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遠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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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作為研究的對象，涵蓋從18世紀末探討語言起源論的赫德（J. G. Herder），到20世紀初為社會心理學建立符號互動論基礎的米德（G. H. Mead）
語言的作用將不再局限於標指事物與傳遞訊息，而在於更深層地開顯世界與協調行動
思維也將不再離開語言，而得以將一種先於語言邏各斯存在的先驗主體
歷史—社會脈絡化地落實在一種，交互主體性的溝通共同體中
林遠澤在本書《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一方面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路線（第一至三章），論述從赫德（Herder）到洪堡特（Humboldt）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在亞里斯多德的語言工具觀之外，為語言的語意學研究增加一種具世界開顯性作用的存有學向度；另一方面則從「語言心理學」的路線（第四至六章），闡釋從馮特（Wundt）到米德（Mead）的後續發展，如何在語言表象的作用外，為語言的語用學研究增加一種具行動規範性作用的溝通實踐向度。透過這兩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們不再僅將語言的作用局限在標指事物與傳遞訊息，而是在於更深層地開顯世界與協調行動；另一方面，這個研究也使我們確定思維不能離開語言，從而得以將一種先於語言邏各斯存在的先驗主體，歷史－社會脈絡化地落實在一種交互主體性的溝通共同體中。惟當如此，哲學之語言學轉向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方得以在本書中得到真正的說明。
《從赫德到米德》借鏡《從康德到黑格爾》的提法，闡釋《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相對於先驗觀念論的意識哲學進路，推動哲學轉向去思考在語言學模式中的溝通共同體理念。本書劃分六章與一個附錄，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I）包含前三章，在赫德與哈曼關於語言起源論的爭議中，一種不同於亞里士多德語言工具觀的語言哲學觀點如何產生出來。以及這種觀點如何影響了洪堡特，以至於他會主張作為建構思想的器官，語言不應是成品而是活動。洪堡特最後透過語言的交談結構，解釋在語言世界觀之意義多元主義下，吾人的世界理解如何具有客觀性，這開創了語用學之溝通向度的討論。包括第四至六章的第二部分（II），探討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在20世紀初期的發展過程。它始於馮特的研究，因為在青年語法學派將歷史比較語言學轉向語言心理學的研究之後，馮特首先針對語音之語意表達的普遍可理解性問題，深入研究了人類的語言如何能從動物的身體姿態表達，轉化成以表意符號進行溝通互動。
延伸閱讀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林遠澤著
《自由主義的道德處境》，周楓著
《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23）》，思想編委會編
《反思進步價值（思想36）》，思想編委會編
《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錢永祥著
《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蕭高彥著
作者簡介：
林遠澤
1965年出生於台灣宜蘭。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於南華大學哲學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現任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兼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語用學的哲學、倫理學、批判理論、中國哲學。著有《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責任倫理學如何可能？論科技時代之對話倫理學的先驗語用學奠基》（德文）、《關懷倫理與對話療癒：醫護人文學的哲學探究》，並發表關於法蘭克福學派及實踐哲學等期刊論文數十篇，並以《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榮獲第七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論（節錄）
在影響近代人類思想發展甚鉅的德國古典哲學中，存在著兩條相當不同的思路。一條是「從康德到黑格爾」的觀念論思路，它從統覺的自我意識與自律的道德主體性出發，走向對於理念之客觀化體現達到全面自覺的絕對精神，與團結所有個體的總體性國家；另一條則是「從赫德到洪堡特」的語言哲學思路，他們透過世界理解與人類理性的語言性，開闢一條邁向溝通共同體的道路，以凸顯出人類文化生活與民主體制的核心價值所在。在前一條道路中，嚴格的理性自律與絕對精神的一體籠罩，遭到社會生活的矛盾鬥爭、潛意識的欲望衝動與個體權力意志的反叛。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觀念論，因而接著走上「從黑格爾到尼采」這一段顛簸崎嶇的道路；但從「赫德到洪堡特」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卻接著透過「從馮特到米德」的溝通共同體思路，承認在情緒衝動的姿態表達中，即存在有身體性的意義建構活動，主張惟有透過在社會互動中，角色扮演的相互承認，人類社會的團結整合才能賦予個人自由的實現。在哲學史的發展中重新發現「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使我們能將哲學從在意識領域中的先驗自我或絕對精神，轉移到以語言的溝通共同體作為哲學思考的基點。這不僅能建構出以人文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哲學思維模式，更能為人類提供自我理解的新圖像。
剛從我們身邊流逝的20世紀，已被公認是哲學語言學轉向後的世紀。語言哲學既已經是當代的顯學，我們何以還需回顧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遺跡？這是歷史憑弔的興趣，還是只想在哲學史的神殿中，為赫德到米德這幾位哲學家，爭列作為當代語言哲學先祖的牌匾？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思路，早已經是一條湮沒在歷史中的古道，我們並不知道，經由它究竟可以通向何方去尋幽訪勝。然而一旦這條道路能被清理出來，那麼我們將可發現，當代的語言哲學研究，也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是從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經過中世紀的共相之爭、到近代經由康德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綜合，最終抵達邏輯實證論與語言分析哲學的道路。這條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道路，號稱它完成哲學語言學轉向的工作。但其實它並沒有使哲學轉向，它走的還是「思有一致性原則」的老路。他們之所以感到哲學有了轉向，係因為他們在亞里士多德以邏輯學建構存有論的哲學傳統中，擺脫探討主體機能的心理學與對象建構的存有論，而只專注於思想判斷的邏輯學，俾使語言哲學能為科學的理論建構提供具有真值涵蘊的邏輯語法。
然而語言是以詞構句的言說行動，在構詞學與文法學中，特別是在語言溝通的使用中，世界之意義建構與行動協調之規範建制的基礎，卻沒有在這條道路中得到專題化的討論。而由希臘化—羅馬時期的修辭學傳統與基督教的邏各斯神祕主義開始，經由文藝復興時期但丁（Dante）的人文主義與維柯（Vico）主張的新科學，直到最終綜合於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這些問題才在語言起源論、歷史比較語言學與語言心理學的範圍內，得到詳細的討論。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為代表的第二條思路，就其肇始於語言起源論的探討而言，一開始即帶領哲學走向探討「人是什麼？」的哲學人類學問題。人有語言，才與動物截然有別，人文世界與人的語言性密不可分。動物依本能而生活在它的環境之中，但人類卻能抽離他的環境而面對整個世界。世界這個概念，因而主要不是指在物理學意義下的自然環境，而是指人類透過語言所建構的意義視域。語言作為人類溝通互動的媒介，它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只能透過交互主體性建構。這使得語言中介的文化創造，不同於科學僅借助理性的邏輯去進行獨白的沉思，而是必須在世界解釋的意義理解，與行動規範的溝通協調中，取得共識的普遍有效性。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因而在一開始就非常有意識地，要相對於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進行「語言的批判」。語言無法離開社群共同體的歷史發展，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上，德國古典語言哲學轉而關注語言之世界開顯性的作用。且當語言不再只被看成是透過約定而產生的現成工具，而是創造思想活動的器官，語言學的研究就更必須從研究經典文本的文獻學，轉向研究人之語言資能的語言心理學。這使得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得以說明，詞語的符號性意義與透過文法形塑的世界性結構，如何能從人類社會互動的身體姿態表現與民族共同體的共通感中產生出來。
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研究，因而不是在做翻案文章，而是要凸顯出，語言哲學不應只是將語言當成是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而應是哲學研究的重新開始。正如海德格在講述赫德的語言起源論時所說的：「在發問語言起源的問題線索上，我們所思索的，首先並非意在語言科學及其基礎的問題。它並不是要處理哲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或關於它的學說），也不是要主張『語言的哲學』應成為哲學的基本學說。在這裡我們所思考的，既非語言科學，也非語言哲學；而是從詞語作為『存有之真理的本質』出發，對語言的起源（本質根據）所進行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下，哲學之語言學轉向的時間點，即非如語言分析學者所追溯的，是始於19世紀末弗雷格（G. Frege, 1848-1925）關於《數學基礎》（1884）的探討，而應是更早地始於18世紀赫德的《論語言的起源》（1776）。
面對語言哲學的這兩條思路，本書選擇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作為哲學研究的新開始。為了闡述本書研究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之必要性、重要性與進路的合法性，我們在這個導論中，有必要先向讀者說明，為何本書不採取從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到當代語言分析哲學發展出來的語言哲學觀點，而主張哲學真正的語言學轉向，應當取道於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為此之故，我在底下將先分析西方主流的語言哲學觀點，如何在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影響下產生出來（一）；其次，我將深入解析，在此種語言工具觀的影響下，當代語言分析哲學仍存在哪些語言哲學觀點的限制（二），以能進一步論述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借助「語言作為開顯世界的存有論詮釋學」，超越傳統語言哲學在語意學研究方面的窄化，以及如何借助「語言作為規範建制的溝通行動理論」，補充傳統語言哲學在語用學向度上的缺乏。以凸顯相對於「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透過溝通共同體的觀點，推動先驗哲學的語言學轉化，俾使哲學思維的先驗主體或絕對精神，能重新回到真實的生活世界。並從而使得哲學不再僅專注於為自然科學奠基，而是在重視以人文科學的知識建構活動作為哲學思考的典範時，能更好地給出人作為符號動物的哲學人類學圖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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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出生於台灣宜蘭。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於南華大學哲學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現任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兼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語用學的哲學、倫理學、批判理論、中國哲學。著有《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責任倫理學如何可能？論科技時代之對話倫理學的先驗語用學奠基》（德文）、《關懷倫理與對話療癒：醫護人文學的哲學探究》，並發表關於法蘭克福學派及實踐哲學等期刊論文數十篇，並以《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榮獲第七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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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響近代人類思想發展甚鉅的德國古典哲學中，存在著兩條相當不同的思路。一條是「從康德到黑格爾」的觀念論思路，它從統覺的自我意識與自律的道德主體性出發，走向對於理念之客觀化體現達到全面自覺的絕對精神，與團結所有個體的總體性國家；另一條則是「從赫德到洪堡特」的語言哲學思路，他們透過世界理解與人類理性的語言性，開闢一條邁向溝通共同體的道路，以凸顯出人類文化生活與民主體制的核心價值所在。在前一條道路中，嚴格的理性自律與絕對精神的一體籠罩，遭到社會生活的矛盾鬥爭、潛意識的欲望衝動與個體權力意志的反叛。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觀念論，因而接著走上「從黑格爾到尼采」這一段顛簸崎嶇的道路；但從「赫德到洪堡特」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卻接著透過「從馮特到米德」的溝通共同體思路，承認在情緒衝動的姿態表達中，即存在有身體性的意義建構活動，主張惟有透過在社會互動中，角色扮演的相互承認，人類社會的團結整合才能賦予個人自由的實現。在哲學史的發展中重新發現「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使我們能將哲學從在意識領域中的先驗自我或絕對精神，轉移到以語言的溝通共同體作為哲學思考的基點。這不僅能建構出以人文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哲學思維模式，更能為人類提供自我理解的新圖像。
剛從我們身邊流逝的20世紀，已被公認是哲學語言學轉向後的世紀。語言哲學既已經是當代的顯學，我們何以還需回顧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遺跡？這是歷史憑弔的興趣，還是只想在哲學史的神殿中，為赫德到米德這幾位哲學家，爭列作為當代語言哲學先祖的牌匾？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思路，早已經是一條湮沒在歷史中的古道，我們並不知道，經由它究竟可以通向何方去尋幽訪勝。然而一旦這條道路能被清理出來，那麼我們將可發現，當代的語言哲學研究，也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是從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經過中世紀的共相之爭、到近代經由康德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綜合，最終抵達邏輯實證論與語言分析哲學的道路。這條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道路，號稱它完成哲學語言學轉向的工作。但其實它並沒有使哲學轉向，它走的還是「思有一致性原則」的老路。他們之所以感到哲學有了轉向，係因為他們在亞里士多德以邏輯學建構存有論的哲學傳統中，擺脫探討主體機能的心理學與對象建構的存有論，而只專注於思想判斷的邏輯學，俾使語言哲學能為科學的理論建構提供具有真值涵蘊的邏輯語法。
然而語言是以詞構句的言說行動，在構詞學與文法學中，特別是在語言溝通的使用中，世界之意義建構與行動協調之規範建制的基礎，卻沒有在這條道路中得到專題化的討論。而由希臘化—羅馬時期的修辭學傳統與基督教的邏各斯神祕主義開始，經由文藝復興時期但丁（Dante）的人文主義與維柯（Vico）主張的新科學，直到最終綜合於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這些問題才在語言起源論、歷史比較語言學與語言心理學的範圍內，得到詳細的討論。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為代表的第二條思路，就其肇始於語言起源論的探討而言，一開始即帶領哲學走向探討「人是什麼？」的哲學人類學問題。人有語言，才與動物截然有別，人文世界與人的語言性密不可分。動物依本能而生活在它的環境之中，但人類卻能抽離他的環境而面對整個世界。世界這個概念，因而主要不是指在物理學意義下的自然環境，而是指人類透過語言所建構的意義視域。語言作為人類溝通互動的媒介，它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只能透過交互主體性建構。這使得語言中介的文化創造，不同於科學僅借助理性的邏輯去進行獨白的沉思，而是必須在世界解釋的意義理解，與行動規範的溝通協調中，取得共識的普遍有效性。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因而在一開始就非常有意識地，要相對於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進行「語言的批判」。語言無法離開社群共同體的歷史發展，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上，德國古典語言哲學轉而關注語言之世界開顯性的作用。且當語言不再只被看成是透過約定而產生的現成工具，而是創造思想活動的器官，語言學的研究就更必須從研究經典文本的文獻學，轉向研究人之語言資能的語言心理學。這使得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得以說明，詞語的符號性意義與透過文法形塑的世界性結構，如何能從人類社會互動的身體姿態表現與民族共同體的共通感中產生出來。
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研究，因而不是在做翻案文章，而是要凸顯出，語言哲學不應只是將語言當成是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而應是哲學研究的重新開始。正如海德格在講述赫德的語言起源論時所說的：「在發問語言起源的問題線索上，我們所思索的，首先並非意在語言科學及其基礎的問題。它並不是要處理哲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或關於它的學說），也不是要主張『語言的哲學』應成為哲學的基本學說。在這裡我們所思考的，既非語言科學，也非語言哲學；而是從詞語作為『存有之真理的本質』出發，對語言的起源（本質根據）所進行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下，哲學之語言學轉向的時間點，即非如語言分析學者所追溯的，是始於19世紀末弗雷格（G. Frege, 1848-1925）關於《數學基礎》（1884）的探討，而應是更早地始於18世紀赫德的《論語言的起源》（1776）。
面對語言哲學的這兩條思路，本書選擇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作為哲學研究的新開始。為了闡述本書研究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之必要性、重要性與進路的合法性，我們在這個導論中，有必要先向讀者說明，為何本書不採取從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到當代語言分析哲學發展出來的語言哲學觀點，而主張哲學真正的語言學轉向，應當取道於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為此之故，我在底下將先分析西方主流的語言哲學觀點，如何在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影響下產生出來（一）；其次，我將深入解析，在此種語言工具觀的影響下，當代語言分析哲學仍存在哪些語言哲學觀點的限制（二），以能進一步論述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借助「語言作為開顯世界的存有論詮釋學」，超越傳統語言哲學在語意學研究方面的窄化，以及如何借助「語言作為規範建制的溝通行動理論」，補充傳統語言哲學在語用學向度上的缺乏。以凸顯相對於「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透過溝通共同體的觀點，推動先驗哲學的語言學轉化，俾使哲學思維的先驗主體或絕對精神，能重新回到真實的生活世界。並從而使得哲學不再僅專注於為自然科學奠基，而是在重視以人文科學的知識建構活動作為哲學思考的典範時，能更好地給出人作為符號動物的哲學人類學圖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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