慨著述，呼籲亞洲團結以救朝鮮。這些努力一直充分反映在韓國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對合作的研究上。朴露子（原名弗拉基米爾．吉洪諾夫，Vladimir Tikhonov）仔細詳述韓國對早期亞洲主義社會的參與。該研究對我的第一章極有幫助。安德烈．施密德（Andre Schmid）對世紀末前後韓國報紙的研究，同樣也顯現出亞洲主義論述在亞洲各地的盛行程度。雖然過往幾代研究者忽略或摒棄這些文獻，但現有李憲柱（Lee Heonjoo）等學者反對「韓國知識分子是受日本惡意愚弄」這個過時的觀點，立論指出：韓國對亞洲團結的盼望，實際上奠基於源自傳統中國中心秩序的世界觀。文由美（Yumi Moon音譯）循此思路，並極為小心地處理道德預設錯置時代的問題，研究韓國十九世紀末最臭名昭著的親日組織——一進會。她反對民族主義歷史只是單純譴責一進會與日本帝國合作，指出一進會的意圖是在帝國脈絡下賦予人民力量。對於更近代的事件，申基旭（Shin Gi-wook）研究韓國知識分子是如何討論以「亞洲」概念和亞洲團結振興韓國與東亞、擺脫西方

宰制。

由於論及韓國的地位和身分認同不斷變化的論述格外重要，從多方面來說，韓國研究也引領亞洲主義史研究，最近期有裴京漢（Pae Gyonghwan）研究韓國對來自中日的亞洲主義持何種態度。中國的歷史經驗與觀點明顯與韓國不同，但論述和詞彙的相似地方非常明顯，研究其中一者不可避免能增加我們對另一者的理解。韓國研究有時代錯置較少、對思想史較能同理的趨向（於李憲柱、文由美和其他人的著述中均可看到），對我本身的研究有影響匪淺。此外，雖然我聚焦於中國觀點以及亞洲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重合，但我希望本書對研究韓國與日本的研究者也有用。

各章架構

本書講述近代中國與日本亞洲主義對話下建構的亞洲主義，從初期接觸的苦惱，發展至含糊的否決，到最後的理論重建。第一章始於清代知識分子初次接觸日本的亞洲主義論述，我在其中指出，在一八九八年維新前後，若干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對於中日同盟相當感興趣。這些討論有時略顯雜亂，但有建構知識網絡及術語的作用，為亞洲主義概念在廿世紀中國與日本的發展播下種子。

第二章續論與亞洲主義的接觸，但採取不同方法，分析中日合作下誕生的機構─日本大同學校，十九世紀末由中國公共領域最著名的幾位人物─梁啟超、康有為和孫文─所創建的學校網絡。我透過探究參與建校的知識分子和相關文獻，揭示亞洲主義論述在前述教育機構扮演要角。這些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和教育家建構並宣揚的是一種與中國也與亞洲相連的身分認同，只是關注重點在以儒學作為團結亞洲的力量，維新派對此有持續發展的理解。

本書第二部分，我檢視從種族和文明角度重整知識分子世界觀的各種嘗試。第三章回顧廿世紀初始十年的中國文獻當中的種族團結論述。特別是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鄒容（一八八五～一九○五）、劉師培（一八八四～一九一九）、陳天華（一八七五～一九○五）的著述。透過分析革命著述，我認為，因應反對白人種族在亞洲境內遂行壓迫而形成的一種流動的種族概念，在此時滲入成長中的中國民族主義。

同樣脈絡下，第四章看向多文明的新典範如何被當作分類東方與西方的工具。我把焦點放在來自《東方雜誌》（Eastern Miscellany）的史料，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如何導致東方重新定義與西方對立的自身。此時期也能看見眾多譯自日本的亞洲主義文本，但因中國與日本作者皆定義東方文明是反帝國主義的，某些形式的日本亞洲主義把日本定位為亞洲盟主，在此時不可避免遭到否斥，致使亞洲主義有必要重新建構一個以中國為東方文明中心的概念。

本書第三部分，討論知識分子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間建構出的中國亞洲主義的主導形式。雖然論述亞洲主義者眾，但李大釗和孫文提出的理論最獲關注，影響也最廣。第五章討論李大釗的新亞洲主義論作為對日本霸權的回應。我發現這種為求民族抵抗的準馬克思主義區域聯合態度，是中國亞洲主義的一個重要定義，呈現出民族主義和亞洲主義在國際化與社會主義背景下的連結。

第六章續述中國亞洲主義的建構，揭示孫文如何透過斷言儒家價值——以至於中國——是亞洲主義的核心，把李大釗的反帝區域主義推展得更複雜。孫文強調中華民族對亞洲的重要意義，並以他的區域化政體顯示亞洲主義在民族與帝國間求平衡之艱難。孫文雖提出一套自帝國解放的戰略，但他與亞洲主義相關的著作和演講，因為被日本作家挪用於戰時的政治宣傳，事實上助長帝國壓迫的可能。

在本書第四部份也是最後一部分可看到，孫文去世後，一陣書寫亞洲主義的熱潮緊隨而來，絕大多數圍繞在孫的「民族主義」演講和「大亞洲主義」演講，兩者都發表於一九二四年。第七章探究一九二○年代末，中國、印度、韓國、菲律賓和日本知識分子，在中國各省城市為團結亞洲所成立的眾多機構當中的幾個。透過相關文獻，可知在此時期，亞洲主義在中國的論述和實踐日趨國際化，且關注於全亞洲的解放。

第八章研究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國民黨對孫中山的亞洲主義、東亞團結倡議、中國領導地位的官方論述。我們看到帝國與反帝國主義的簡單二分法在此時期瓦解。尤其一九三一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激烈反對日本在任何亞洲聯盟或聯會的立場，多數人把日本視為不受歡迎的帝國主義列強。本章比其他各章更深入討論當時希望中國先領導國內各民族、再領導亞洲各民族的強烈呼聲。由於日本也用「亞洲主義」一詞，使用的亞洲團結論述也大抵相同，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在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後紛紛避用這個概念。不過，在第九章會研究戰爭期間繼續使用亞洲主義作為親日概念的人士，揭示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汪精衛政府如何利用亞洲主義做政治宣傳及其對戰前論述的延續，探討親日亞洲主義如何導致整個亞洲主義概念在大半個廿世紀裡被視為禁忌，以此總結本書。

以上分章可以解讀成對中國的國際區域化論述中不同面向的關注。換句話說，各章雖依時間順序排列，但也可以按主導或形成於各時期的亞洲主義「種類」劃分為：儒家亞洲主義、種族亞洲主義、文明亞洲主義、社會主義亞洲主義、泛亞洲解放亞洲主義、中國中心亞洲主義，或日本中心亞洲主義。此分析架構影響本專著的研究及寫作過程，每章各關注一個特定分類。不過，這些分類不該被視為時代定義，也不該被看作僅限這樣分類而不容許有其他劃分。這單純只是一個研究架構，幫助我們理解亞洲主義在此時期與當時的主要典範和主流觀念交錯結合的眾多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也許就是亞洲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

本書迂迴錯雜的敘述段落會不停回到廿世紀民族與帝國之間搖搖欲墜的平衡，這個近代中國史上的複雜問題，也持續為今日的中國帶來政治難題。中國人民在此時期建立的國家，總是離不開身分認同論述，與保護自身不受他者侵略的鬥爭脫不了關係。這個過程即是本書的重點。透過把中國亞洲主義的概念發展史當作濾鏡，我們得以重新檢視知識分子在政治現代化以及民族主義建構過程中的思想掙扎，看到超國族架構如何熔接進中國的身分認同。此外也能窺見亞洲主義與民族和帝國的關係變化。這種變化不定的特性造就了複雜的歷史記憶，說明今日對亞洲主義何以立場各異，也照見區域主義用語從戰間期一直到進入廿一世紀，始終保有驚人的連貫性。

導論

東亞對亞洲主義的著述流傳從十九世紀開始，彼時看似一統的歐洲勢力，可說對所有人構成威脅。亞洲各國知識菁英在刺激之下，亦思考起應對帝國主義的國際外交策略。其想像中有望結盟合作的國家不斷生變，有時僅包含東亞諸國，有時涵蓋更廣。此時西方勢力聯合，形成一個近乎單一整體的威脅，即便各自祖國持續分裂，甚至相互憎惡，但來到亞洲的歐洲各國商人與軍隊往往選擇彼此照應。儘管曾有多國知識分子提出亞洲團結倡議，但由於日本官方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泛亞洲主義的大力宣傳，史學研究者多只將焦點放在日本帝國做出的論述。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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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5　邁向大同：李大釗與世界主義式區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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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領袖以及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的交織重疊
托派國際主義
李大釗亞洲主義面臨的世界主義批評
新亞洲主義再闡明
小結

6　王道：孫中山重塑的亞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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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早期的亞洲主義傾向
孫中山的亞洲主義演講：日本領導下的策略聯盟
一九一三年國民黨推動亞洲合作
矛盾與延續——孫中山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間的思想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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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7　弱小民族：在上海和北京組織團結亞洲的力量
國際聯盟的失敗
五卅運動後的京滬知識分子
北京的亞細亞民族大同盟
上海的亞洲民族協會
亞細亞民族大會
亞洲因應國際聯盟之道：全亞細亞聯盟
媒體反彈與轉向弱小民族
小結

8　民族國際：以亞洲領袖自居的國民黨
中國與新亞細亞的侷限
弱小民族——重新認識殖民處境
中國的家父長主義與亞洲老大哥
論民族國際
領導弱小民族的國民黨
更優秀的文化
中國的「亞洲主義」與日本的「門羅主義」
小結

9　共存共榮：戰時政治宣傳以及與日本和平共存
歷史學家如何爬梳史料？
正統性與合作——建立南京國民政府
汪政權如何利用亞洲主義與王道？
新國民運動與東亞聯盟
「宣傳部」及其出版品
小結

結論
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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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廿一世紀的「亞洲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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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脣齒相依：與日合作的響應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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