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

本套書總名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分三冊，第一冊《中西文明的夾縫》，旨在說明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為什麼會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第二冊《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前半部敘說日本帝國主義佔據台灣之後，先人奮起反抗的歷史。第六章〈被屈辱的台灣〉，則由蔡英文執政後在琉球樹立的「台灣之碑」，說明獨派為了追求獨立，如何刻意扭曲歷史。

這種扭曲歷史的現象，反映出本書第三冊《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所要探討的一個根本問題：被殖民的知識菁英，為了追求所謂的「現代性」（modernity），不惜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而盲目推崇殖民主所提倡的價值觀，結果形成所謂「自我殖民」的現象。這種現象從獨派人物選擇性地推崇後藤新平已經可以看出其端倪，這也是本書第二章〈被修理的台灣〉所要闡述的重點。

要了解「殖民現代性」的成因，二次大戰前後，還有兩個值得探討的區域，一是日本在中國東北扶植成立的「滿洲國」；一是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後，在淪陷區成立的汪精衛政府。

不管其目的為何，日本人在這兩個地區都曾經致力於「現代化建設」，這兩個地區人民的生活確實也有所改善。先拿前者來說，一九三○年代，滿洲國成立後，在東北積極從事建設，吸引了許多台灣的知識菁英前往工作。在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台灣人始終是被當做「次等公民」對待：台灣人學校畢業後，進入公務機構工作，職位最高只能升到「郡守」（課長）；滿洲國成立後，立即有台灣人出任「外交總長」（謝介石）。不僅如此，在台灣進入職場做同樣的工作，日本人的薪給硬是比台灣人多六○％！

基於這樣或那樣的種種原因，在那個時代，台灣的知識菁英竟然掀起一股「來去滿洲」的熱潮，到二次大戰結束時，有五千個台灣人到滿洲去找工作，其中竟然有一千個是醫生！許多東北人以為台灣是「醫師島」，其實是因為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年青人要想進入高等院校，只有「醫科」和「農科」可作選擇，法政科系是「統治階級」專用的知識，殖民地人民休想問津。

滿洲和台灣比較，儘管有這樣的反差，但這並沒有辦法改變當時的滿洲是日本附庸國或次殖民地的事實。本書第七章〈末代皇帝的墨鏡與認同危機〉說明溥儀是在什麼樣的主客觀條件下，半推半就地接受日本人的脅迫，出任滿洲國的「執政」。然而，溥儀畢竟無法改變他作為「傀儡皇帝」的情勢，本書第八章〈末代皇帝的御醫〉說明了這位傀儡皇帝的生命處境與歷史命運。

除了滿洲國之外，抗戰期間在中國領土上成立的傀儡政權，還有南京的汪精衛政府。本書第九章〈南京大屠殺〉之後，藉由一位國民黨政府特工的視角，說明當時「淪陷區」的經濟建設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其實都比「大後方」來得高。

抗戰勝利，在短暫的歡欣過後，來自「大後方」接受大兵目空一切的氣焰，已經使「淪陷區」的人民產生反感，宋子文不理周佛海的建議，硬是將「國幣」和淪陷區「儲備券」的兌換比率訂為一○比二○○，已經注定國民黨在大陸潰敗的命運。這種錯誤的決策，就很難用「殖民現代性」來加以解釋了。這一點，從楊鵬的生命敘事中，可以看得最為清楚。

《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從被出賣到凌虐，台灣被殖民與自我殖民的困境》

本系列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容共分三部。我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一種「文化中國史觀」，為處於「中西文明對抗」之夾縫中的台灣，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職是之故，在這篇「導讀」中，首先我要談的是何謂「文化中國」，其「史觀」又是什麼。

羞辱的世紀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一八九四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

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殂，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做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其實已經處在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之下，為了掃除政治和社會上的弊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許多知識菁英企圖用「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譬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一九一八）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章〈答佩劍青年〉中，便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而徹底否定清末以來的「中體西用」論：「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

「五四意識形態」

他們言行狂謬，破壞綱常。陳獨秀（一九一九）因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他說：「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他非常堅定地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政策，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段出名的宣言，變成「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愈演愈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一九七二／一九八三）。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文化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輝在一九九四年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之後，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教育改革」，徹底毀壞當年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社會根基。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全中國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並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他們在十分艱困的情況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條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去中國化」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的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當時中國大陸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之後，剛開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文化中國」已經被摧殘殆盡，所以有此一說。

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當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從一九九四年起開始借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四一○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胡亂移植美式教育。

一九九四的教改，可以說是台灣由盛轉衰的關鍵。翌年我即出版《民粹亡台論》，批評李登輝搞的「黑金政治」，根本不是什麼「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

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了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二○○三年，我聯合學術界的同道，組成「重建教育連線」，發表「教改萬言書」，並出版《教改錯在哪裡？》，對「四一○教改」造成的後遺症，提出全面性的批判。

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五四時期被新知識份子尊為「洋菩薩」的「賽先生」，其實只是一種「科學主義」（scientism）而已；當時的「新青年」是用一種自己並不了解的口號（科學），在摧毀一個不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傳統（文化），結果是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民粹式悲劇。

台灣的一九九四教改亦可以作如是觀。當時所謂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其實是用「現代化」的口號，盲目推動一種「全盤美化」的教育，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結果「一九九四教改」成為台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整個台灣社會也陷入「內耗」的「民主困境」。

基於這樣的觀點，過去幾十年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統。最近我綜合過去歷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書中主張：中華文化傳統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科學哲學，必須借助西方的科學哲學，建構客觀的理論，才能夠說清楚它所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因此科學哲學，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完成第三次現代化所必須要的「外王之道」。

儒家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建構成客觀理論之後，它才可能獲得進一步的開展。在《致中和：儒家「修養論」的科學詮釋》一書中，我便以我所建構的理論作為基礎，說明朱熹當年編註《四書》所要彰顯的一貫之道。

在「心性論」方面，我所建構的理論是「自我」與「自性」的心性動力模型。從這個理論來看，要了解一個人，不僅要知道他的當前所面對的問題情境（意識），而且要知道他過去的生命經驗（個人潛意識），以及他的文化背景（集體潛意識）。因此本書採取「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在文化分析方面，我採取「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的主張，堅持必須在概念上將文化、社會和個人做必要的區分，一層層地加以分析，以免犯上「混接的謬誤」（fallacy of conflation）。

近期劍橋大學出版社幫我出版了一本小書，總結我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基本主張，題為《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Hwang，二○一九），書中指出：我建構理論的第一步，是主張「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不是獨派主張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從這個角度看來，「文化中國史觀」的建構，必須要以歷史事實作為基礎；而獨派人士主張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五百年，在空間上與大陸切割，這樣的史觀是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誤導下一代。

我不認為兩岸有「立即統一」或「立即獨立」的條件。然而我認為「兩岸和平、互利共生」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期望。台灣的主政者必須表示出足夠的善意與誠意，在「一中兩憲」的現實條件上，跟對岸展開談判，先討論如何「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等到雙方「心靈契合」，再思孜如何和平統一。這是我提倡「文化中國史觀」的最主要目的。

本部書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其目的在於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說明台灣為什麼會陷入今天「內耗」的兩難困境，試圖找出跳脫這種困境的方法。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曲，第一部題為《中西文明的夾縫》，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說明「文化中國」在世界史的地位，以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中國為何衰敗，致使台灣陷入「夾縫」之中。第二部《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述說台灣「被殖民」的歷史，並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中國人如何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第三部《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分析當前台灣知識份子「自我殖民」的心態。

《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和平的解方》

本書題為《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是我一系列書系的第三部。這「三部曲」的前兩部《中西文明的夾縫》和《臺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原先是要從「反殖民帝國主義」的立場，說明我為什麼要致力於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這兩本書於二○一九年出版之後，第二年春節前後，卻爆發新冠肺炎的危機，使全世界的人類都面離了死亡的威脅。

一起面對死亡

海德格在他的名著《存在於時間》中指出：對於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通向「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徑。每個人都會死亡，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隨時會死，而寧可相信自己還有無數日子可以活。這樣的信念使個人致力於追求「常人」的價值，並且變成一個終日操勞、庸庸碌碌的存在者。「死亡」的意義是個人永遠不再生存在這世界上。「面對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現實的東西都喪失掉原有的價值。這時候，人才能夠定下心來，嚴肅思考存在的意義，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

海德格所說「面對死亡的存在」似乎是個人自己的事。然而，《聖經．啟示錄》中的「四騎士」告訴人們：死亡經常與戰爭、瘟疫和饑荒同在。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必須一起反思存在的意義。

十四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總共有七千五百萬人喪生，占當時歐洲人口一半。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義大利人本主義的詩人和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5-75），寫了一本著名的《十日談》（Decameron），書中描述十個年輕人為了逃避黑死病（black death），而躲到鄉下，聚在一起，十日之間講了一百個故事，控訴當時教會的貪婪、腐化和無能，成為日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宣言書」。

定義我們的世代

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Issac Newton,1642-1727）也有類似的故事。牛頓十九歲中學畢業後，進入劍橋聖三一學院，充分感受到啟蒙運動時期新思想、新方法、新發現的衝擊，開始努力向學，並激發出雄心與創造熱情。一六六五年夏季他文科畢業時，發生倫敦大瘟疫（一六六五-一六六五），劍橋停課，他回到林肯郡舊居躲避。此後一年多的這段期間，他日夜不休地專注於研究工作，日後他所有的重大發現，包括微積分、萬有引力定律、運動三定律、以及三稜鏡的折射和散射實驗，都在這段期間獲得突破性進展，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啟蒙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三月二十三日，美國新冠疫情受災最嚴重的紐約州長郭謨（Andrew Cuomo）公開表示：這場瘟疫結束之後，「將重新定義一整代人」。我完全贊同他的說法。然則，我們該如何界定我們下一代人呢？

在我看來，這場疫情的發生，基本上是大自然對於人類文明的考驗，迫使人類重新思考「道法自然」的意義。因此我決定調整寫作方向，撰寫這本《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本書的主旨是：依照美國克在西方文化中形成的「禿鷹」性格，在美、中「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必然是下「西洋棋」，一有機會，就步步進逼，利用「棋子」，替他打「代理人的戰爭」。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只能以「潛龍」自命，跟他下「圍棋」：綜觀全局，沉著應變，見招拆招，步步為營，謹慎出手。

「潛龍勿用」

由於本書的主要訴求是華文世界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幫助大家看清楚我們這個世代面對的「大局」，因此，本書內容共有九章，分為三大篇。第一篇「潛龍勿用」包含兩章，第一章〈西方文化中的禿鷹〉，以我所建構的一系列「含攝文化的理論」為基礎，說明什麼樣的文化及歷史條件，形塑出美國政治人物「禿鷹」性格。第二章〈文明對抗中的禿鷹與潛龍〉，回到當前的現實，說明面對「禿鷹」的步步進逼，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必須堅持「潛龍勿用」的心態。

第二篇「亢龍有悔」包含四章，第三章從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分析「五四意識形態」的形塑。第四、五章從國民政府撤守臺灣之後，殷海光、胡適、胡秋原、及其他知識分子在「後五四時期」的互動，討論〈科學與辯證〉及〈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築高牆、廣積糧、不稱霸〉是二○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早上，在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舉辦的「中華文化論壇」閉幕式上，我所發表的主題演講。當時臺灣正在舉行總統競選，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同步鬧得如火如荼。作為「亢龍」之「侮」，這篇文章反映出當時我對中共當局殷切期望。

庚子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凶之年。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發生了「八國聯軍」之禍。正當大家對港臺兩地的政情發展憂心忡忡之際，春節過後，新冠肺炎竟然在武漢爆發開來！

「見龍在田」

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包括五章，第七章〈「文明對抗」下的「戰疫」〉比較中國和西方對抗新冠肺炎的不同方式。然而，一場「戰疫」的勝負，並不足以決定「戰爭」的成敗。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疫情控制的治理無能，主要原因在於一九八○年代英、美國家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第九章〈「超限戰」的交鋒〉則以二○二○年五月最後一週，中、美、臺、港之間所發生一系列事件，說明中共解放軍鷹派少將喬良所謂的「超限戰」，其實已經開打，涉及各方的勝負得失，也已經隱然可見。

第十章〈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從歐盟及亞洲國家在「亞洲世紀」所展現出的外交智慧，說明所謂的「米洛斯對話」其實是西方文明的產品。在臺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可以用「一中兩憲」破除「自我殖民」的迷霧，其要訣則在於第六章所說的「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心靈融合」。

第十一章〈「普世價值」的反思〉則是分析非裔男子佛洛伊德被壓頸致死事件引發的美國「間歇性」暴動，說明「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性價值」，其實具有一定的時空特性，希望可以幫助中國知識分子跳脫本書系第二冊所謂「自我殖民」困境。

本書第六章〈兩岸共構文化中國〉是我反思中國在經過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得出的一項結論：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必然是「以中華文化作為主體，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個方向跟本書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中所謂「市場至上」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正好形成明顯的對比。以這樣的對比作為參照點，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的相關論述，而且可以理解未來美、中「文明對抗」可能的發展方向。舉例言之，在本書停筆之後的七月初，我以〈美國社會中的「文化戰爭」〉為題，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發表了一篇文章：

美國獨立紀念日前夕，川普刻意選在「總統石像國家紀念公園區」，有四大前總統頭像的拉什摩爾山下發表演說。他將要求移除「南方邦聯」人物銅像及紀念碑的群眾定義為「左派側翼暴徒」，認為他們的行為正在「抹殺歷史」，「汙衊我們的英雄」及「洗腦我們的孩子」。

紐約時報批評他發表了一場「黑暗且具分裂性的演說」，企圖發動一場「全面性的文化戰爭」，將左派描繪成煽動仇恨的「稻草人」，然後對它窮追猛打。

在此之前，共和黨內高層策士歐唐納爾政治顧問公司建議川普：在年底選舉時，以「強烈攻擊中共」的手段，來應付新冠疫情的議題。現在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將近三百萬，死亡人數也快要突破十三萬，雙雙高居世界第一位。要拿這個議題作文章，只能凸顯自己的「治理無能」，所以川普只好改弦易轍，拿最近發生的種族暴動，做為新的打擊對象。

川普選戰策略的轉向，確實有其現實基礎。美、英兩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將美國打造成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在美國零點一％的人擁有二○％的財富，○．九％的人分享另外的二○％，其他九％再占四○％。極端的貧富差距使矽谷選出的眾議員向媒體坦承：他的鉅富選民非常擔心美國會爆發革命。

在白人人口中，固然有四七％是所謂的「窮白人」或「垃圾白人」，可是占全美人口十三％的非裔，絕大多數都被壓在美國「階級金字塔」的底層。青年社會學者艾莉絲．高夫曼所著的《全員在逃》一書指出：目前美國有二百二十萬人受到監禁，四百八十萬人處在緩刑或假釋狀態，這些受刑人主要是來自非裔社區的男性，他們占了犯罪人口的五○％。

有一位名叫歐文思的非裔評論員指出，即使是在這次事件中被捧為「烈士」的佛洛伊德，在他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就有五次進出監獄的紀錄，罪名包括吸毒、販毒、持槍搶劫。其中有一次是聚眾闖入民宅，用槍指著一位孕婦的肚子，將現金劫掠一空。這次則是持用二十美元的偽鈔，才鬧出命案。

遭到川普無預警解職的聯邦調查局前局長柯米在他的自傳《對誰忠誠》中指出：全美前六十大城市中，有四十幾個經常發生年輕黑人襲警，或警察槍擊非裔的案件。他向非裔總統歐巴馬報告這個問題，歐巴馬聽了，也是一籌莫展。有些社會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革命」，是因為非裔當年是以「奴隸」的身分被販賣到各地，而不是集中居住於某一地區，所以黑白之間的「文化對抗」只能表現為「間歇性的暴動」。

蔡英文最重要的對外政策是抱緊川普政府的大腿。她經常用文青式的語言，說臺灣是跟美國有同樣「進步價值」的國家，叫「我們的孩子」聽得飄飄然。但是她卻從來不說清楚：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幸好川普是個口無遮攔的政治人物。從他的言談中，大家倒是可以經常反思：美國究竟是不是蔡英文想像中的「民主天堂」？

這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評估美國當前的「文化戰爭」。七月初，解放軍在西沙演習，美軍隨即派出兩個航空戰鬥群到南沙演習，在兩周內又進行第二次。隨後美國國務卿龐培歐發表「南海島嶼主權聲明」，中共外交部長王毅立刻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回應：「中國的兩百萬軍隊不是擺設，而是中國的鋼鐵長城；中國的東風導彈也不是用來打靶的，而是用來打野狗豺狼的；中國的核潛艇不是用來在海底旅遊的，而是用來打擊不速之客的；中國核武器不是用來嚇唬誰的，而是用來自衛的。有誰想嘗嘗滋味兒，想好了你告訴我。」

這種回應方式正是本書第六章所提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相形之下，蔡政府對件事的反應卻是教人感到訝異不置。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臺灣成圍堵中國的代理人〉：

本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南海聲明」，一反過去美國對南海爭議「不持立場」的態度，明確支持二○一六年國際仲裁法庭裁定結果，認為九段線非法，且島嶼皆為岩礁，不得主張南海海域主權聲索。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美國的這個動作是「劍指北京」。問題是：這個聲明不僅認定目前有我國駐軍的「太平島」是礁非島；而且否定了我國在一九四七年宣布「南海疆界」時所主張的「U型線」。嚴重損害我國主權，而蔡政府外交部竟然表示「歡迎」。

很多人對蔡政府的反應感到「不可理解」。其實蔡英文的對外政策有脈絡可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他的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很清楚地指出：由於美、中兩國都已經擁有可以毀滅對方的核子武器，面對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最有利的策略，是採用「圍堵政策」，自己扮演「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用「隔岸觀火」的計策，支助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替他打「代理戰爭」。

米氏說得非常清楚：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實力不足以對抗中國，而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盤算，不會無條件地配合美國，所以圍堵中國並非長久之計。他大概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不計代價的替美國打「代理戰爭」。

二○一九年十月，蔡政府宣布編列二千五百億預算，採購六十六架F-16V型戰機，平均一架要價三十七．八億新臺幣，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公布的第五代匿蹤式F-35A戰機，每架只要二十三．七億。給臺灣的舊型F-16V每架價格竟然貴了十四億！

蔡英文發表就職演說那一天，蓬佩奧宣布售臺十八枚MK-48重型魚雷，每枚一千萬美元，價格比三年前賣給海軍的同批魚雷，貴了將近一倍。外交部長吳釗燮同樣二話不說，非常大氣的表示「歡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經幹過中央情報局長，有人說他是「把國務當特務幹」。他費盡心思要在亞洲找可以幫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沒想到臺灣竟然願意出人出錢，高價向美國軍火商購買「堪品」，甚至「廢品」，現在連領土主權都可以雙手奉上。

臺灣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嗎？蔡政府隨著蓬佩奧的「魔笛」起舞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二○一四年，米爾斯海默重新出版其《大國政治的悲劇》，特別加了一篇附錄〈向臺灣說再見〉。「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當臺灣付出一切代價，最後的結果卻是「真心換絕情」，那才是真正「大國政治的悲劇」。

二○二○年七月底，李登輝跟王曉波同一天過世，我在《中國時報》上又寫了一篇〈李登輝．王曉波．中庸之道〉：

七月三十一日清晨，王曉波逝世。當天晚上，李登輝也跟著走了。這兩個人代表了臺灣政治光譜上「統」、「獨」兩個極端，他們過世後，媒體的報導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對於臺灣前途和兩岸関係的未來，他們在我們心理力場上所産生的張力，卻應當等量齊觀。

我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王曉波。後來才知道：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基層軍官，母親章曼麗卻參加共產黨，來到臺灣後，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槍斃。我經常聽他談起幼時生活困苦的情形，說他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因此在兩岸關係方面，他主張「和平統一」，而被人認為是臺灣「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九九四年，李登輝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開始推動「敎改」。這是臺灣從「四條小龍之首」跌落雲端的開始。翌年，我出版《民粹亡臺論》，批判他的「黑金政治」，臺灣內部的統獨對立從此浮上枱面，而日益尖銳。

在我看來，「統一」的最大障礙在於兩岸社會和文化的鉅大差異。二○○五年我出版《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主張統一之前，雙方先面對「一個中國、兩個憲政體制」的客觀事實，「兩岸共構文化中國」。中共必須彌補「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傷痕；臺灣也不必刻意搞「去中國化」，造成下一代人的認同混淆。

二○○七年，我託朋友送了一本《一中兩憲》給李登輝，當時並不期望他會有所回應。不料翌年八月，竟然接到他辦公室的電話，邀我到他挹翠山莊的住處，和他單獨談了兩個小時。他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共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嗎？」除此之外，他最在意的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會面時他送了我三本有關於他自己的中、英、日文著作，其中一本的題目是《細道之奧：誠實自然》，很明顯的是他希望以「誠實自然」走入自己的「細道之奧」（深處）。

當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很感性地說，他最近很喜歡一首源自印弟安人的「千風之歌」。他並且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將它的歌詞譯成中文：「不要在我墓前哭泣，我不在那裡，我沒有離去。我已化為千縷微風，守護著你，守護著這塊土地。」

事後，李登輝並沒有公開提倡「一中兩憲」。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餘生》主張的是「兩國論」。蔡英文上臺前，動員青少年學生，發起「反課綱運動」，當時敢於挺身而出，「橫眉冷對千天指」，抗拒這股民粹狂潮的人，唯有王曉波一人而已。

王曉波的堅持和勇氣，代表中國人民歷經滄桑後覺醒的民族主義。現在李登輝的「餘生」已經走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登輝的情感其實只是想要激起一股「民粹主義」而已。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臺灣的最佳選擇，就是「一中兩憲」的中庸之道。蔡英文在臺灣已經執政這麼多年，應當不難看出這麼簡單的道理吧？

總而言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史觀」，幫助中國知識分子看清楚未來大家該走的方向。

《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

本套書總名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分三冊，第一冊《中西文明的夾縫》，旨在說明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為什麼會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第二冊《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前半部敘說日本帝國主義佔據台灣之後，先人奮起反抗的歷史。第六章〈被屈辱的台灣〉，則由蔡英文執政後在琉球樹立的「台灣之碑」，說明獨派為了追求獨立，如何刻意扭曲歷史。

這種扭曲歷史的現象，反映出本書第三冊《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所要探討的一個根本問題：被殖民的知識菁英，為了...

《中西文明的夾縫》
導讀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二章　西方的崛起與殖民帝國主義
第三章　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
第四章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
第五章　陽明學與明治維新
第六章　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
第七章　抬棺抗俄的左宗棠
第八章　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第九章　康梁變法與百日維新

《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
導讀
第一章　被出賣的台灣
第二章　被遺棄的台灣
第三章　被踐踏的台灣
第四章　被修理的台灣
第五章　被凌虐的台灣
第六章　被屈辱的台灣
第七章　末代皇帝的認同危機
第八章　軍國主義與傀儡皇帝
第九章　南京大屠殺之後

《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
第一篇潛龍勿用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第二章　大國政治中的潛龍

第二篇亢龍有悔
第三章　「五四意識型態」的形塑
第四章　科學與辯證
第五章　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
第六章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

第三篇見龍在田
第七章　文明對抗下的戰疫
第八章　新自由主義瘟疫
第九章　「超限戰」的交鋒
第十章　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
第十一章　「普世價值」的反思

《中西文明的夾縫》
導讀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二章　西方的崛起與殖民帝國主義
第三章　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
第四章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
第五章　陽明學與明治維新
第六章　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
第七章　抬棺抗俄的左宗棠
第八章　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第九章　康梁變法與百日維新

《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
導讀
第一章　被出賣的台灣
第二章　被遺棄的台灣
第三章　被踐踏的台灣
第四章　被修理的台灣
第五章　被凌虐的台灣
第六章　被屈辱的台灣
第七章　末代皇帝的認同危機
第八章　軍國主義與傀儡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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