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儒學資料簡介／黃俊傑、阮金山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劃，最近十年來致力於「東亞儒學」新領域的開拓與研究，出版《東亞文明研究叢書》、《東亞文明資料叢書》、《東亞文明書目叢書》等三大書系，至今（2010年）已出版百冊。

由於研究資料的關係，過去十年來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國、日本、韓國的儒學發展。為了更聚焦「東亞儒學」的研究，所以從2009年起開始出版《東亞儒學研究叢書》與《東亞儒學資料叢書》兩種出版品。前者以研究論著為主，後者則蒐集並出版東亞儒學的相關原典與史料。現在重印出版的這一批「越南儒學資料」，就是本院開拓東亞儒學新視野的重要工作。這批資料的影印出版，都獲得原庋藏單位正式授權。我們願就越南儒學的發展概況以及這一批資料的狀況，略作說明。

儒學、漢字以及其他中國文化要素，雖然早在秦漢時代便已傳入越南。但從公元2到10世紀之間，儒家思想對越南社會的影響，似乎僅限於華僑、行政官僚等上層社會人物，尚未普及到社會其他階層。因此，這段期間並未出現出色的儒家學者及儒學著作。

第10世紀李朝成立之後，統治者有意識地採納儒家思想和制度，致力於建設一個獨立文明的國家，儒學對越南社會的影響才全面地加速展開。儒家思想首先深入政治領域，接著擴展到教育制度、學術訓練、文藝創作、社會文化、民間風俗等等。從第10到第15世紀，儒學在越南的地位逐漸提升，但因佛教盛行，儒學在三教之中未能取得優勢，仍與佛道兩家平分秋色。

自公元15世紀的黎朝起，儒家的地位才開始超越佛道兩家，成為越南社會的主流思想，儒學也逐步滲透到越南社會的各個領域及階層，這種發展一直延續到19世紀。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之下，越南文化產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原來的東南亞特質逐漸失色，而浸潤在中國文化中的東亞特色佔了上風。雖然受到法國統治的干擾，越南最後一個王朝阮朝仍然繼承並發揮儒家傳統，這種持續性的發展，使儒家思想對於越南的社會文化、人民生活、社會價值體系等方面的影響，在18及19世紀達到最深刻的程度。越南人在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將其「在地化」，以符合越南本土文化及本地人的個性，而在這種「在地化」過程中豐富了原始儒學的內容。

越南的儒學文獻使用兩種文字記載：漢字及越南文字（稱為「字喃」）。越南人用漢越讀音來念漢字，字喃則是越南人參考漢字造字原則所創的標音方塊文字，用來記錄越南語言。字喃的發明雖然早在第10世紀之前，但目前公認最早的長篇字喃著作遲至13世紀才出現。在最近七個世紀裡，越南人同時使用漢字及字喃兩種文字著書立言，雖然字喃的使用並未如漢字頻繁，但以其寫成的文獻也構成了越南儒家典籍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越南現存的儒學文獻僅是歷代著述的一小部分而已。政治的動蕩、戰爭的摧毀、濕熱的氣候等因素，使得不少儒學文獻毀損或流失。很多文獻現在徒留書名，內容卻無跡可尋，殊可惋惜。文獻不足自然也使越南儒學的理解和重建加倍困難。

越南儒學典籍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一）儒家經典詮釋著作；（二）國史、法律、典章制度、禮儀、文教、科舉等官方文獻；（三）詩賦、散文、小說、記事等文學類著作；（四）風俗民情及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綜合性記載，如家譜、家訓、家禮、信函等。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儒家經典詮釋著作

越南儒家注重經世之學，對純理論的研究興趣不高，所以越南儒者在經典詮釋方面成就不大，但仍有些明經博學的儒學者為了滿足政治、文教、科舉等方面的需求，著手解釋儒家經典。

朱文安（1292-1370）是第一個著書討論儒家經典的學者。他的《四書說約》以朱熹（1130-1200）的《四書集註》為基礎，概略地介紹《四書》內容，這是朱子學傳入越南的最早證據。14世紀末的胡季犛（1336-1407）也撰有一些詮釋性質的著作，他編《明道》一書討論儒家思想的某些問題意識，並且將《詩經》及《尚書‧無逸》轉譯成字喃詩。胡季犛首先將儒家經典迻譯成字喃詩，可視為這種充滿越南特色的經典詮釋方式的創始人。

在15與16世紀，儒學在越南發展快速，但是有關儒家經典詮釋的著作仍為數不多。直到17、18世紀，有關儒學經典的論著才有明顯的成長，許多儒學者都參加解經工作，最具代表性的儒者有馮克寬、鄧太滂、黎貴惇、范阮攸、範貴適、吳時任、裴煇璧等。19世紀曾著書討論儒家經典的有阮德達、阮文超、阮福洪任（嗣德皇帝）、阮綿寯等。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潘佩珠、黎文敔等。

越南漢喃研究院目前所留存的儒學典籍文獻總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六種，其中涉及討論、解釋《四書》、《五經》的有一百二十二種。這些文獻使用漢字及字喃兩種文字；體裁方面也包括韻文及散文兩大類。整體觀之，此類著作的內容主要是討論儒家經典的義理、記錄作者研究儒家經典的心得、或提出個人對經典的見解。也有一些著作以問答的方式進行論述，提供教學及科舉考試之用。這些文獻反映了越南儒者對於儒家思想的見解及接受方式，同時也顯示越南儒者如何將儒家思想運用於修身治國等方面。

二、國史、法律、典章制度、文教、科舉等官方文獻

儒家文化圈非常重視史學，東亞各國史籍撰述相當發達，越南也不例外。越南剛獨立之後的李朝與陳朝時代，已有一些歷史著作問世，如《越史略》（佚名）、黎文休的《史記》等。15世紀以降出現許多卷帙浩繁的書籍，例如由吳士蓮及其後代史家接續編纂的《大越史記全書》、由諸多史家編纂的《史記續編》、《越史通鑒綱目》、《大南實錄》等。越南歷史著作採用的體裁甚多，包括編年史、通鑒、史記、實錄、史論、史評、史考等等。現存的史籍書目高達數百。越南的歷史論述基本上遵循儒家史觀，敘述方式則借鑑《春秋》、《史記》的風格，但內容也透露了越南人的民族精神，著述目的也是為了滿足越南本地的政治、社會生活及學術研究等需求。

法律文獻及記載典章制度的著作在漢喃書庫裡也有重要地位。越南最有名的法律文獻是《國朝刑律》（黎朝洪德律）及《皇越律例》（阮朝法律）。關於典章制度方面的記載，有《黎朝會典》、《大南會典》、潘輝注的《歷朝憲章類志》等。

關於教育、科舉考試制度的記載，除了儒家經典的介紹書、入門及高級教材、考卷樣本之外，還有記載歷次科舉上榜者簡歷的《登科錄》、搜集歷次考試的優秀試卷、記載考場規定等文獻。這類文獻是研究越南儒學教育、科舉制度和越南儒學傳播史等課題的珍貴原始資料。

三、儒家的文學類文獻

文學類文獻在越南漢喃文獻中所佔的比例最高，雖然尚未有精細的統計，但此類著作應有上千種。由於越南各王朝都取法中國「以文取士」的制度，透過科舉考試來選拔人才，因此儒學者都具備良好的文學技巧，並使用漢字及字喃兩種文字進行創作。文學體裁方面，除了繼承中國古典文學的各種體裁，文人學者還使用越南特有的體裁，這些特有體裁的作品大部分都以字喃寫成。越南儒者的創作基本上遵循儒家的文學規範，講究「文以載道」、「詩以言志」等道德文學觀。依照傳統儒家的文學觀，越南儒者將文學視為一種修身、教化、實施治道、寄託經世抱負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們也用詩歌來抒發個人情懷。這類文獻集中反映了儒學對於越南人的思維模式及審美觀念的深刻影響，但在儒家思想的籠罩下，越南古典文學作品仍隱約透出作者的民族精神。文學類著作基本上都是以單獨的詩集、文集形式面世，但也有不少儒者廣泛搜集各家作品編成總集，像黃萃夫的《摘艷詩集》、阮天縱的《群賢賦集》、黎貴惇的《全越詩錄》、《皇越文海》、裴輝璧的《皇越詩選》、《皇越文選》等。

四、風俗民情及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綜合性記載

這類文獻屬於風俗民情的記載，例如家譜、鄉約、族規、家訓、家禮、家約等，內容貼近民眾生活，在越南漢喃文獻當中佔據的比例很高。這類文獻一般來說篇幅較短，而且作者、年代等資訊都比較模糊，記載的傳承也相當複雜。越南儒者筆下的漢文與中國本土的文言文，在語法及辭彙方面本有出入，在這類作品中差別尤其明顯。但這類文獻反映出儒家思想普及於人民日常生活的狀況，所以也很值得深入研究。

整體看來，越南的儒學文獻源遠流長、價值豐富，是構成越南文化及傳統的重要部分。它們是儒學在越南傳播發展結晶，同時也是越南儒學「在地化」的碩果。越南儒學典籍文獻豐富了儒學的面貌，成為東亞儒學及全球儒學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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