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沉睡的中國


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說：「國可亡，史不可滅」，因為修史「係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對於一本雜誌而言，在 2005 年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之際準備以系列報道的方式重訪這段悲壯而可歌可泣的歷史，無疑是責無旁貸，卻又難以承載的任務。這場在 1945 年 9 月 3 日贏得的戰爭勝利全然不同以往： 1894 年的甲午戰爭，中國進行的仍是一次封建王朝戰爭，而日本進行的則是一次國民戰。從 1840 年開始到抗日戰爭勝利的一百零五年間，幾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中國 • 而我們唯一贏得的，就是 1945 年的那場勝利。那是近一百年來積貧積弱的中國第一次在一場生死存亡的民族戰爭中取得勝利，這場勝利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喚醒了沉睡了幾個世紀的中國。



在抗戰勝利六十年後回顧這場全民族同仇敵愾反侵略的抗戰時，幾乎所有能找到的日本史料中，「戰爭」這個字眼，幾乎從來沒有出現過。收藏家詹洪閣向記者展示了大量日本隨軍記者在侵華過程拍攝後出版的戰績畫冊，在所有此類日本當年的官方出版物上，滿眼只有「滿洲事變」、「支那事變」、「中國事變」、「日支衝突」這類的說法。六十年後，日本仍認為戰爭是從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的，時間不過四載。近百年來屢次對中國發起侵略戰爭的日本帝國，在「九一八」事變，延續對中國不宣而戰的歷史，試圖否認對中國的侵略。



不宣而戰似乎是一個「日本傳統」： 1894 年日本不宣而戰發起中日甲午戰爭， 1904 年不宣而戰發動日俄戰爭，1931 年不宣而戰佔領瀋陽， 1937 年不宣而戰進攻北平， 1941 年不宣而戰偷襲珍珠港 …… 1937 年 9 月，陳獨秀在獲釋後前往武漢華中大學演講時，曾痛陳從李鴻章搞洋務運動開始到 1928 年國民政府的北伐，先進的中國人的「每一次改革，都為反動勢力所破壞」當 1931 年張學良在東北毅然 「易幟」，讓分崩離析、軍閥混戰多年的中國實現形式上的統一時，日本終於在此發動「九一八」戰爭，再次將中國統一進步的成果打得粉碎。如同它在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戰爭中佔領奉天一樣。



二戰後的遠東軍事法庭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追溯到 1931 年 9 月 18 日，那天夜裡，奉天城北柳條湖畔遠比三年前皇姑屯（編按：日本預謀炸死張作霖的地方）小得多的一次自爆，引發了日本軍隊一系列的侵略行動，最終演變為策劃者（花谷正）都認為「不可收拾的大規模戰爭 」。在日本的蓄謀已久的策劃以及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雙重牽引下，東北三省，三千萬中國人一夕之間成為亡國奴。





直接策劃了「九一八」侵華戰爭的日本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少校參謀花谷正在他的回憶錄中仍然堅持認為，當年發動「九一八」戰爭，「無論就時機和方法來講都是正確的」，「不過現在回想起來，「 九一八」事變如果按照我們當初的構想處理，歷史發展的方向或許跟今日有所不同。」無論是諸如幣原喜重郎外相和林久治郎那樣試圖通過經濟手段控制東北的「幣原外交」，還是叫囂通過全面戰爭征服中國的板垣征四郎等狂熱派，抑或石原莞爾和花谷正這樣「洞悉」到日本最佳利益是佔領中國東北而非全境的「明智派」，所有這些侵略者的回憶中，對於 1931 年「九一八」之夜爆發的入侵之戰，只有對當年「策略」失敗的痛惜。遼寧大學歷史系教授邢安臣在接待日本 《 中外日報社 》 社長時曾經追問對方，日本戰後為什麼依舊這樣不承認對外侵略？對方回答，因為大樹底下好乘涼。「三個軸心國元首只有日本的天皇還保留，只要天皇還在，他不認罪，那誰能認罪呢？」為此，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在戰後深感自己無法承擔戰爭的全部貴任，只能以死結束對天皇的「貴難」。從明治時代開始，日本歷任天皇的獨裁和由天皇所確立的對外侵略國策，才是造成從 1905 年日俄戰爭到 1931 年「九一八」入侵戰爭所有對中國的侵略根源。



當記者前往瀋陽追尋有關「九一八」日本侵略戰爭歷史時，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的崔俊國先生為代表，許多專家學者提醒記者，中國抗戰的開始實際不應該是 1937 年 7 月 7 日開始，而應該是發端於「九一八」。在 「九一八」之後，東北的民眾實際上已經開始了悲壯的抗戰，「難道東北不是中國的領土？難道東北三千萬人不是中國人？」答案當然是母庸置疑的。「九一八」之後的李頓（ Lord Lytton ) 調查團來到中國，日本軟硬兼施，脅迫大批中國人營造和平共榮的氣氛。當時的歷史見證人孫竟寰回憶日本人建立偽滿洲國後，為了製造中國人歡迎的假象，每個人發一塊錢，要去參加歡迎會。然而在東北愛國人士冒死提供材料的證實下，國聯最終作出的報告中，指出「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當地居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前東北大學校長寧恩承曾經諷刺國民政府在「九一八」後寄希望於國聯的政策是「膜拜泥菩薩政策」，但中國的普通民眾，實際已經被「九一八 J 的炮聲驚醒。



1931 年 10 月 10 日，馬占山被張學良任命為黑龍江省代主席兼軍事總指揮後，發表宣言，決心抗戰，在 11 月 4 日的江橋打響了東北正規軍抗戰的第一槍，取得了「江橋大捷」。雖然最終在日軍的優勢兵力下抵抗失敗，但馬占山的佺孫馬耀東先生對本刊記者強調，這次軍事價值有限的勝利，在當時極大鼓舞了全國人的抗日鬥志，振奮了民族精神。



「九一八」時，公開身份為奉天民主人士的鞏天民是當時中共在東北的第一批地下黨人之一。鞏天民的孫子鞏江向本刊記者回憶說，鞏天民發動愛國人士收集日軍侵佔瀋陽的證據，並最終冒著艱險將這些證據提供給國聯調查團。為此他兩次被日本憲兵隊抓進監獄，遭受嚴刑拷打。「但是他堅守「守土抗戰」的決心。從「 九一八」爆發後直到抗戰勝利，一步也沒有離開東北。」

專門研究東北抗聯歷史的海軍創作室作家朱秀海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 給時常想念的人 》 ，紀念在「九一八」東北淪陷後的堅持抵抗的楊靖宇等人。他向記者陳述「九一八」後東北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堅持抗戰的偉大之處，正是在於這些人精神上的堅持。「當時的東北被日本經營多年，與關內徹底失去聯繫的抗日志士非常清楚，他們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趕走日本人。但他們卻毅然在絕望中抵抗，忍受看常人無法體會的悲壯，這正是中國人不屈精神的傳統，「田橫五百士」 的精神，他們是具燕趙古風、先秦風範的最偉大的中國人。」







戰爭邊緣的瀋陽



文│王愷



1931 年 9 月 15 日的秘密會議在號稱「九一八」事變三個直接策劃人之一關東軍陸軍少佐花谷正的回憶中， 9 月 15 日晚上的緊急會讓起源於東京來的緊急密電，而且是幾小時內連續三封密電。密電是日本參謀本部和他一直保持密切聯繫的橋本中佐發出的，橋本聰說參謀本部將派遣第一部長建川少將來瀋陽調查關東軍的密謀，便搶先跑進參謀本部值班室，拿出他從建川手中搶來的密碼本，查到了與板垣的聯繫電碼，以自己的名義直接與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聯繫。



日本出版的 《 九一八事變親歷記 》 記錄了這三封密碼電報的內容，橋本的著急是顯而易見的 ─ 第一封是：「消息已經走漏 • 必須立即堅決行動。」沒有等到回電的他，一會兒便發出了第二封：「必須在建川到達奉天前開始行動。」仍沒有接到消息的他，緊接著又發了第三封：「不必擔心國內，應堅決執行。」



橋本在無法忍受的焦慮中沒有等到回電，便開始直接打電話，瀋陽關東軍特務機關的電話記錄是：「因為計劃暴露，所以決定派建川前來滿洲，請你們不要猶豫，要盡快行動，即使建川到來也來得及，要趕在尚未聽到建川傳達中央命令前開始行動。」板垣接到了密碼電報，也接到了電話。在此五天前，他和花谷正剛剛裝好面向瀋陽東北軍北大營的要塞炮，他們的準備已經基本結束。



「 24 壓米要塞炮是專門從旅順運來的。」花谷正的回憶記載，運來後重新安裝重炮怕人知道，就用打并的名義，在周圍圍上了圍幔。當時不少瀋陽居民看見了這圍幔。據瀋陽文史研究館吳學賢的研究，當時很多中國百姓看見日本軍營中圍起圍幔，但沒人提出干涉。「 9 月初一直監視日本人的中共滿蒙特委還向中央報告過日軍軍營裡設立圍幔的事情，但是，當時日軍的此類舉動太多了。再說從 9 月 14 日開始，在北大營邊上就開始日軍軍事演習， 15 日還是槍聲不斷。誰會把這圍幔裡的事情當大事呢？」日本領事館也注意到了這圍幔，也前來探聽過，但也被打發回去了一畢竟這是軍隊營房內的事情。



「要塞炮性能不好，安裝地也不對，加上沒有能操縱的炮兵，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決定把北大營的射程計算出來，瞄準器對好。這樣，即使閉看眼睛發射也會成功。而且，當時我們更希望它起到威脅作用，實際效果沒有考慮。」花谷正回憶說。



那時候天氣還不涼，高粱還很繁茂，而高粱繁茂就很難作戰，要等待高粱割倒的日子。加上需要訓練一批炮兵學會發射。所以，當時先把 9 月 28 日當作事變發生之日。





橋本的緊急電報改變了這計劃。 9 月 15 日的緊急會議就是一群密謀已久的人就橋本的急電磋商何時立刻行動。此次緊急會議召開的具體時間，花谷正回憶是 9 月 16 日中午，而中國學者劉庭華、齊福霖的研究都是 9 月 15 日晚間。劉說：「他們已經計劃了半年，沒有心情等一夜再來開會決定。」時間的湮沒無聞在於這樣的會議沒有正式記錄，「不會有正式記錄。」齊說。



地點的記載是統一的─是在奉天特務機關的二樓，一個秘密的所在。「當時瀋陽設立的日本特務機關有三十三處活動據點，什麼中央大旅社、聚義成皮鋪、中央百貨商場博古玩店等。」瀋陽學者李聲能考證，「但是，這個會議肯定是在特務機關本部，南市區義建路二段 22 號召開的。這地方後來一直被特務機關使用到 1941 年。」



當時參加會議者包括板垣、日本關東軍作戰主任石原莞爾，「他是第一流的軍事學者。」花谷這樣描繪他。還有奉天部隊的骨幹分子今田、川島、小野大尉，小島、名倉兩少佐。這些人全部是花谷正在制定計劃過程中一個人一個人地喝酒、暢所欲言中慢慢發現培養來的。「向志同道合的人講明計劃，鞏固團結。」



板垣、石原和花谷正早在旅順就每週聚會兩次，最早聚會是以「中國馬研究學會」的名義。他們早已計劃完畢，也很熟悉彼此的意見，但在關於是否要在建川來到前開始行動，會上還是分成了兩派。花谷正害怕建川是奉天皇之命而來，畢竟橋本的電報、電話語焉不詳，他反對在建川到來前行動。而今田卻害怕拖延時間會致使士氣低沉，「大家沒有洩氣之前，務必堅決執行為好」。因爭論不休，參加會議的兩派開始爭吵，最後以划拳決定究竟何時開始行動。



而按劉庭華的研究，雙方是用鉛筆占卜決定的，但結果一樣 ─ 即花谷正的意見佔了上風，雙方決定等建川來了再說。但會後今田不放花谷正離開，他說無論如何要在建川到來前動手，最後，花谷正被說服。花谷正被說服的時間，大家確定是 9 月 16 日中午。他對今田說：「我親自去說服建川。」確定 9 月 18 日夜間行動的指令被傳播最後由花谷正自己宣佈：「一夜之間要佔領奉天，小島大隊要連續進擊。」川島只要攻擊北大營即可。





9 月 15 日在東京發生的爭議要早於瀋陽，爭議內容是關於是否應有這樣的行動。日本駐奉天的總領事林久治郎一直希望當時喧囂一時的中村事件能和平解決，感覺到關東軍的行動他覺得必須匯報。在 9 月 15 日發給東京的電報裡，他寫道：「關東軍集結軍隊，搬出彈藥武器，有最近採取軍事行動之態勢。」收到電報的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馬上拿看電報責問陸相南次郎：「這種做法絕對不能容忍，國際怎樣協調？」據說南次郎是一個「東洋長者式不看邊際的人物」，他答應展開調查，和金谷范三大將商量後，決定派建川「前往滿洲壓制密謀」。



建川並不是一個完全不知情者，他對自己的使命感到為難，於是立刻把橋本叫來。橋本、建川其實在半年前就聽花谷正通報過他們的行動計劃。花谷正在回憶中說，據他當時判斷，橋本是百分之九十五贊成，建川是百分之九十贊成，「都是可以信賴的人」。於是，百分之九十五贊成的橋本就奪過了表示為難的建川手中的密電碼，發出電報。



據 1931 年 9 月 16 日 《 盛京日報 》 的記載， 9 月 15 日的瀋陽關心點並不在近在咫尺的日本軍營裡 • 而是東北軍內部特別贏員分級的消息和副總司令張學良將在雙十節前來瀋陽閱兵的標題新聞。此外，在瀋陽報紙當天的小新聞中，距瀋陽二十五里的古城子村富戶喬四被綁票的消息經過了特別處理。當然，報上也少不了關於「中村事件 J 的報道，國民政府特使湯爾和 9 月 15 日已經到達海拉爾展開調查。

九一八事變沉睡的中國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說：「國可亡，史不可滅」，因為修史「係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對於一本雜誌而言，在 2005 年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之際準備以系列報道的方式重訪這段悲壯而可歌可泣的歷史，無疑是責無旁貸，卻又難以承載的任務。這場在 1945 年 9 月 3 日贏得的戰爭勝利全然不同以往： 1894 年的甲午戰爭，中國進行的仍是一次封建王朝戰爭，而日本進行的則是一次國民戰。從 1840 年開始到抗日戰爭勝利的一百零五年間，幾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中國 • 而我們唯一贏得的，就是 1945 年的那場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