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為民
定價:NT$ 350
優惠價:88 折,NT$ 308
已售完,補貨中
火種。新苗。
你所不知道或遺忘的,書的故事,也是時代的故事
禁書,台灣特有種出土重光
胡慧玲‧藍士博 熱血推薦
本書挑選敘述的黨外禁書,從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遭禁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殷海光),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查禁的《許信良論政》(楊青矗編)為止,計二十五種。警備總部大部份以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出版物不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的第五款(違背反共國策者)、第六款(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者)、第七款(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者)予以查禁查扣處份。黨外書籍的大量查禁始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在裝訂廠扣押《選舉萬歲》一書開始,每年都有數十種書籍被查禁,直至一九八七年「解嚴」後才稍緩和,一九九二年八月裁撤警備總部,「禁書」才在台灣社會消失。——廖為民
他是黨外運動史的活字典,讀書家兼藏書家。「我要為台灣人留下火種。」廖為民說。搶救禁書,就是留下火種。廖為民兩年寫兩本書,《我的黨外青春》和《台灣禁書的故事》,記錄某種姿勢的青春和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台灣原生種,特有種。——胡慧玲
感謝為民兄,在完成《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之後,繼續出版《台灣禁書的故事》,為所收藏的「禁書」留下紀錄。透過這部作品,我們不僅得以一窺當時知識份子的思想與實踐,更可以看見一位愛書人的諸多因緣,他與那些書、許多人的際會。為民兄的作品不僅協助我們認識這些書籍,更成為我們認識那個禁錮時代的索引——他的敘述與詮釋仿若星辰,提供我們梳理戰後黨外雜誌與禁書的航線——因為有他的書寫,才能讓這些過往的史料與行動得以重新現身。——藍士博
作者簡介:
廖為民,台灣雲林縣人,現居新北市三峽。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畢業。曾任書報社發行經理,出版社行銷企劃,雜誌社發行副理,書報公司總經理,出版社發行人,出版社社長,從事文化工作逾三十年。現在擔任「座家」。喜好讀書,逛書店,聊天,小酌,沉思。目前仍就相關「黨外」查扣與查禁書籍撰述中。著有《我的黨外青春》。
名人推薦:
推薦序一
火種 ◎胡慧玲
寫《百年追求》卷三,歷時四十個月。定稿前,我陷入嚴重焦慮,對這些漫漫時日寫下來的字字句句,起了疑心。我天天到台大圖書館,查資料,逐筆比對年代日期人名數字;打電話給久未聯絡的廖為民,向他說原由,想借三本禁書,再次核對。他說,當然沒問題。當天,他從三峽扛兩箱黨外禁書進門,說:「我想妳或許用得到。」
得寸進尺,我拜託他看稿。廖為民說,義不容辭。接下來,他白天上班,晚上看稿。二校稿回來,他向公司請假,到我家,和世煜、我,三人各據角落,校稿,討論。沒日沒夜。
不是第一次向他討救兵。以前我在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工作,編《人權之路》,也是請他審校,才安心。
他是黨外運動史的活字典,讀書家兼藏書家。
但真要說,我和廖為民並不算熟稔。
黨外圈,我所經歷過的,三十年前的黨外圈。大家都忙得風風火火,只約略有印象:誰誰誰在做哪些事。偶一見面,嗅嗅聞聞,心下明白是否同一國。往後,倘若事情搞大了,或想把事情搞大,聯絡簿拿出來,打電話揪人,簡單俐落,但憑一心。
如今想想,如果有所謂的,時代的氣味,時代的色澤,大概就是這樣吧。你確知可以和誰一起做些,非做不可的。
《百年追求》出版後,世煜和我,請廖為民小酌,致謝。那餐飯,我第一次把他的人生,有眉有目弄清楚。
廖為民是雲林西螺人。父母親在鎮上開書店,他在書堆中長大,從小愛讀閒雜書,高中就讀遍志文出版社尼采、叔本華等文史哲著作。大學聯考落榜兩次,幸好抽到補充兵,而後考上台中商專夜間部。他白天在台中稅捐處當工讀生,暇時,到公園路、中華路的舊書攤,一家家閒逛,一攤攤流連。因緣際會,看到黨外雜誌《台灣政論》創刊號,一讀,天雷勾動地火。他繼續往上索求,如《大學雜誌》、《文星雜誌》、《自由中國》……又往下蒐集,如黨外雜誌和禁書,一發不可收拾。大學半工半讀,他省下飯錢,買《吳濁流作品集》全套六冊;花掉將近一個月薪水,分期付款買禁書《選舉萬歲》。和台灣有關的,都是他蒐與讀的範圍。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畢業後,他到「台中書報社」工作。從讀者變成發行商,找書買書更直接了當。他站上第一線,和警總鬥智鬥勇鬥狠。他見證了黨外雜誌最輝煌的時期,《美麗島雜誌》在台中市公園路的書報攤一個晚上賣五百本。他也見證了警總目無法紀和貪財—警總人員每查扣一本禁書,可得獎金五元,一星期若查扣兩萬本,獎金就十萬元。警總查禁黨外書刊,一來可箝制言論,二來搶書如搶錢,財源滾滾。從裝訂廠到奔馳高速公路的送貨車,從書報社倉庫到書報攤門市…… 警總佈下網羅,搶到眼紅時,甚至亮槍查扣。廖為民屢屢被約去「喝咖啡」,威脅要給他吃牢飯。
一九八四年,廖為民結婚後北遷。歷任《人間雜誌》發行部副理、書報社總經理、出版社發行人,始終與書為伍,如魚得水。在台灣買書之外,他還在中國蒐書,以台灣為主題的書刊,他半本也不願錯漏。平均一年入手五百本書,隨他從台中北上,遷徙於板橋、東湖、古亭、景美、新店、三峽。廖為民說,「家人似的,陪伴我四十年。」幾百箱書,上萬冊藏書,尤其禁書,耗費的精神和金錢,難以計數。
那夜小酌,談往事種種。廖為民的一句話,我忘不了。他說,國民黨鋪天蓋地查扣查禁,斷台灣人思想文化的根,「我要為台灣人留下火種。」搶救禁書,就是留下火種。四十年來,生活和事業,起起落落,但他說到做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曾經,暴政如此之久,黑夜無邊無際。一次又一次的血案和悲劇,我以為,黎明不可能來臨。那時,友伴說,黨外運動是「良心事業」。良心事業是沒在算投資報酬率的。沒有贏面之意。
走到現在,我漸漸明白。時代的風景,像一幅亂針繡。遠看,線條分明,輪廓清晰。那是英雄豪傑。近看,那亂針,恣意滋長竄生,其實就是像廖為民,像成千上萬,你我這樣的小人物,在強權底下,在看不見希望的日與夜,自己暗暗畫定守備範圍,堅持某種姿勢,撐下去。
廖為民兩年寫兩本書,《我的黨外青春》和《台灣禁書的故事》,記錄某種姿勢的青春和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台灣原生種,特有種。
推薦序二
膽以筆墨爭自由 ◎藍士博
作為一位台灣學研究的逃兵,我也曾經認真而嚴肅地思考:面對台灣連續殖民與內部殖民的複雜情境,島民或者揭竿而起,或者以筆墨、言論相爭,究竟要如何詮釋、定位,才能精準刻畫百年來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印刷機的爭奪—是我為二十世紀台灣人的文化抵抗下的註腳。自從古騰堡發明現代印刷以降,言論不再只是個人的牢騷絮語,倡議與群眾結合,筆墨也慢慢具備了改變世界的能量。回顧上個世紀台灣印刷媒體的發展,當印刷資本主義伴隨著日本殖民統治來到台灣,漢字文化圈的遺緒模糊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界線,從《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開始,日台漢文人透過報刊彼此唱和的情況絡繹不絕,台灣的傳統文人也開始擁有嶄新的、現代身份。
日刊報紙固然是殖民統治的產物,卻也改變台灣人的「時間」與「空間」認知。傳統文人逐漸地透過結社(「台灣文社」)、出版刊物(《台灣文藝叢誌》)等方式,積極介入、嘗試主導印刷媒體刊物的實際出版過程,在與日本官僚以漢詩文彼此交流唱和當中,尋找重塑文化場域的空間與可能。
在電視機與廣播尚未普及以前,報刊毫無疑問地是有效傳遞訊息、方便凝聚共識的工具,也是官方與民間(特別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彼此爭奪的輿論戰場。一九二○年代開始,島內與內地的台灣青年開始有意識的串連(例如台灣文化協會等組織),並且利用台灣、日本分屬不同法領域的特徵,擺脫總督府的枷鎖,陸續創辦《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等報刊批評時政、倡導現代文明,串連出一條「文化抗日運動」的系譜。
文化抗日運動以筆代戈,「同人結社」的基礎,配合台灣人資本的報刊,他們以來自西洋、日本與中國的「現代思潮」充實日已成形台灣共同體的內涵,爭取與統治者「平坐立(peN che-khia)」的權力。而過去清帝國時期透過私塾、漢字、科舉、捐納而產生的仕紳階級、傳統文人,也就在文化抗日運動的浪潮中逐漸被受殖民地教育、日文與現代文明影響的「台灣青年」取代—現代意義下的知識份子也就此誕生。
儘管日本殖民統治透過割取、塗銷、檢閱、禁止發行等方式限制台灣人言論,仍然無法阻止台灣人的啟蒙、運動與串連,也無法阻止台灣知識份子擁有屬於自己的報刊媒體,自己的印刷資本主義。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媒體管制解除之後,他們迅速地與中國文化人攜手,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間創造了一個百花齊放、各種報刊相繼出版的
輿論空間,短暫的桃花園。
可惜的是,這股令人期待的匯流,隨即因為二二八事件,以及後續的清鄉、綏靖、戒嚴等所阻截—報紙遭到查禁、報社遭到查封,不分省籍的記者與知識份子遭到暗殺、囚禁與槍決,致使戰後的台灣社會出現極大的斷裂、難以跨越的鴻溝。
不可否認的是,官方的壓抑、思想的禁制、言論的單一、語文的斷裂,在在都讓戰後的台灣知識份子感到困擾。然而,正因為抱持著對於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共同信仰,白色恐怖的冰山終究在黨外運動及其報刊雜誌的影響下,緩慢地融解,終至崩塌。
倘若我們以簡略的線性觀點來看,黨外雜誌與禁書的出現,除了是威權統治下的產物以外,更是五四運動與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復興。換言之,當這群跨越至戰後的知識份子重新聚集,由疏到頻,從保守到基進,終至挑戰國民黨的法統與統治基礎之際,我們見到的是那始於半個世紀以前,遭受帝國主義侵略與弱小民族們被迫以知識武裝,以所謂「文明」的方式進行的戰鬥—只為了使人得以成為有思想的、真正的人。
感謝為民兄,在完成《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之後,繼續出版《台灣禁書的故事》,為所收藏的「禁書」留下紀錄。透過這部作品,我們不僅得以一窺當時知識份子的思想與實踐,更可以看見一位愛書人的諸多因緣,他與那些書、許多人的際會。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描寫一九八七年前往《人間》雜誌應徵的片段:「陳映真思路清晰,對書報發行有理念,因此相談甚歡,在面談結束之前,我向陳報告『我們的意識形態稍微有些差異』,請他一併列入考慮,他笑笑的用手拍拍我的肩膀,只問我『你何時可以來上班?』」彼時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雍容大度,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學習與珍惜。
由於黨外雜誌與禁書大多與時事有關,在如今時移事遷、白雲蒼狗之際,為民兄的作品不僅協助我們認識這些書籍,更成為我們認識那個禁錮時代的索引—他的敘述與詮釋仿若星辰,提供我們梳理戰後黨外雜誌與禁書的航線—因為有他的書寫,才能讓這些過往的史料與行動得以重新現身;也因為他的書寫,讓我們在這個輕薄短小、網紅取代知識份子、數位印刷取代活字、先出版才篩選的,完全商業化、庸俗化的時代,還能找到一個容許我們緬懷當時那樣充滿理想、熱情、義無反顧、燃燒青春的位置,一個適合定錨的峽灣。
我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像為民兄一樣的鑄史人,紀錄那段即將逝去的、膽以筆墨爭自由的年代,青史不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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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書,台灣特有種出土重光
胡慧玲‧藍士博 熱血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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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黨外運動史的活字典,讀書家兼藏書家。「我要為台灣人留下火種。」廖為民說。搶救禁書,就是留下火種。廖為民兩年寫兩本書,《我的黨外青春》和《台灣禁書的故事》,記錄某種姿勢的青春和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台灣原生種,特有種。——胡慧玲
感謝為民兄,在完成《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之後,繼續出版《台灣禁書的故事》,為所收藏的「禁書」留下紀錄。透過這部作品,我們不僅得以一窺當時知識份子的思想與實踐,更可以看見一位愛書人的諸多因緣,他與那些書、許多人的際會。為民兄的作品不僅協助我們認識這些書籍,更成為我們認識那個禁錮時代的索引——他的敘述與詮釋仿若星辰,提供我們梳理戰後黨外雜誌與禁書的航線——因為有他的書寫,才能讓這些過往的史料與行動得以重新現身。——藍士博
作者簡介:
廖為民,台灣雲林縣人,現居新北市三峽。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畢業。曾任書報社發行經理,出版社行銷企劃,雜誌社發行副理,書報公司總經理,出版社發行人,出版社社長,從事文化工作逾三十年。現在擔任「座家」。喜好讀書,逛書店,聊天,小酌,沉思。目前仍就相關「黨外」查扣與查禁書籍撰述中。著有《我的黨外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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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種 ◎胡慧玲
寫《百年追求》卷三,歷時四十個月。定稿前,我陷入嚴重焦慮,對這些漫漫時日寫下來的字字句句,起了疑心。我天天到台大圖書館,查資料,逐筆比對年代日期人名數字;打電話給久未聯絡的廖為民,向他說原由,想借三本禁書,再次核對。他說,當然沒問題。當天,他從三峽扛兩箱黨外禁書進門,說:「我想妳或許用得到。」
得寸進尺,我拜託他看稿。廖為民說,義不容辭。接下來,他白天上班,晚上看稿。二校稿回來,他向公司請假,到我家,和世煜、我,三人各據角落,校稿,討論。沒日沒夜。
不是第一次向他討救兵。以前我在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工作,編《人權之路》,也是請他審校,才安心。
他是黨外運動史的活字典,讀書家兼藏書家。
但真要說,我和廖為民並不算熟稔。
黨外圈,我所經歷過的,三十年前的黨外圈。大家都忙得風風火火,只約略有印象:誰誰誰在做哪些事。偶一見面,嗅嗅聞聞,心下明白是否同一國。往後,倘若事情搞大了,或想把事情搞大,聯絡簿拿出來,打電話揪人,簡單俐落,但憑一心。
如今想想,如果有所謂的,時代的氣味,時代的色澤,大概就是這樣吧。你確知可以和誰一起做些,非做不可的。
《百年追求》出版後,世煜和我,請廖為民小酌,致謝。那餐飯,我第一次把他的人生,有眉有目弄清楚。
廖為民是雲林西螺人。父母親在鎮上開書店,他在書堆中長大,從小愛讀閒雜書,高中就讀遍志文出版社尼采、叔本華等文史哲著作。大學聯考落榜兩次,幸好抽到補充兵,而後考上台中商專夜間部。他白天在台中稅捐處當工讀生,暇時,到公園路、中華路的舊書攤,一家家閒逛,一攤攤流連。因緣際會,看到黨外雜誌《台灣政論》創刊號,一讀,天雷勾動地火。他繼續往上索求,如《大學雜誌》、《文星雜誌》、《自由中國》……又往下蒐集,如黨外雜誌和禁書,一發不可收拾。大學半工半讀,他省下飯錢,買《吳濁流作品集》全套六冊;花掉將近一個月薪水,分期付款買禁書《選舉萬歲》。和台灣有關的,都是他蒐與讀的範圍。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畢業後,他到「台中書報社」工作。從讀者變成發行商,找書買書更直接了當。他站上第一線,和警總鬥智鬥勇鬥狠。他見證了黨外雜誌最輝煌的時期,《美麗島雜誌》在台中市公園路的書報攤一個晚上賣五百本。他也見證了警總目無法紀和貪財—警總人員每查扣一本禁書,可得獎金五元,一星期若查扣兩萬本,獎金就十萬元。警總查禁黨外書刊,一來可箝制言論,二來搶書如搶錢,財源滾滾。從裝訂廠到奔馳高速公路的送貨車,從書報社倉庫到書報攤門市…… 警總佈下網羅,搶到眼紅時,甚至亮槍查扣。廖為民屢屢被約去「喝咖啡」,威脅要給他吃牢飯。
一九八四年,廖為民結婚後北遷。歷任《人間雜誌》發行部副理、書報社總經理、出版社發行人,始終與書為伍,如魚得水。在台灣買書之外,他還在中國蒐書,以台灣為主題的書刊,他半本也不願錯漏。平均一年入手五百本書,隨他從台中北上,遷徙於板橋、東湖、古亭、景美、新店、三峽。廖為民說,「家人似的,陪伴我四十年。」幾百箱書,上萬冊藏書,尤其禁書,耗費的精神和金錢,難以計數。
那夜小酌,談往事種種。廖為民的一句話,我忘不了。他說,國民黨鋪天蓋地查扣查禁,斷台灣人思想文化的根,「我要為台灣人留下火種。」搶救禁書,就是留下火種。四十年來,生活和事業,起起落落,但他說到做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曾經,暴政如此之久,黑夜無邊無際。一次又一次的血案和悲劇,我以為,黎明不可能來臨。那時,友伴說,黨外運動是「良心事業」。良心事業是沒在算投資報酬率的。沒有贏面之意。
走到現在,我漸漸明白。時代的風景,像一幅亂針繡。遠看,線條分明,輪廓清晰。那是英雄豪傑。近看,那亂針,恣意滋長竄生,其實就是像廖為民,像成千上萬,你我這樣的小人物,在強權底下,在看不見希望的日與夜,自己暗暗畫定守備範圍,堅持某種姿勢,撐下去。
廖為民兩年寫兩本書,《我的黨外青春》和《台灣禁書的故事》,記錄某種姿勢的青春和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台灣原生種,特有種。
推薦序二
膽以筆墨爭自由 ◎藍士博
作為一位台灣學研究的逃兵,我也曾經認真而嚴肅地思考:面對台灣連續殖民與內部殖民的複雜情境,島民或者揭竿而起,或者以筆墨、言論相爭,究竟要如何詮釋、定位,才能精準刻畫百年來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印刷機的爭奪—是我為二十世紀台灣人的文化抵抗下的註腳。自從古騰堡發明現代印刷以降,言論不再只是個人的牢騷絮語,倡議與群眾結合,筆墨也慢慢具備了改變世界的能量。回顧上個世紀台灣印刷媒體的發展,當印刷資本主義伴隨著日本殖民統治來到台灣,漢字文化圈的遺緒模糊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界線,從《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開始,日台漢文人透過報刊彼此唱和的情況絡繹不絕,台灣的傳統文人也開始擁有嶄新的、現代身份。
日刊報紙固然是殖民統治的產物,卻也改變台灣人的「時間」與「空間」認知。傳統文人逐漸地透過結社(「台灣文社」)、出版刊物(《台灣文藝叢誌》)等方式,積極介入、嘗試主導印刷媒體刊物的實際出版過程,在與日本官僚以漢詩文彼此交流唱和當中,尋找重塑文化場域的空間與可能。
在電視機與廣播尚未普及以前,報刊毫無疑問地是有效傳遞訊息、方便凝聚共識的工具,也是官方與民間(特別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彼此爭奪的輿論戰場。一九二○年代開始,島內與內地的台灣青年開始有意識的串連(例如台灣文化協會等組織),並且利用台灣、日本分屬不同法領域的特徵,擺脫總督府的枷鎖,陸續創辦《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等報刊批評時政、倡導現代文明,串連出一條「文化抗日運動」的系譜。
文化抗日運動以筆代戈,「同人結社」的基礎,配合台灣人資本的報刊,他們以來自西洋、日本與中國的「現代思潮」充實日已成形台灣共同體的內涵,爭取與統治者「平坐立(peN che-khia)」的權力。而過去清帝國時期透過私塾、漢字、科舉、捐納而產生的仕紳階級、傳統文人,也就在文化抗日運動的浪潮中逐漸被受殖民地教育、日文與現代文明影響的「台灣青年」取代—現代意義下的知識份子也就此誕生。
儘管日本殖民統治透過割取、塗銷、檢閱、禁止發行等方式限制台灣人言論,仍然無法阻止台灣人的啟蒙、運動與串連,也無法阻止台灣知識份子擁有屬於自己的報刊媒體,自己的印刷資本主義。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媒體管制解除之後,他們迅速地與中國文化人攜手,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間創造了一個百花齊放、各種報刊相繼出版的
輿論空間,短暫的桃花園。
可惜的是,這股令人期待的匯流,隨即因為二二八事件,以及後續的清鄉、綏靖、戒嚴等所阻截—報紙遭到查禁、報社遭到查封,不分省籍的記者與知識份子遭到暗殺、囚禁與槍決,致使戰後的台灣社會出現極大的斷裂、難以跨越的鴻溝。
不可否認的是,官方的壓抑、思想的禁制、言論的單一、語文的斷裂,在在都讓戰後的台灣知識份子感到困擾。然而,正因為抱持著對於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共同信仰,白色恐怖的冰山終究在黨外運動及其報刊雜誌的影響下,緩慢地融解,終至崩塌。
倘若我們以簡略的線性觀點來看,黨外雜誌與禁書的出現,除了是威權統治下的產物以外,更是五四運動與台灣文化抗日運動的復興。換言之,當這群跨越至戰後的知識份子重新聚集,由疏到頻,從保守到基進,終至挑戰國民黨的法統與統治基礎之際,我們見到的是那始於半個世紀以前,遭受帝國主義侵略與弱小民族們被迫以知識武裝,以所謂「文明」的方式進行的戰鬥—只為了使人得以成為有思想的、真正的人。
感謝為民兄,在完成《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之後,繼續出版《台灣禁書的故事》,為所收藏的「禁書」留下紀錄。透過這部作品,我們不僅得以一窺當時知識份子的思想與實踐,更可以看見一位愛書人的諸多因緣,他與那些書、許多人的際會。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描寫一九八七年前往《人間》雜誌應徵的片段:「陳映真思路清晰,對書報發行有理念,因此相談甚歡,在面談結束之前,我向陳報告『我們的意識形態稍微有些差異』,請他一併列入考慮,他笑笑的用手拍拍我的肩膀,只問我『你何時可以來上班?』」彼時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雍容大度,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學習與珍惜。
由於黨外雜誌與禁書大多與時事有關,在如今時移事遷、白雲蒼狗之際,為民兄的作品不僅協助我們認識這些書籍,更成為我們認識那個禁錮時代的索引—他的敘述與詮釋仿若星辰,提供我們梳理戰後黨外雜誌與禁書的航線—因為有他的書寫,才能讓這些過往的史料與行動得以重新現身;也因為他的書寫,讓我們在這個輕薄短小、網紅取代知識份子、數位印刷取代活字、先出版才篩選的,完全商業化、庸俗化的時代,還能找到一個容許我們緬懷當時那樣充滿理想、熱情、義無反顧、燃燒青春的位置,一個適合定錨的峽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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