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長安來信何先生：
您收到的這封長安來信，並非來自兩千年以前，而是來自七千英里之外：我即長安。
確切地說，我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Stephen King，漢語一般譯為斯蒂芬‧金，但作為漢學家，更喜歡別人稱呼我的中文名字──宇文長安。我目前任教於紐波特大學歷史系，學術方向為漢唐的蠶桑業及其輸出。如您所知，長安是漢唐的偉大都城。我曾兩次造訪長安故地，時令均在寒露前後，所謂「秋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心情是百感交集的。當我說出「我愛長安」時，請您不要誤會，這絕非病態的自戀，正相反，是對無法重現的美好年代的緬懷，「長安」是那個年代中的絕色。
我和中國淵源極深，甚至早於負笈哈佛東亞文化研究所的歲月。從廣泛的譜系上說，現主持哈佛東亞所的孔飛力博士是我的同門師兄，他研究乾隆朝妖術大恐慌的力作《叫魂》，在漢學界卓有影響，還很可能在中國翻譯出版。相比之下，我著作寥寥，不敢以「述而不作」自我辯解，實在是生性懈怠，頗近清末之旗人，常以茶、酒自娛，佐以中國古典詩詞，在風月中快哉。三年前我決意撰寫論文〈蜀錦考〉，查找的文獻厚可盈尺（抑或三尺），奈何庸碌度日、蹉跎時光，迄今未能完成其中一半。先師墳草數青，墓木已拱，我每念及愧對師門，總汗顏無以自容。師兄諸人視我既「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卻又不忍痛責，只能溫言相勸，漢學博大精深，如燦燦寶山，汝已在赴寶山途中，切莫空手而回，云云。種種教誨，使我感動之餘，數度下了決心，終究是要寫完〈蜀錦考〉。但是，建議我不揣冒昧給身居錦官城的您寫信的，卻是我的女友，她姓唐，芳名歡君，——而且，這封信與我的論文並沒有關係。
歡君籍貫重慶沙坪壩，出身中醫世家，1989年從四川大學哲學系退學後赴美，打工之餘，不倦於旅行、求學。有一年夏天我去大峽谷旅行，旅途中暑，上吐下瀉，躺在汽車旅館奄奄一息。有個陌生女孩給我扎了針，那些可怕的、有靈性的針，銀光閃閃，刺破我的肚子，快意無比，讓我感覺撈回了一條命。這個女孩即是歡君。我們的志趣相距甚遠，卻相談甚歡，遂攜手而回。她現為紐波特哲學博士候選人，攻叔本華和尼采。今年春節她回重慶省親，順道去成都的母校拜訪師友，在歷史系彭邦本教授——您的老同學——家作客時，偶然翻到您惠贈他的小說集《宣和以遠》，對其中描寫李清照南渡的一部中篇，印象頗深。返美後，她向我聊起您和您的作品，從而知道您從川大歷史系畢業後，在成都做過十餘年記者，後來專事小說寫作，現在是南方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的駐校作家。歡君還特意說明，她和您可稱「校友」。校友，在我看來，即意味著某種程度的信任。這一點十分重要，和我將在下文中提到的一部來歷複雜、命運多舛的手稿有關。
說到我的女友，請允許我多一點嘮叨：歡君雖自我預設為女哲學家，但與弗蘭納里·奧康納《善良的鄉下人》中的女哲學博士歡姐（Joy）殊無共同之處，歡姐尖酸、無趣、邋遢，而且拖著一條假肢；而歡君雖著力於悲觀之哲學，卻長於游泳、登山，性情活潑、幽默，喜俳諧、滑稽，最上癮的電影莫過於伍迪‧艾倫和周星馳（私下也翻一翻拉辛和高乃依）。她不僅敦促我給您寫信，為我的中文做細緻地潤色，還提醒我在中文裡濫用「親愛的」、「尊敬的」將顯得有一點肉麻。故而，何先生，我只稱呼您為「您」。若有不敬之處，還請見諒（而責任在歡君）。
關於那部手稿，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
去年耶誕節前夕，我奉母命偕歡君前往葡萄牙北部，探望在群山環抱的小鎮保萊塔修道院擔任神職的舅公吉爾伯托‧西芒。舅公已過九旬，個子又高又瘦，一頭紅髮，臉色蒼白，極符合中國古人對紅髮夷鬼的想像。他精通七種以上的語言，博覽群書，頗近似那種「不出門，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的智者。五歲的時候，我首次隨母拜訪他，他給我講述了一隻從石頭裡蹦出的猴子擾得天下大亂的故事，讓我聽得激動不已。後來，我知道了這就是《西遊記》，——這也是我頭一回聽說世上有「中國」。大一時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念人類學，暑期漫遊歐洲，再次見到舅公。他問我，第一個對中國發生重大影響的西方人是誰？我不假思索就回答，自然是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了。但他否定了我的回答，他說，是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依照舅公的說法，馬可‧波羅對中國影響甚微，他的作用只在於喚起了西方對東方的想像；而利瑪竇則改變了中國，他帶去了上帝和數學這看似對立實則和諧的兩束光亮……舅公無力改變中國，卻改變了我，他送我一部《利瑪竇中國札記》，誘我走上了漢學之路（我多次懷疑，這是否是一條歧路）。
後來，我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古董店閒逛時，發現了一卷裝在檀木匣中的紙卷。紙是宣紙，西方人稱為稻米紙，原本鮮潤的米漿色已經黯淡了，寫在紙上的字卻還是娟秀嫵媚的，如一個個羞澀的處子。那時候，我認識的漢字還不多，只能依稀感覺到，這是一封從明代皇宮中偷偷寄出的信，寫滿了思念、憂傷和疑惑……信末有一小塊暗紅的印記，起初我以為是印章，卻沒有發現印文。我請教店老闆，他說，是寫信人刺血按下的手印。從那以後，一直到現在，我只要一聽人說起「明代」，眼前浮現出來的，首先就是這一小塊胎記一樣的血跡。這卷書信標價太高，我買不起，然而，它卻成了我和明代相遇的開始。
這一次重返保萊塔，舅公和我都明白，我們沒有機會再見面了，他老而又老，看起來就像是一尊石雕。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形象則接近於不朽。由於歡君的出現，使我們的交談多了若干樂趣，也自然談到了許多有關中國的事情。後來，他向我們贈送了這一部手稿。
確切地說，這不是一部手稿，而是一藤箱業已泛黃的紙頁，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蝌蚪文、象形文、奇怪的符號和圖案，夾雜著數不清的注疏與考辯，它們淹沒意義的主體，就像雜亂的林木淹沒了河谷：它幾乎無法被閱讀。但對它的來歷，舅公做過細緻考證，以及多種推測，使對它的敍述有了比較清晰的脈絡：
一七六五年十月，一個在北京宣武門南教堂供職的義大利傳教士托蒂·皮耶羅，獲得南巡歸來的皇帝恩准後，在北運河的終點大通橋碼頭登船，啟航返國。彼時的運河兩岸，槐樹成林，落葉紛飛，送行的人中，有一個高鼻深目的顫巍巍老者，即皮耶羅在華的最著名同胞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郎世寧親手送上了餞行的禮物：一竹籃的桂花糕。桂花糕金黃酥軟，宛如把整個北京的秋色都盛放在了籃中。皮耶羅隨即經北、南大運河，出杭州灣駛入東海，在澳門短暫停留後，開始返回祖國的漫長航程。──這一年在手稿上記載明確，如您所知，即乾隆30年，歲在乙酉，恰逢盛世。然而，老皮耶羅已年過花甲，看到了盛世後的淒涼；還有鄉愁纏綿（鄉愁是無需理由的），他於是隻身辭別了。籃子裡的桂花糕作為茶點和鄉誼的象徵，雖然不忍，但還是在三天之後吃完了：──籃子底部，露出了用絹帛包住的這部手稿；確切地說，是這部手稿的原始中文本。
次年，郎世寧作為備受恩寵的宮廷畫家，在北京去世，享年78歲。乾隆皇帝追封他從二品侍郎銜，厚葬於阜成門外滕公柵欄傳教士墓地。和他同在一處為伴的，有青草中的蛐蛐兒，他沒有說出的祕密，以及1610年即萬曆38年去世的利瑪竇。──這件事情，對尚在大海中展閱神祕手稿的托蒂‧皮耶羅來說，永遠都不會知曉了。
手稿篇幅龐雜，內容詭譎，牽扯到這個世界上最大帝國四代皇帝、無數人的命運。托蒂‧皮耶羅神父在長達一年，也許比一年更長的旅途中，把手稿翻譯成了拉丁文和義大利文。船在他的家鄉那不勒斯灣靠岸時，他覺得自己已快被鹹風吹成了鹹肉乾。在那不勒斯灣的小漁村，托蒂‧皮耶羅神父隱居起來，以沐浴陽光和修訂這一部（其實是三部）手稿，消磨了三十餘年的時光。然而，這部手稿郎世寧從何得來，又為什麼要交由他帶出海外，托蒂‧皮耶羅神父始終都弄不明白。1798年1月的某個早晨，他夢見了差不多業已遺忘的郎世寧推窗進屋，白髮披肩，兩眼迷惘，對他欲言又止……醒來後，他雙眼噙滿了淚水。隨後，他就騎著毛驢，頂了冷嗖嗖的風，去梵蒂岡朝覲了教皇庇護六世。彼時，全義大利正忙於應付拿破崙的征戰，當皮耶羅向庇護六世陳述有關中華帝國和郎世寧的事務時，教皇顯得有些心不在焉。但後來，皮耶羅還是以哆哆嗦嗦的手，呈上了這部手稿的拉丁文本。手稿被教皇接受以後，很快就束之高閣了。我有理由推論，它沒有被認真地閱讀過。因為就在該年的2月份，拿破崙的大軍攻破羅馬，俘虜了庇護六世，建立了羅馬（台伯爾）共和國。好在沒有史料表明，拿破崙清洗過教皇的私人檔案庫，這使手稿逃過了一劫。今天，如果梵蒂岡的檔案庫可以對外開放，這部手稿我們應該不難查找到：在皮耶羅神父留下的殘破札記中，記載了他給這部拉丁文手稿取的名字：「龍之祕史」。
手稿的中文原始本，托蒂·皮耶羅則捐獻給了佛羅倫斯的達文西博物館。中文手稿的墨蹟都寫在柔韌的宣紙上，隨情緒的起伏，時而工致似春閨婦人，時而狂亂如驚馬奔騰，神父認為，所謂書法，即東方藝術之極至。據神父的殘破札記記載，中文的手稿名共有五個字，其中一個是「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發現《……龍……》消失了。關於它的去向，流傳有兩種說法，一是墨索里尼為了討好希特勒，把《……龍……》作為重禮相贈，後來毀於1945年盟軍對柏林的春季大轟炸。一是盟軍占領佛羅倫斯的當天傍晚，一個穿盟軍制服、戴鋼絲邊眼鏡的上校參謀驅車來到博物館，把《……龍……》借走，從此神祕失蹤（1945年之後，盟軍在他們用槍征服的歐陸各地，又用玫瑰、殷勤，或其他意想不到的方式，領走了許多姑娘以及別的財富，其中一個漂亮的葡萄牙少女蘇姍娜，即是我的母親）。前邊兩種說法，都近於小說家言，無法查實，唯一可信的是：它的確找不到了。
只有托蒂‧皮耶羅神父翻譯的那份義大利文手稿，以另一種方式流傳了下來。他給這份手稿取了一個簡潔而又中立的名字：「言辭」。神父在小漁村中，以《言辭》為伴，打發最後的暮年時光。1800年5月，拿破崙揮師四萬翻過阿爾卑斯山，再次向南侵入義大利全境。在這支隊伍中，有一個二十出頭的隨軍神父讓‧雅克‧阿諾，栗色捲髮，面容姣好，且耽於幻想，讀過《馬可‧波羅遊記》，對東方抱有極大的熱情。為此，他專程趕到那不勒斯灣，拜訪了老皮耶羅。在這兩個老少神父之間，有過多次的秉燭長談。在徵得後者的同意後，阿諾用法文抄錄了《言辭》全稿，並重新給予了命名：「我父」。「我父」，是手稿的女主人翁在滔滔的言辭中，一開始就提到（並將時刻提到）的一個人，他，意味著時光的重現。抄錄工作接近完成的時候，托蒂‧皮耶羅神父無疾而終。阿諾忠實地執行了老神父的遺願，按中國的習慣，將《言辭》作為紙錢，在他的墳前焚化了。托蒂‧皮耶羅對讓‧雅克‧阿諾的影響之一，是使他脫離了軍隊，遠遠地跑到西、葡邊界葡方一側的修道院避居起來，並給自己改了一個葡萄牙名字：若澤‧亞馬多。
何先生，我想您已經能猜出來，這個地方就是葡萄牙北方僻靜的保萊塔。
《我父》在保萊塔修道院被歷代神父翻閱了近兩百年。從各種意義上講，它都遠非一部聖賢之書，也和上帝的教義不相吻合，但是它非常有趣，而且不能被完全釋讀：這就構成了對閱讀者持久的挑逗，讓你欲罷不能。何況在磚石壘砌的修道院中，靜謐得能聽見黑袍和陽光擦過牆面的聲音，這兒有的是用不完的時間。如中國古人所言：「不做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每個神父都在手稿的空白處寫下了一些感想，或者猜測。由於它在語言上由中文－義大利文－法文進行了三次轉換，這就使理解產生了若干歧義。還有，母語非法語的人，則可能對某個微妙之詞，進行自己的詮釋甚而竄改。手稿的容量越來越大，不同的筆跡和心情，都在字裡行間擠壓著和膨脹著。若澤‧亞馬多走得最遠，據我的舅公說，他把閱讀《我父》的感受，寫成了一部史詩《舊宮殿》。某個4月的上午，他站在平台上一邊眺望國境線北側的西班牙春色，一邊梳理自己栗色的捲髮，這時雷電猝然擊中了銅梳，他倒地死去，年僅27歲。遵照他的遺囑，《舊宮殿》至今還被鎖在地窖深處的一隻鐵匣裡，和修道院祕藏的香檳、葡萄酒為伴，不與世人分享。
我的舅公吉爾伯托‧西芒神父，則沒有詩人氣質。相反，他的一生所為都很謹慎，凡事講究精確與邏輯。這跟他從小鍾愛數學有關。16歲時，他在不借助任何演算工具的情況下，把圓周率推到了小數點後13位，一時被半個葡萄牙誇為天才。但此後，他在圓周率上耗盡十年的心血，都未能跨過「13」。「13」，似乎讓他從中看到了某種重要的警示！震驚之餘，他終於拋下數學，披上黑袍，皈依了上帝，成為一個端莊、樸素的神父。也許可以說，他是該修道院極少數真正沒碰過女人的神職人員之一。不過，受數學的影響，他一輩子都在關注天象，那些寫在人類頭頂的神祕的點與線。我尚在兒時，他就對我說過一句難忘的話：「我們今天肉眼所見的星星，很多在萬年之前就已毀滅，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它們穿過時間而來的餘光。」吉爾伯托·西芒神父從星空獲得的啟示，使他對一切業已消失的事物，都充滿了隱祕的熱情。在這種熱情的支配下，他把《我父》的手稿把玩和考訂了大半輩子。但是，在去年耶誕節的早晨，窗外飄著雨夾雪，他靠著壁爐，啞聲告訴我：「我基本上失敗了……我沒能廓清這部紛繁的手稿，我在紙上留下的眉批和夾註，可能還給它增添了麻煩……唯一有用的，是我推測出了它的來歷。」
舅公自己認可的這一點成果，零星地寫在七頁修道院專用信箋上，字跡如一，而墨色雜陳，看得出絕非一日之力、一年之功。我把它們略加整理，大意如下：
《我父》是一部口述實錄的歷史，斷斷續續撰寫於1689年，即康熙28年之晚春和盛夏，但沒有最終完成。講述人是一個瞎眼老婦，自稱和被推翻的明皇室有著祕密的血親關係，而記錄人是一個頗有抱負的青年史學家，他有一個奇怪的名字，這從文中老婦對他的調侃可以看出，他的名字如他本人一樣，意味著智謀和野心。而這個調侃也暗示出，瞎眼老婦出身高貴，有著非比尋常的驕傲和乖戾。她始終高高在上，說話信馬由韁，不合情理、不通邏輯的言辭與段落，隨處可見。但內容的主體，則還是環繞於多年前她與大明皇朝末代帝王的故事，她稱從前那個萬乘之尊為：我父。而自己的名字，她說，是：朱朱。然而，在已知的、刊布天下的明清正史、稗官野史中，迄今都還沒有找到「朱朱」這個名字；或者保守地說，即便有她這個人，卻不是她所說的這個名字，而且，還缺少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個人的確是存在過。不過，就她本人來說，她完全無視於歷史，也無視那個記錄她聲音的歷史學家——上帝，她完全就沒有視覺——她像是在黑暗中獨白。那一年的秋深後，青年史學家把記錄的手稿交給瞎眼老婦，請她（在別人或他本人的幫助下）加以審核，以便他日後整理成書。但就在這一天，她和他之間發生了一件迄今不為人知的事情，也許是一個意外的衝突，乖戾、驕傲的老婦永久性地扣下了手稿，沒有發還給這位青年，——這是導致手稿不能被最終完成的原因。
舅公認為，這部手稿內容龐雜，情節詭譎，如果被學術界證實，足以對一段重要的歷史構成顛覆。然而，對他這樣一輩子只服從於內心生活的人來說，學術卻又是不值一文的。舅公晚年，對手稿的真實性愈發深信不疑，理由是：他從藤箱裡隨手拾起一張紙片，都能從言辭中讀出無限的沉痛和深情。在舅公心目中，「沉痛和深情」是無法偽造的。
《我父》，這盛滿一藤箱的手稿，舅公傳給了我，我就像繼承了一個做不醒的夢。好在這個夢富有趣味，兼有鴉片的昏沉和芬芳，適合我這種閒逸、懶散的學者。歡君給了我不小的支援，她的樂觀、俏皮，消解了長時間研究手稿帶來的煩悶。她說：「切莫苦自己，歷史既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嫁得出去也就可以了，像我這種沒心沒肺的傢伙，不是還有人要麼？」她回重慶省親期間，我飛到波士頓，去哈佛東亞文化研究所查閱了大量明清檔案，其中多為私家筆記，並在一些同門師兄弟的幫助下，推測出了手稿何以會在1765年的秋天，交到托蒂·皮耶羅神父的手中。——這一點，在舅公的研究中，尚是一個空白。
朱朱，手稿的女主人翁、講述人，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時候，她還是個少女，年齡不會超過十八歲，在紫禁城的大火之夜，她同時失去了我父和雙目的視力。一個叫德呂爾‧德呂翁的傳教士（國籍不詳）拾到她，並收養了她，她在手稿中，稱他為「我的養父」。德呂翁由於精通天文學知識，在明、清兩朝，均官拜御前曆法官，在欽天監供職，這使他所受的禮遇，遠遠高於其他西方同行。他卒年不詳，如果康熙28年手稿撰寫的時候，他還活著，應該已在百歲之上了。作為瞎眼老婦的朱朱，後來也下落不明。就我所知，在歷史中不明不白失蹤的女人，給我印象深的只有兩個，一個是兩宋之交的李清照，一個就是明清換代的朱朱。這部手稿後邊的潦草附錄中暗示，由於發生了她和史學家之間那件不為人知的事情，她本來是要怒而焚稿的，但火焰的灼痛（一定還有別的什麼）讓她改變了念頭……朱朱留下的最後一個有物證的蹤跡，就是把手稿送到了她養父的一個學生H（姑且稱他為H）的家中，請他「封存」。H曾從德呂爾‧德呂翁那兒學到天文學知識，得以在欽天監服務。H臨死前，又把手稿傳給了自己的學生P（也姑且稱他為P罷），但並沒有多做交代，只囑託「收起來」。這已是康熙54年之後的事情了，郎世寧已抵北京，並已經給康熙皇帝敬獻過金雞納霜，有效地治好了陛下的貴恙：瘧疾。此後，他正式在宮中畫像兼行醫。P和郎世寧成為了摯友，P對漢字和宮闈祕史都知之甚淺，就把「收起來」的手稿作為藝術品，贈送給了作為畫家的郎世寧。
朱朱當初把手稿交給H神父封存，封存，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她沒有說，迄今也沒有人能猜到。然而，這部手稿在輾轉過程中，還是洩露了一絲風聲，並被敏感的人捕捉了下來：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書樓的書目中，有關於明遺民的大量筆記，其中一部《燕山龍隱錄》，赫然標著「亟待搜尋」的字樣。我以為，《燕山龍隱錄》，極可能就是這部手稿本來的名稱。
郎世寧是繼利瑪竇之後，在華最有影響力的傳教士、藝術家和中國通。他能意識到《燕山龍隱錄》的重要性，卻看不到它可以面世的那一天。在珍藏了手稿大約四十年之後，他在行將就木之前，把手稿通過托蒂·皮耶羅神父，帶到了海外。之所以要偷偷放在盛桂花糕的籃底，我推測，是他實在不知該向皮耶羅交代什麼話。就在這持久的沉默中，《燕山龍隱錄》隨皮耶羅開始了比他的歸鄉之旅更為漫長、也更為曲折的語言、地理的大遷徙：它在時間中改頭換面，幾乎讓人無法辨析真相。
歡君返美後，對我研究出的這一結論頗為驚訝，連聲誇我，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幾乎讓我受寵若驚。當晚大吃大嚼她做的熱辣辣重慶火鍋時，她慨然表示，如果我有志把《我父》回譯為中文，她願意盡其所能地協助。大喜之餘，我用啤酒把自己灌醉了。但是，從法語回譯這部手稿，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為艱難：我在法語上下過功夫，閱讀沒有大礙（歡君也能讀讀），但畢竟不是我的母語。歡君的母語是中文，但她的歷史知識還停留在高中階段；我雖然專治中國古史，對漢語的種種奧祕，卻還只能意會、拙於言傳。我倆綁在一塊，從表面上看，自有許多優勢，我可以對著法文手稿和葡文夾註，用英文誦讀，歡君則用中文記錄，事情就這麼簡單。然而不然，為了從兩種語言（實際不止兩種）裡找到相互準確對位的詞，使我倆摳破了頭皮。語言猶如叢林，一旦身陷其中，發現處處歧路，舉步維艱。而歡君對維護漢語精確性的倔強，和我對漢學知識的自信，經常鋒芒相對，各不相讓，發展到極端，就是冷嘲熱諷，惡語相向，中美關係，時時面臨危機。為了打破僵局，——有時候會持續一天或者一週——我只好以和稀泥的方式尋求解決，而她這時也禮讓兩分，於是我們就此在一個詞語上達成並不心甘情願的妥協。暑期，為了這件自找麻煩的事情，我們甚至放棄了旅行，終於在上個星期五的晚上（後半夜），把一箱子蝌蚪文，統統變成了方塊字。
然而，我們還沒來得及喝杯早茶（峨眉竹葉青）來慶賀一番，就沮喪地發現，回譯出的這部手稿，每一個漢字我們都認識，但卻是無法卒讀的：它情節枝蔓叢生，細節如荒草亂長，涉及的人物不僅眾多，而且性格破碎，前後多有矛盾、牴觸，在歷史的轉捩點，常含著不合牌理、不合邏輯之突變，更有波詭雲譎、相思如灰，讓人讀得時而悲咽無語，時而又一頭霧水。這固然與瞎眼老婦恣肆汪洋（或曰信口開河）的講述方式有關，更因為它的母本也僅僅是一部未經整理、修訂的的原始文稿。加之，它在語言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轉換中，留下了不計其數的誤譯、漏譯、揣測、武斷的增添與刪節，總之，它千瘡百孔，如畫在絹帛上的一幅古代地圖，反覆被蟲咬過，又反覆被人按臆想重新編織和塗寫，最後，圖上標示的點與線就全亂了。
這意料之外的打擊，把我們打悶了。在長時間的無語後，還是我勉力支撐了起來。我指著桌上、地板上，堆放的一小摞一小摞書稿，啞聲說：
「這是帶給人無限麻煩的書。」
歡君哭兮兮地說：「我同意……」
「無限的煩惱，無限的時間。」
「我同意……」
我做了個有力的手勢，說：「讓我們把它忘了罷。」就俯身把書稿揀起來，抱到屋外的草坪上，摞起一座山。在我掏打火機的時候，歡君跟了出來，向我背誦了她喜歡的一個哲學家（我懷疑是個小說家）的一段話：「一本無限的書在燃燒時也許同樣是無限的，因而會使這個星球被煙所窒息。」她臉上沒有了淚痕，調皮地看著我。
我把打火機扔了。我倆都同意再給它尋找一次機會。我和她都不忍心說出那句中國俗話：
「死馬當活馬醫。」
何先生，歡君向我推薦的醫生就是您。
請原諒我的冒昧，因為我找不到其他人了。也請恕我直言，您也許並不是最合適的人，卻是我能夠找到的人。歡君之所以向我推薦您，是基於以下三個理由：
一、對校友的信任。
二、您受過歷史學的基本訓練。
三、您是一位作家，寫過李清照南渡這樣的小說，歷史／文學在您的寫作中如影隨形。歡君問過我：「讓一隻古代瓷盤的殘片重新復原為瓷盤，靠什麼？」我說：「膠水和石膏。」她說：「大錯。是想像力。」這句話，幫助我下了最後的決心。
何先生，現在我和歡君掌握的，就是一堆（又一堆）語言的殘片，而您手上所有的，即膠水、石膏和修復術。我誠摯地邀請您加入我們的工作，把它修復為一本可以清晰、流暢地閱讀的書。我們不指望這本書能給歷史和文學構成顛覆或某種大的貢獻，只乞盼它能夠被完成。懷胎十月就很艱辛了，而我們還一直處在難產的境遇中。您的加入，也許能把這孕育了三百年（或者更長）的老孩子，催生出來，放還於人間。
我和歡君都期待著您的（慷慨的）回應。
您誠摯的
宇文長安（Stephen King） 謹啟
佛羅里達‧塞布爾角
紐波特大學歷史系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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