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一 (余英時)
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
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楊樹浦碼頭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轉往台灣時,便深感生離死別之痛,覺得此生恐已無重見之望。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幾天以後,我在親戚家中得到他們從定海託船主帶回的平安訊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場。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底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說他們已從台北遷居香港,要我在寒假期間去探望他們。
去「九龍」探親
我後來才從父親口中聽到他們為什麼沒有在台灣定居的原因。原來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台灣的情勢非常混亂,甚至國際地位也不確定。美國總統杜魯門遲至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才根據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宣言,正式聲明台灣歸還中國。但是他又說,台灣未來在中國內戰中究將誰屬,美國則不加干涉。不但如此,同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一八九三—一九七一)發表外交政策演說,更聲明美國在東亞的防線不包括台灣在內。所以當時不少從大陸逃至台灣的難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證;對比之下,他們似乎覺得香港不但較為安全,而且還可能提供向東南亞或西方移民的機會。
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悼念余光中先生 (黃維樑)
十二月十三日早起,在網上看報紙的新聞,有一則標題是「八十九歲余光中不敵降溫住院療養」。看完簡短的內文,我馬上致電高雄余府,余太太接聽。她說余光中先生目前在醫院的加護病房,意識不清,四個女兒中三個不在高雄,都從外地回來照顧。余太太的語氣如常平靜,說當下有事處理,請我等她來電再告知情況。
訣別詩翁
今年六月我曾和家人專程到高雄探望先生和夫人,十月我個人赴高雄參加詩人的慶生會和《余光中書寫香港》紀錄片發布會;從前清瘦健朗的余先生,兩次所見,變得瘦弱遲緩。去年七月摔跤受傷就醫,事後詩人說是次意外重創,使自己生命處於「陰陽一線間」。現在又住院了,且意識不清,我心緒忐忑。冬天日短,等到天黑還沒接到余太太電話,只好自己打過去。余太太說先生腦中風、肺炎兼心臟出毛病,和他溝通,他最多用點頭示意。我擔心詩翁再一次處於「陰陽一線間」,告訴余太太,我明天要飛到高雄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