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民主」以外：關於社會民主主義歷史的筆記
楊偉中

1990年代前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似乎勢不可擋，蘇聯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解，讓柴契爾主義的名言「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看起來難以動搖。歷史已然終結，資本主義已經取勝，誰還想探索更平等、更民主的社會經濟體系實現的可能性，大概不是被視為「脫離現實」，就是「死守教條」。

何以談「社會民主」？－新自由主義之外可有替代方案？

不過，人類進行政治辯論、展開社會行動的歷史並未終結。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貧富鴻溝擴大、民主與社會權利的倒退、生態破壞等惡果，越來越引起非議。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正是在這一天，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發動了武裝反抗，這是全球範圍內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第一個影響重大的反抗行動。

另一方面，從1980年代以來，由於工會組織率減少和罷工低落等原因，許多專家學者們斷言︰「工人階級」已經是個過去的事物，它已因全球化、彈性化和碎片化而癱瘓、瓦解。在工運傳統斷裂，階級運動微弱的台灣，這樣的見解更為普遍。不過，也正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這樣的斷言似乎有所動搖。從歐陸、拉美、東亞，甚至是北美，工人運動有了復甦的兆頭，其中95年法國和97年韓國的大罷工，以及巴西戰鬥性的工人運動，尤其受到矚目，知名的工人運動家和研究者基姆．穆迪（Kim Moody）便以「新工會主義」或是「社會運動工會主義」稱呼這股潮流。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主流輿論（如《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等）便開始擔憂大眾轉向反對全球化。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場外，展開了大規模而多元的抗議，更是重要的轉折點︰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質疑與反抗，不再侷限在某個國家、某個領域，或少數激進學者腦中，而成為跨國、跨社運領域的群眾性力量，知識界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呼聲也來自不同立場、不同流派的學者。

重要的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力量，不僅僅停留在批判；相反，有各種各樣正面的替代方案提了出來。抵抗運動的重要集會「世界社會論壇」，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它的主要口號正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知名批判者，曾任ATTAC 法國支部副主席的蘇珊．喬治（Susan George）提出「有數千種選擇」（There Are Thousands of Alternatives，TATA），來與柴契爾夫人的TINA相對抗。

在諸多不同的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中，「社會民主」始終是重要的選項。在那些認為資本主義不可能被完全取代、不贊成革命道路的人當中，有部份人認為某種「社會民主」模式（傳統凱恩斯主義、第三條道路或是全球層面的社會民主等），依舊值得追求。一個較新近的例子是去年美國次級房貸風暴之後，倫敦政經學院教授羅伯特．韋德（Robert Wade）撰寫〈金融危機︰破裂的泡沫，磨損的模式〉一文，在分析了危機的來龍去脈、影響及代價後，他認為危機後或許能促使新自由主義共識的轉向，更加重視政府在管理市場中的角色，而這種對市場的管制需要通過具有「社會民主願景」的政治過程來達成。

「社會民主」在海峽兩岸

近來，在台灣及中國大陸，「社會民主」（或「民主社會主義」）也成了討論的課題，雖然在兩岸有著相當不同的脈絡。

在台灣，由於輿論普遍關注「M型社會」的問題，加上兩個主要政黨均抱持親資產階級的右翼立場，一些政治人物開始談論「中間偏左」和「社會民主黨」，強調要「照顧」中產階級和弱勢團體。雖然過去民主和社會運動中始終有主張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但政界關於「中間偏左」的談論，完全不是在群眾運動復甦和知識界激進化的背景下展開的。一方面是越來越多政治人物出於選舉政治的考慮，對談論「中間偏左」感到興趣，一方面卻是知識界批判性和社會運動力量的持續衰落，以及民眾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普遍接受。在這方面，「台灣經驗」恐怕也是相當獨特而耐人尋味的。

在中國大陸，由於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以及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並以亞洲金融風暴為契機，觸發了關於新自由主義的爭論。根據汪暉的概括，這場被許多人簡化為「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戰」的爭論，集中討論了自由主義傳統及其當代問題、對歷史資本主義的理論探討和歷史分析、WTO和發展主義、民族主義以及亞洲問題與中國革命等幾個面向的課題。

十多年來，爭論並未結束。隨著科索沃戰爭和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1999），圍繞著WTO而來的相關事件（1999年中美達成世貿協議，2001年中國入世和2005年WTO在香港舉行部長級會議），以及大陸內部諸多矛盾的發展，如政治腐敗升級、下崗失業蔓延、國有資產流失、「新三座大山」（即住房、醫療和教育的商品化）重壓等，爭論持續發展。2004年郎咸平批判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所引起的風暴，2005年的《物權法》爭論，2006年喧騰一時的「新西山會議」事件等，可說都和97年以來的爭論一脈相承。

在這場的辯論中，可以看到不少被歸類於「左翼」的論者具有推動財富重分配、完善社會保障、維持公有制主導地位等類似「社會民主」的傾向。他們希望中共的路線能有所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國家能力下降，社會兩極分化，從技術、經濟甚至到外交路線上淪為西方國家附庸等弊病。不過發生於中共十七大前後的「民主社會主義論戰」，似乎有著更為複雜的背景。

2007年2月，前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撰寫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刊登在《炎黃春秋》雜誌上。 文章認為「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他以暴力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對立來詮釋社會主義運動史，呼籲中共向以憲政民主為核心的民主社會主義轉變。

在「社會民主」以外：關於社會民主主義歷史的筆記楊偉中1990年代前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似乎勢不可擋，蘇聯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解，讓柴契爾主義的名言「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看起來難以動搖。歷史已然終結，資本主義已經取勝，誰還想探索更平等、更民主的社會經濟體系實現的可能性，大概不是被視為「脫離現實」，就是「死守教條」。何以談「社會民主」？－新自由主義之外可有替代方案？不過，人類進行政治辯論、展開社會行動的歷史並未終結。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貧富鴻溝擴大、民主與社會權利的倒退、生態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