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喜馬拉雅山
1940年5月，徐悲鴻在大吉嶺小住。

在南亞次大陸，大吉嶺是難得的避暑勝地。印度的夏季炎熱而漫長，英國殖民當局官員和其他有錢人，總是連家帶口，離開蒸籠似的城市，到這裡遠望群山，享受涼爽的空氣。因此，大吉嶺雖然偏遠，別墅與客棧卻不少。

而徐悲鴻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他到這個邊遠小鎮，絕不滿足於泡一杯咖啡或一壺茶，坐在客棧前觀看喜馬拉雅山的風景。儘管有強烈頭痛的高山反應，也知道一路崎嶇不平、危險叢生，他仍要登上喜馬拉雅山，畫出喜馬拉雅山。

一個陽光充沛的早晨，徐悲鴻和他的友人騎上駿馬，奔向雄偉壯闊的世界屋脊，那是他久已嚮往的神聖高地。他們深入喜馬拉雅山靠近錫金邊界地區，迎著寒氣逼人的陣陣冷風，盤旋在懸崖峭壁之間的蜿蜒山路，連綿起伏的峰巒、皚皚無盡的白雪和飄散在前後的雲朵，還有時不時馬背顛簸的驚險，給他以壯闊而瑰麗的感受。

徐悲鴻在喜馬拉雅山的奇峰之下，一片巨大的山林豁然閃現，色澤竟然如夕陽般的通紅。他驚歎，海拔如此之高，卻有這般奇樹，周圍沒有任何雜生樹木，連雜草也沒見到，似乎正是平常植物難得生存的自然環境，創造了一種低海拔罕有的美麗。他吟詩曰：「花上九霄花愈濃，四周山盡白雲封，向來慣識悠悠態，味其滋噓造化功。」

徐悲鴻淋浴著陽光，站在神奇的雪峰之前，雄奇的世界第一峰金光燦爛，讓他感受到大自然的偉大，也感到艱苦攀登後的喜悅。

徐悲鴻說，登喜馬拉雅山是「平生第一快事」。

對於大自然的頂禮膜拜，叩動著徐悲鴻的心弦。當他把靈魂交給喜馬拉雅山的時候，感受到大山傳達給人的堅強性格。他所看到的喜馬拉雅山奔騰起伏，直指天穹，他知道喜馬拉雅山脈就在國境上，在祖國的那一端也有它傲岸的身姿。

於是，這個靠近喜馬拉雅山的小鎮，出現了一個勤奮的寫生者。徐悲鴻帶著紙和筆，不停地四處采風，用速寫記錄著高山峽谷與風土人情，他在積累著創作素材。而他不是桃花源中人，天天收聽廣播，了解國內的最近戰況，隨之或喜或憂。他在一幅《群馬圖》上寫：「悲鴻時客喜馬拉雅山之大吉嶺，鄂北大勝，豪氣勃發。」

穿越山峰的茫茫雲海，或許來自一個遊子的故鄉吧。

而喜馬拉雅山，不正象徵著壓不垮的民族之魂嗎？

徐悲鴻激動著，忘我地工作著。他運筆揮毫，作了《喜馬拉雅山之晨霧》、《喜馬拉雅山之林》等國畫，他還為喜馬拉雅山畫了「油畫肖像」。一位著名的油畫家說，徐悲鴻喜歡用刀作畫，他不是用軟尖的畫刀，而是用相當硬的刮刀。《喜馬拉雅山》這幅風景油畫的很大部分是用刮刀畫的，樹枝也是用刮刀壓出來的，樹葉也是刮刀粘出來的。

以刀作筆，與其說作畫，不如說是宣洩。

在風光旖旎的世界屋脊，徐悲鴻的思緒仍牽掛著戰火中的祖國。1940年5月12日，徐悲鴻友人給王少陵函：

「印度七月起即入雨季，炎暑少剎，故弟至六月底即下山，而行止迄今未定。以工作論，印度最好，但國內催歸殊急，弟擬由南洋再舉行一兩次展覽方歸國。中條山大殲滅戰小鬼將死十萬，最後勝利已極近，國外之人聞之均心慰也。弟之通信處暫定在港臺中華書局，吾儕一函往來必逾兩月，故由港轉可不損失時間。」
　　　　　　　　　　　　　　　　 　
1940年11月的一天，回到聖地尼克坦的徐悲鴻，來到泰戈爾府邸，向泰戈爾辭行，他準備返回新加坡。大病初癒的泰戈爾靠在躺椅上，他穿著徐悲鴻熟悉的黑色寬袖大袍，白髮披肩，白鬚垂胸，眼晴閃爍著睿智的光芒。泰戈爾語氣舒緩，與徐悲鴻談天說地，徐悲鴻感受著詩翁對人生的洞察與感悟，想到的比喻就是喜馬拉雅山。

山一樣偉岸的泰戈爾，一生淡泊名利，為追求理想寧可遭人非議。當泰戈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後，賀喜信函和電報以及譽美之詞，像一波又一波潮水似地湧來。有一個由五百位社會名流組成的代表團，專程趕來向詩聖表示敬意，泰戈爾耳朵灌滿了好話，他卻直率地說：「先生們，請你們原諒。我無法接受你們如此的厚愛，就像我在最困難的時候不需要幫助，最痛苦的時候不需要安慰一樣，現在我也不需要你們的祝賀和致敬！」

如同喜馬拉雅山不為風雨所動，信念堅定的泰戈爾也不為盛名所累。徐悲鴻佩服泰戈爾依然深居簡出，把喧囂和虛偽擋在他的故鄉之外。

泰戈爾對徐悲鴻說：「請你在臨行前幫著挑選我的畫吧。」泰戈爾將在他的大量畫作中精選一批，以便印製泰戈爾畫集。徐悲鴻愉快地答應了。他知道，繪畫如同作詩，是泰戈爾激情宣洩的另一種方式。泰戈爾伏案繪畫時，徐悲鴻在旁邊畫過速寫，泰戈爾似乎忘卻塵世間的一切，全神貫注，心無旁騖，一氣呵成，畫風不俗而奇絕。

次日，徐悲鴻與國際大學美術學院院長約定，在泰戈爾客廳中開始工作。當他面對著堆成山似的泰戈爾畫作，感受到了一位世紀文化巨匠的博大。泰戈爾鍾情於大自然，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奇花異卉，都曾進入他的詩，也進入他的畫，並且打上了印度民族的強烈烙印。徐悲鴻與其在選畫，不如說在領悟泰戈爾的心靈。

泰戈爾秘書告訴他，泰戈爾二十多歲學畫，到當時耄耋之年，大自然的一切都在他的詩與畫中，已存畫作2000多幅，題材之豐富、內涵之深邃、風格之多樣、數量之可觀，不遜於專業畫家。徐悲鴻從早到晚，用了兩天時間，選出了泰戈爾畫的精品300幅，最佳之作70幅，經泰戈爾過目同意，交給印度國際大學出版。

泰戈爾很滿意徐悲鴻的眼力。他拉著徐悲鴻的手，像對待一個即將出遠門的親人，訴說他對中國友人的思念，對中國遭受戰爭苦難的同情。徐悲鴻對這位老人也依依不捨，他在泰戈爾的精神中領略了許多，對於人類的關愛，對於文化的信念，對於社會的責任。超然物外的泰戈爾，在中國被侵略時不再超脫，大聲說出自己的憤怒。

泰戈爾聽徐悲鴻講述中國抗戰的艱苦卓絕，深受感動。這位宣揚「大愛與和平」的文學泰斗，原先對日本心存好感，他訪問過中國一次，去日本則已多次，日本大規模入侵中國，他表示痛心與失望，撰文譴責日本「它那窮兵黷武的咆哮，它那殺人如麻的殘狠的縱情，它那對教育中心的摧毀，它那對人類文明道德條規的毫無血性的背道而馳。」 印度國際大學發起捐助中國難民，泰戈爾帶頭捐款500盧比，表達他的鮮明愛憎。

徐悲鴻從泰戈爾身上，看到了人類的良心。日本詩人野口寫信給泰戈爾，說日本侵華「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糾正中國的錯誤觀念」。泰戈爾把他的回信登在報紙上，他說：「如果你們能說服中國人相信，你們的軍隊轟炸他們的城市，使他們的婦女和兒童變成無家可歸的乞丐……如果你能說服這些受難者相信，他們是享受你們的恩待而且最終能挽救他們的民族，那你就沒有必要來說服我們相信貴國的高尚願望了。」

此時泰戈爾79歲了。徐悲鴻當年離開法國巴黎時，與恩師達仰先生告別，那份傷感使他久久不能釋懷。說是再見，其實就是永訣。徐悲鴻與泰戈爾的分手，何嘗沒有同樣的傷感。他把泰戈爾的友好感情珍藏在內心，帶著泰戈爾送給他的詩集離去，而泰戈爾清新雋永的詩意伴著他遠行：「我旅行的時間很長，旅途也是很長的。天剛破曉，我就驅車起行，穿遍廣漠的世界。在許多星球之上，留下轍痕。離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遠。最簡單的音調，需要最艱苦的練習。旅客要在每個生人門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門……」

1941年8月7日，泰戈爾逝世的消息傳到新加坡，告別泰戈爾才八個月的徐悲鴻懷著巨大的悲痛，立即寫就了〈泰戈爾翁之繪畫〉和〈誄泰戈爾先生〉兩篇紀念文章，送到《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兩家報館，分別登載於9月8日兩報的泰戈爾追悼特刊。當天下午17時30分，徐悲鴻趕到新加坡電臺，對著麥克風宣讀自己的廣播稿：

「上個月的七號，亞洲落下一顆巨星，就是印度最大詩人泰戈爾仙逝。我遊印度是由泰戈爾先生的盛意邀請，並在泰戈爾先生所創立的國際大學住了八個月。當然我所見到的，不過是些皮毛，但皮如虎之皮，毛如孔雀之毛，也就夠美麗了。他老人家九•一八之前對中國日本一樣，這十幾年來，激動了他的正義感，堂堂正正出面申斥侵略者，指為禍首，直至其臨終前所發表的意見，仍是如此同情中國堅強抗戰，以愛好和平。泰戈爾先生如此激昂鼓舞我們為自由而戰，為正義而戰！為光明而戰！」

徐悲鴻十分珍惜與泰戈爾的友誼。回國後，他把與泰戈爾相聚的合影照片，一直掛在家中的書房。他把泰戈爾看成一個偉大哲人，一個終身摯友。
　　
在喜馬拉雅山麓的那片土地上，徐悲鴻獨自舔舐感情的傷口，頑強地站立起來。作為一個藝術家，他把個人悲歡放在身後，苦苦構思一篇宏大的時代長卷。

當徐悲鴻身處印度和平鄉的時候，就懷念著並不和平的祖國。他在送印度友人的奔馬圖上題寫：「孑然一身，良朋渺遠，故園灰燼，祖國苦戰，時興感慨耳。」

此時，國內的戰局進入最為慘烈的階段。為了打通中國與外界的最後一點聯繫，幾十萬中國軍民用最為簡陋的工具、最為堅韌的毅力、最為頑強的拚搏，在中緬邊境的高山峽谷、原始森林中，風餐露宿，血汗橫飛，鑿通了一條生命線路———滇緬公路。

這悲壯的情景，代表一個民族在絕境中的生存狀態，縈繞在徐悲鴻的腦海，時時讓他夜不能寐。他為一種精神所著迷，一種悲壯、執著、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所著迷。

冥冥之中，徐悲鴻感覺到，這正是他多少年來一直在尋找的精神，這是一種照亮他靈魂的精神，一種足以鼓勵千百萬中華兒女的精神，就像他在巴黎羅浮宮裡所見到的宏大戰爭歷史畫卷，能與一個偉大民族的壯舉相襯的畫卷。

給他鼓舞的是德拉克洛瓦，法蘭西民族的驕傲。

《1830年7月28日•自由女神引導人民》，這是一句波瀾壯闊的詩，也是德拉克洛瓦給自己的巨作起的名。這位法國浪漫主義畫家在藝術史上創造一個奇蹟，用油畫記述法國革命的犧牲精神，寫出這樣一部現實鬥爭的宏偉報告。

徐悲鴻曾在巴黎羅浮宮，與這歷史畫卷久久對視。

他看到巴黎的街壘瀰漫著硝煙，在鮮血與生命的襯托之下，共和國三色旗在風中狂舞。一位美麗女性迎著槍彈，高高舉著旗幟，引導著起義者去衝鋒陷陣。人們說，這位面對著邪惡無所畏懼的自由女神，就象徵著參加正義之戰的法國。

法國人因德拉克洛瓦而自豪，把他看成記錄時代的人民畫家。

徐悲鴻要畫史詩，激勵中國人奮起抵禦侵略的史詩，畫中國的《1830年7月28日•自由女神引導人民》，畫一幅屬於東方的偉大史詩。

這就是後來《愚公移山》這幅歷史巨作的創作起因。

偉大創作醞釀於偉大心靈。徐悲鴻為此作了長時間的準備，他在西方繪畫的海洋中沉浮，在中國傳統的沉澱裡尋找，無數張畫的打磨，似乎就等著這一天的到來。遠離故土與親友，徐悲鴻是孤獨的，而這孤獨是藝術巔峰生長的沃土。

他似乎讀懂了德拉克洛瓦的名言：「人最大的不幸之一，是永遠不能被人徹底理解和領會。每當我想到這點時，總覺得這正是生活中無法醫治的創傷，這種創傷注定我的心靈要遭受到無法擺脫的孤獨。」在孤獨中他進入了狀態。

白鬍子愚公與他的強壯子孫，從洪荒遠古奔來徐悲鴻筆下。他們赤裸著血肉身軀，也赤裸著堅定的信念，背負著青天挖山不止，因為子子孫孫，無窮盡也……

《愚公移山》輪廓在畫家大腦中逐漸地清晰。

1940年4月2日，徐悲鴻寫信給舒新城，與友人分享他的創作激情：

「一月以來將積蘊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當得起一偉大之圖。日內即去喜馬拉雅山，擬以兩月之力，寫成一丈二大幅中國畫：再歸寫成一幅兩丈長之（橫）大油畫，如能如弟理想完成，敝願過半矣。尊處當為弟此作印一專冊也。」

對別人不吝讚揚，而對自己畫作一向低調的徐悲鴻，少有的用了「偉大之圖」的說法，這是一個畫家的自信，在藝術臻於成熟時的自信。

了解了這些的我們，重新審視這幅我們早已熟悉的畫面，我們發現，原來它所潛藏的內涵是那樣的厚重而廣闊無垠。我們感到了一個畫家的靈魂搏動、心臟的跳躍、血脈的僨張、感到了畫家在創作時的那股燃燒到了極點的情感火焰。

徐悲鴻學生盧開祥說：「有人問徐先生：為什麼《愚公移山》這幅畫要畫成裸體？徐先生說：如果要表現人的力量，穿著衣服是表達不出來的，衣服把人的力量遮蓋起來，人的力量只能通過人體的肌肉才能得到充分表達。我的看法，在中國畫中，表現人體肌肉力量的畫並不是沒有，如古畫中的金剛力士都是表現人體肌肉的作品，但是像徐先生這樣的畫法，解剖準確，比例恰當，動勢有力，場面宏大，在這之前是沒有見過的。」

與徐悲鴻是宜興同鄉的范保文教授，曾赴法國辦畫展。他說：「在我們中國國難當頭時，沒有哪一個畫家能像徐悲鴻，畫這麼大幅的油畫。法國那些大師畫這種大型油畫時，有很大的財力支持，有一套人員班子。徐悲鴻沒有任何經濟支持和人員幫助，就靠他一個人畫，能畫出來相當不簡單。如果我們中國像法國一樣，也給那樣的條件的話，徐悲鴻肯定不止畫這些大畫。就這點來說，和他同輩的畫家沒有任何人能和他相比。」

也有人對《愚公移山》的畫法不以為然，比如說，徐悲鴻畫的人物。當面請教過徐悲鴻本人的馮法祀說：「畫《愚公移山》時徐先生在印度，他的模特兒找的是印度人。我們問過他，愚公移山是中國的故事，你怎麼畫的是印度人？他說那麼多年前的人是什麼樣子，你知道嗎？他有他的道理。他主要是畫那種精神。我覺得他那種精神，跟當時毛主席寫《愚公移山》這篇文章啊，他們真是叫做英雄所見略同，不謀而合！你看是不是這樣？所以他這個畫，我認為在抗日戰爭中這樣的作品就是這個哪！（豎起大拇指）」

徐悲鴻對於別人不吝讚揚，對自己卻少有自許。油畫《愚公移山》卻是一個例外，他給友人寫信就悄悄說過「偉大之圖」的評語，這是一個真實預言。後來《愚公移山》在重慶展出轟動一時，而今早已是中國繪畫史的一個經典。

十九、喜馬拉雅山1940年5月，徐悲鴻在大吉嶺小住。在南亞次大陸，大吉嶺是難得的避暑勝地。印度的夏季炎熱而漫長，英國殖民當局官員和其他有錢人，總是連家帶口，離開蒸籠似的城市，到這裡遠望群山，享受涼爽的空氣。因此，大吉嶺雖然偏遠，別墅與客棧卻不少。而徐悲鴻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他到這個邊遠小鎮，絕不滿足於泡一杯咖啡或一壺茶，坐在客棧前觀看喜馬拉雅山的風景。儘管有強烈頭痛的高山反應，也知道一路崎嶇不平、危險叢生，他仍要登上喜馬拉雅山，畫出喜馬拉雅山。一個陽光充沛的早晨，徐悲鴻和他的友人騎上駿馬，奔向雄偉壯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