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拉斯基(Harold J. Laski)初至美國任教,是建構政治多元論的真正開始,距今剛好一百年。由於拉斯基至美國講學,中國知識分子與拉斯基相遇,也開始了拉斯基在20世紀中國歷史的濤駭浪中浮沉。
在「拉斯基在中國」之研究還是未竟之業的階段,偶有相關資料發現,仍是萬分欣喜。如此遷延時日,亦非全無意義。數據庫的不斷建立,對本書撰寫貢獻厥偉。可以說,有了數據庫,才有今日具體可以捉摸的20世紀初期中國拉斯基現象。豐富多元的民國報刊資料,提供追蹤拉斯基學說在中國傳播、發展及影響軌跡的有利線索,也使中國知識界的動態與樣貌更加清晰可辨。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了數據庫,省略了不少尋找史料的長途跋涉、耗時費日。
拉斯基的功業,各家已有評述。20世紀初期處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近年研究汗牛充棟,其歷史形象也愈見清晰。拉氏過世後,他生前所憂心的階級革命並未發生;其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經過修正後,依然展現頑強的生命力;其所珍視的民主政治,至今仍是世界上絕對多數國家的制度選擇。也正因為如此,拉氏思想的時代烙印更加鮮明。他的身軀瘦小,生命短暫,然而,在人類文明發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刻,他竭盡心力思索危機時代的政治社會解決方案,並擬付諸實踐,其形象毋寧是巨大的。他的政治多元論,尊重個體、強調多元價值,向世人闡述自由、平等意義以及國家政府的權力本質,其所揭示的人道主義理想,直至今日,仍是值得世人省思。
作者簡介:
陳惠芬
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現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章節試閱
緒論
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或謂國家的多元主義理論, 1868年由基爾克(Otto von Gierke,1841-1921)所倡。至20世紀初期,它已成為西方政治思想的新趨勢,拉斯基(Harold J. Laski,1893-1950)厥為其中最具代表者。
作為一個關心社會、注重現實政治的理論家,拉斯基的政治思想緊扣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脈動,其主旨在於「改造國家」。在世局變化風雲詭譎的20世紀上半葉,拉斯基的國家相關論述亦是豐富多變。學者曾將拉斯基思想分為如下幾個階段,即多元主義時期、費邊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時期(準馬克思主義時期、民主社會主義時期)。 在政治多元論時期,拉斯基反對主權一元論,認為國家權力的高漲,忽視了社會的多元性。他認為國家和其他社團一樣,同為社會的一分子。他批評一元論,也挑戰層級論(hierarchical),主張重組社會政治結構,削弱國家權力,實現政治聯邦制和工業民主,建立多元政治。1920年代中葉以後,以1925年出版之《政治典範》(A Grammar of Politics)為標誌,他修正早期主權多元論,承認國家較其他社團有較為優越之地位,費邊主義色彩濃厚。1930年代後,拉氏政治思想發生劇變,至1935年明言放棄多元主義國家論,逐步建構其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造方案。然而,即使拉斯基此時運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來建構他的理論,但他依然深信,在各方面實行和平妥協辦法是可能的。唯其強調改革刻不容緩,乃又期待強大之國家力量有以促成。他不斷強調歷史已經進入一個「新轉折點」。儘管拉斯基晚期的政治思想發生重大修正,但拉氏盛名與早期之政治多元論幾不可分,他的名字與政治多元論緊密連結。 誠如Ralph Miliband所言,拉斯基一生始終是個多元主義者,對於「國家」這個巨靈 (Great Leviathan),他始終認為是一頭危險的野獸。
政治多元論的出現與一元主權論的批判有關。有些西方學者把主權概念溯至希臘羅馬時期,中世紀時期也有教會主權、君主主權和主權在民的論點。在中世紀以前的著作中,學者大體關注主權歸屬問題,並未對主權的本質特徵作進一步說明。一般認為,主權觀念乃隨近代民族國家的獨立而形成。16世紀,法國的布丹(Jean Bodin,1530-1596)首先提出主權理論,也大體奠定了傳統主權論的要旨。主權被視為至高無上的權力,具有絕對的,不受限制的、永久的、不可轉讓和代表的以及不可分的,其作用即在總體上和具體的領域中為公民提供法律。布丹發展了君主主權的理論,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則將其發揮到高峰。與布丹和霍布斯不同者,16世紀末、17世紀初有所謂主權在民論的出現,此種論點尤以17世紀末的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為突出,至18世紀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為高峰。19世紀出現的理性主權論相信永遠正確的絕對理性才是主權絕對正確的唯一來源,有人更認為其適時地代表國家的信念、思想和願望。而在國家主權論的最佳闡釋者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和伯倫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1881)學說中,最高權力存在一個人或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國家如同一個有機體或一個人,是倫理觀念或倫理精神的實現。對黑格爾來說,它只能被一個人,也就是這國家人格化的君主來實現。伯倫知理則是認為國家主權和君主主權同時存在,不發生衝突。簡言之,國家本身的威權就是主權,它是「全體」,比它的「部分」強大。同時,主權有二方面,從外部看,它是一個特定國家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保持獨立性;從內部看,主權是政治實體的立法。 大體而言,自布丹以降,關於主權的起源、作用、本質及歸屬等,成為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議題。在主權歸屬方面,主權論也歷經了主權在君主、主權在人民、主權在國家、法律主權、主權在議會等種種內容演變。而在主權性質方面,至19世紀奧斯汀(John Austin,1790-1859)更將主權是絕對的,單一的,不可分的特質作了更詳盡的發揮。換言之,在一個國家內,無論主權掌握在誰手中,它必須是唯一的和不可分的,此一理論歷經幾個世紀未嘗動搖。一種典型的一元理論實現於一元論國家的極端形式中,在此極端的形式中,所有政治權威集中於「一個」,一個政府以及一個法律體系。 然而,1787年憲法之下建立起來的美國則把主權觀念帶入一個新時代,傳統主權論開始受到衝擊。這部憲法的大多數制定者相信主權是可分的,在美國國體下,主權可有州和聯邦之間的分離。 1860年美國參議院通過一系列由Jefferson Davis提出的決議案,肯定了主權原則。除了美國,一些聯邦國家的憲法如瑞士也作如此的宣示。
二十世紀上半葉,拉斯基的政治思想引起了廣泛的注意。1950年拉斯基逝世後,英國工黨推崇其對黨務的貢獻,謂其為國際人類自由主義的鬥士。在法國,Leon Blum謂其貢獻與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思想家不相上下,是17世紀以來民主思想大家。雖然不少人稱拉斯基為社會主義者,但他一生為了自由與權威抗爭。英國政治學者Max Bellof說,如果1840年至1870年是密爾(John Stuart Miller)的時代,那麼1920年到1950年是拉斯基的時代。 美國學者Carroll Hawkin雖然對拉斯基認為古典自由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的產品以及企圖融合現代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作法不表認同,卻認為拉斯基早期對「自由」的努力,在本質上仍是一個「多元主義的拉斯基(pluralist Laski)」。 亦有學者表示,比起他一生中許多對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評論,他對主要關懷之自由和平等、個人主義與威權主義的闡述更具重要性。 確實,在拉斯基的時代,作為近代輝煌西方文明基礎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乃至以議會制度為主軸的民主政治都呈現動搖,社會主義、極權主義風起雲湧。拉斯基以一介知識分子,面對變局,屢發新說,期能力挽狂瀾。他反對革命,主張以和平協商的手段解決意識型態的矛盾;他珍視自由和平等的價值,主張以民主的方式建立一個公平合理且更為完善的社會。然而,他的民主社會主義,乃至於主張美蘇協商的世界大同論,在意識型態紛擾、權力對峙分明的國際政治氛圍中,舉步維艱。以一介學者奔走實際政治,更徒遭紛擾。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也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奔走呼號。跨入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痛心國家災難,欲進一步從西方尋求救國良方,無奈西方文明自身也遭逢危機,新說迭興。中國知識分子面臨抉擇,步履凌亂。拉斯基的求新求變,以及以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為基底的國家改造學說,頗能獲得同一時代企圖改造國家之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一般為拉斯基作傳或研究其思想者,多強調拉斯基對英國、歐洲大陸、美國、印度等地的深刻影響,其他國家則甚少言及。實則自1920年至1950年代,中國也有其特殊的拉斯基經驗,從一個政治理論家到一個政治改革者,到一個熱情的偉大教師,其在中國的歷史踪跡清晰可辨,亦與其西方的傳記作者所記述者頗多類似。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在世界性民主與反民主的浪潮中浮沉,也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拉鋸中徘徊。拉斯基學說在中國的傳播,從1920年代至1940年代持續不斷。大體而言,可分為二大階段:(一)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葉:此一時期,大抵是拉斯基政治多元主義及《政治典範》出版後具費邊主義色彩的政治多元論修正學說的傳播階段; (二)1930年代後期至1949年:此時拉斯基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逐漸成熟,也是其極力呼籲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企圖改革實際政治的階段,中國知識界對其理念亦多所傳播。
從1920年代到1949年,中國逐漸建制化的大學法政科系,容納了自歐美學成歸國的法政專業者,帶來歐美新思潮;報刊的蓬勃發展,為有志改造中國者開拓了言論的空間;其中更有知識分子集結社團,以宣傳改革為職志,亦往往以新說為憑藉。拉斯基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多仰賴於此。1920年代拉斯基政治理論已揚名國際,中國留學生亦有以其學說為標的,且研究有成並享有聲譽者。此後隨著拉斯基聲望愈高,中國知識分子傾慕其學說者日多。其中尤足注意者,是曾經從學於拉斯基的中國學生。許多英國評論家認為,拉斯基一生最成功的地方,是在他的講壇上,尤其對海外及遠東學生。 作為一個現實生活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以及熱情的教師,其影響力經由其學生而有持續的影響。 中國知識分子蒙受其教,從1920年代到1949年,他們之中不少人成為拉斯基思想在中國傳播的重要推手。
拉斯基著書立說,在報刊上評論時局與政治人物,參與各種講學、政治活動,在學術與政治領域活躍一時。中國知識分子則在中國譯介、評論、研究其學說,對於外國報刊上登載之拉斯基政論與行踪之報導亦在轉譯之列,且幾乎與西方同步,當代域外政治學家受到如此廣泛重視者,實為少見。在此種氛圍中,拉斯基的學說,從政治多元論,到具有費邊主義色彩的修正論,以至於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後的民主社會主義逐步再現於中國。
拉斯基思想包羅甚廣,其在中國的傳播也視知識分子的興趣各有不同,自然也受到中國當時語境所影響,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欲將之引為改造中國之資源時。如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期,政治多元論和《政治典範》中的聯治分權說在聯省自治、分治合作、均權共治等訴求中產生了微妙的連結;其關於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關係以及權利論述,在九一八以後的訓政爭議中也熱絡一時,《政治典範》中的制度設計概念也隱約出現在1930年代某些致力於國家改造的制度擘畫中。193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除批判黨治追求憲政外,蘇聯計劃經濟也開始受到較大的關注。193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由於二戰,拉斯基高唱改革並以之作為避免革命、避免戰爭之手段,主張「計畫化民主」。中國知識分子面臨抗日與國共內戰,不少人主張協商,期望走一條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的改革大道,拉斯基學說中的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並行的相關理論啟發更多,1940年代後期尤為高峰。且當此一時期,拉斯基學說在西方陷入激辯,在中國,知識分子論戰亦甚囂塵上,1948年關於自由主義之論爭即是一例。比起上一階段,193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知識分子更多為注重平等的問題,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也進入另一階段。從1920年代到1949年,拉斯基思想在中國的知識系譜隱然成形,知識分子的選擇與建構作用其間。
1950年拉斯基去世後,在冷戰的年代中,拉斯基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色彩與西方主流思想相悖,遭到了批判,反共學者甚至指其為史達林的代言人,其聲望也急轉直下。1960年代中葉期,拉氏的聲名顯然有復甦的現象,其著作也再度受到注意。如1966年Martin Peretz指出,學生抗議現實是受了拉斯基的影響。 B. Zylstren則是系統地分析拉斯基早年的著作。1970年代中期,David Nicholls分析拉斯基的政治多元論,強調其思想中的一致性。1979年,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Claudio Palazzolo 寫了一篇同情拉斯基的文章,述其各重要階段的理論發展。嗣後,W. H. Greenleaf 也為文強調了拉斯基思想的重要性。至於為拉斯基寫傳者亦不乏人,1969年Kingsley Martin 的書出版,1977年Granvill Eastwood的書,則是近似一本聖徒傳。Kenneth O. Morgan的短文則突顯了拉氏對勞工運動的貢獻。 1993年Newman的拉斯基傳試圖深入拉斯基內心所想望的政治世界,期能重建拉斯基的地位。
緒論
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或謂國家的多元主義理論, 1868年由基爾克(Otto von Gierke,1841-1921)所倡。至20世紀初期,它已成為西方政治思想的新趨勢,拉斯基(Harold J. Laski,1893-1950)厥為其中最具代表者。
作為一個關心社會、注重現實政治的理論家,拉斯基的政治思想緊扣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脈動,其主旨在於「改造國家」。在世局變化風雲詭譎的20世紀上半葉,拉斯基的國家相關論述亦是豐富多變。學者曾將拉斯基思想分為如下幾個階段,即多元主義時期、費邊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時期(準馬克思主義時期、民主...
作者序
對我而言,2016年是充滿意外的一年,包括這本書的出版。對拉斯基而言,1916年他初至美國任教,是建構政治多元論的真正開始,距今剛好一百年,因此對於本書議題,2016年又似乎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一年。
我不甚喜歡政治,但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我的二篇學位論文-〈民國初年的省議會〉以及〈抗戰前關於黨治問題的爭議〉却皆與政治有關,且影響了我日後歷史研究的視野。研究政治史是那個時代的潮流,正如不研究政治史是今日的潮流一般。所幸二篇論文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啟發,研究過程不致太過乏味。除了建立起對中國民主化發展的認識基礎,博士論文撰寫期間已經注意而未及處理的,關於訓政黨治爭議過程中黨外知識分子的看法,在本書的撰寫中終於不再缺席。
在今日,我想沒有人會否認,一位歷史人物,特別是與政治關係密切的人物,會以何種方式為後人所記憶甚至是被選擇性地遺忘,與其在過去或現在是否「政治正確」密切相關。作為20世紀上半葉在思想界與政治界聲名遠播的歷史人物拉斯基(Harold J. Laski),無論是在歐美,或在中國,人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似將他遺忘了。也因此,認識中國現代史上的拉斯基,對我亦屬偶然。
1993年在北京圖書館翻閱《再生》,第一次看到〈英國現代政治學者賴司幾氏學說〉篇名,2000年再次翻閱《再生》,復又見到。二次「邂逅」,只覺得「賴司幾」名字特別,認為這應該也是張君勱的「玄學」之一,絲毫沒有一窺究竟的好奇,亦沒有特別注意到,由於改革開放,大陸對拉斯基民主社會主義的研究已經悄然開始。直至2011年,偶然被網路上龔祥瑞自傳-《盲人奧里翁》書名所吸引,閱讀其書後,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際遇有了較前更深的感觸。同時,也注意到作者記載拉斯基篇幅不少,然其評述時有反覆,頗能反映拉斯基在中國不同時代的形貌流變。因此在撰寫〈世變與抉擇-龔祥瑞的法制人生〉一文時,決定將此一議題留待日後探討。此後繼續追索拉斯基,拉氏在中國的知識和人際網絡竟隱約成形。而在閱讀拉斯基傳記時,更驚異於拉氏思想深刻體現了20世紀上半葉的時代和思想風貌,並且,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在這個渾沌時代的命運也如戲劇般令人目眩神迷。2013年11月,在本系主辦的「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乃以〈域外知識的選擇與建構-20世紀上半葉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傳播〉為題發表初步心得。由於當時討論斷限止於抗戰前,研討會評論人潘光哲教授建議將其延伸至張君勱的《立國之道》,孰知在嗣後的補強閱讀中,竟被其他議題所吸引。
在「拉斯基研究」還是未竟之業的階段,偶有相關資料發現,仍是萬分欣喜。如此遷延時日,亦非全無意義。數據庫的不斷建立,對本書撰寫貢獻厥偉。可以說,有了數據庫,才有今日具體可以捉摸的20世紀初期中國拉斯基現象。豐富多元的民國報刊資料,提供追索拉斯基學說在中國傳播、發展及影響的軌跡,也使中國知識界的動態與樣貌更加清晰可辨。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了數據庫,省略了不少尋找史料的長途跋涉、耗時費日。猶記當年在北京圖書館翻閱一本本的《再生》、《時代公論》與《政治評論》,更「不惜血本」,列印不下千張,扛回台灣,此類艱辛如今都成陳年往事。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於本書撰寫期間,借閱各種數據庫,每走一次南港,均有豐收的滿足。嗣後師大圖書館亦慷然購入各種數據庫,更不需驅車南港,僅在研究室,即可一指搞定。科技發達至此,實非當日所可想像。
本書之撰寫,雖在2013年11月已有大致輪廓,却始終未能下定決心將之完成。今年春天得知將接行政工作,惟恐日後更無心研究撰寫,乃決定將此書告一段落。成書匆促,幸得研究所博士班陳鴻明先生協助一校補遺,碩士班王慧瑜、楊慈娟和陳蕾悌諸位小姐協助二校、三校,深表感謝。此外,碩士班劉得佑先生以及賴胤曄、薛書耘小姐在這段時斷時續的拉斯基研究道路上,一路協助,由衷感激。當然,我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感謝他們對我的包容,給我悠遊自在的生活空間。
然而,本書得以完成,最要感謝的是我的老師張朋園教授。張教授1997年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後,仍努力不懈, 2015年研究孫中山訓政思想有成,以郭廷以學術講座名義出版《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一書,頗多新穎精闢見解。張老師學術成就有目共睹,令名遠播海外,從梁啟超、立憲派到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和胡漢民,以90高齡,再創學術研究高峰,令人敬佩。老師勤於閱讀,除歷史學領域,政治學涉獵尤深,這些年來蒙受老師指導亦復不少。拉斯基研究之火苗得以未滅,完全要歸功於老師的鼓勵。
拉斯基的功業,各家已有評述。20世紀初期處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近年研究汗牛充棟,其歷史形象也愈見清晰。拉氏過世後,他生前所憂心的階級革命並未發生,其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經過修正後,依然展現頑強的生命力,其所珍視的民主政治,至今仍是世界上絕對多數國家的制度選擇。也正因為如此,拉氏思想的時代烙印更加鮮明。他的生命短暫,身軀瘦小,然而,在人類文明發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刻,他竭盡心力思索危機時代的政治社會解決方案,並擬付諸實踐,其形象毋寧是巨大的。他尊重個體、強調多元價值,向世人闡述自由、平等意義以及國家政府的權力本質,以及其所揭示的人道主義理想,直至今日,仍是值得世人省思。本書考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的內涵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也記錄了20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的部分思想軌跡。無論是拉斯基,還是本書出現的民國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或許矛盾,他們的腳步或許凌亂,我均在此寄以敬佩之情。只因為,他們是如此認真地追求理想,無論是個人、社會或國家。
張朋園教授在他一生的研究生涯中,關心中國的現代化,尤其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在2015年新書中,他堅持孫中山有民主之志,對於後繼黨人的表現則多所批評,民主是張老師堅定的政治信仰。民主也是拉斯基的堅持,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知識界,推崇拉氏政治多元論,對中國實施民主政治卻多有遲疑。我認為多半囿於時空,時勢使然。張老師則認為這是知識分子沒有堅定的民主信仰有以致之。張老師也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90高齡的他,還是豪情萬丈,其熱情比諸民國知識分子,毫不遜色。
謹以此書,向我的老師-張朋園教授致敬,也祝福他平安健康。
陳惠芬謹識
2016.8.1於師大歷史系
對我而言,2016年是充滿意外的一年,包括這本書的出版。對拉斯基而言,1916年他初至美國任教,是建構政治多元論的真正開始,距今剛好一百年,因此對於本書議題,2016年又似乎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一年。
我不甚喜歡政治,但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我的二篇學位論文-〈民國初年的省議會〉以及〈抗戰前關於黨治問題的爭議〉却皆與政治有關,且影響了我日後歷史研究的視野。研究政治史是那個時代的潮流,正如不研究政治史是今日的潮流一般。所幸二篇論文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啟發,研究過程不致太過乏味。除了建立起對中國民主化發展的認識基礎,博士...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拉斯基的時代」
第一節 拉斯基生平及其政治多元論述要
第二節 遇見拉斯基—中國知識分子的拉斯基記憶
第二章 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傳播歷程
第一節 民初主權論之轉向與1920年代政治多元論的輸入
第二節 1930年代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深化及轉折
第三章 政治多元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國家想像
第一節 新國家學說的吸引
第二節 聯治分權的思考
第三節 政治多元論與1930年代的政制改造
結論
徵引文獻
緒論
第一章 「拉斯基的時代」
第一節 拉斯基生平及其政治多元論述要
第二節 遇見拉斯基—中國知識分子的拉斯基記憶
第二章 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傳播歷程
第一節 民初主權論之轉向與1920年代政治多元論的輸入
第二節 1930年代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深化及轉折
第三章 政治多元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國家想像
第一節 新國家學說的吸引
第二節 聯治分權的思考
第三節 政治多元論與1930年代的政制改造
結論
徵引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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