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暴力一直是日本政治近代史中，一股持續的力量。近代（modern）日本國家的誕生過程，本身即是暴力的。一八五○年代，當不祥的外國槍砲船出現在外海，近世（early modern） 的德川幕府政權（1600–1868）因遭受威脅而動搖了起來；到了一八六○年代，該政權更被來自叛徒刺客和倒幕諸藩的軍隊擊潰。隨著新上任的明治天皇於一八六八年一月宣布廢除舊秩序，最後一位德川征夷大將軍也在四月讓出了首都，德川幕府的滅亡，被許多歷史學者形容為一次和平的政權移轉。相較於腥風血雨的法國大革命，雖然日本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相對不流血，但也不應該忘記，德川幕府的頑抗分子和明治天皇效忠者之間的內戰，一直持續到一八六九年六月底，期間亦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從這個角度看來，明治新政府的建立，其實也是一劇烈斷裂的重要關頭。
近代日本的誕生，並未轉型為和平時代及紳士政治；反而極端助長了某種政治動盪，且在接下來的一百年，以各種不同形式延續下來。抗爭者在政治運動中轉向暴力，最早是發生於一八七○和八○年代的「自由民權運動」，當時的抗爭者向明治藩閥施壓，要求制憲、成立議會，並且擴大政治參與。之後，在一九○五年簽署《樸茨茅斯條約》 與一九一八年所謂「米騷動」的數年之間，上萬民眾身體力行，攻擊象徵國家的機關，並藉此表達他們對政府某些政策的不滿。暴力在意識形態戰爭方面，也是不穩定的因素，尤其是在俄國革命後的數十年，當不同旗幟的左翼──從無政府主義者到工會分子──與一國家主義組織或不穩定的國家體制產生衝撞之際。自一八六○年代到一九二○年代期間，日本政治人物遭暗殺的事件時有所聞，但也許最著名的，是一九三○年代企圖政變中，當時軍方的年輕軍官雖然本身未能成功接管政府，卻實際打通了軍人晉升、獲得政治權力的管道。
穿插在這些暴力政治活動之間的，正是本書的中心人物──流氓、極道，以及他們的族類。簡言之，他們是那些使用武力（physical force，或「肢體暴力」）的人，且以其主要目的──施展暴力──而為人所知。這些暴力專家（violence specialists）──如我稱他們的──不只和日本史的學生所熟悉的民眾抗議、暗殺、政變緊密相關，較少為人所知的是，他們施展的暴力甚至跨越這些事件爆發的那一刻。他們的暴力行為（ruffianism）──經常伴隨破壞行為、威脅、恐嚇的鬥毆以及肉搏──與政治結合，顯示暴力並非是單一事件，而是一種系統性的，而且是近代日本政治風貌根深柢固的元素。
暴力專家如何、以及為什麼和政治如此緊密糾結？這個問題，促成本書對暴力政治圈的探索。而同樣備受爭議的，是從一八六○年代近世政權的最後幾年，一直到一九五○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主重生之間，日本政治中的暴力所產生的意義及其衍生影響。這也是暴力專家及其暴力行為如何被合法化的故事，以及一個政治暴力的文化是如何成形的，以致使用肢體暴力被許多政治人物視為一種可行的，至少是被默許的手段。這種政治暴力的文化，即便仍在變動、改變中，卻有助於這種持續而且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暴力，長存於政治中。
暴力、暴力專家與政治
本書視暴力本身為一重要的歷史現象，並將此處和全書討論的這種暴力定義為肢體上的真實脅迫。讀者會發現，我有時會用「肢體暴力」（physical force，或「武力」）做為「暴力」（violence）的同義詞，指稱這種脅迫到身體的特定真實力量。 這不是要漠視其他種類的暴力，例如心理上的暴力等便具有相同的威脅力，而且也和肢體暴力一樣會造成心理創傷。但是，當暴力是肢體上的，傷害及痛苦同時加諸於身體和心理，兩者便有本質上的不同。 因為如此，許多政治理論家視暴力為侵犯身體的一種行為。
特別把焦點放在暴力專家，是聚焦在暴力的工具性本質，行使暴力被當成一種政治工具。「暴力專家」這個詞最常為政治理論家使用，例如查爾斯．提里（Charles Tilly），指稱專門施加肢體傷害的人，例如軍人、警察、武裝警衛、暴徒、幫派分子、恐怖分子、土匪以及泛軍事力量。 這裡採用此定義的精神，因為它描繪出暴力如何與國家和政治的運作交織在一起。然而，我著重在國家的暴力手腕之外，暴力專家何以能夠模糊合法性和非法性暴力的概念。 我因此使用「暴力專家」指稱那些非國家行為者，他們以在政治領域施加肢體暴力為業，或者從執行政治暴力行動中收取報償。
有鑑於定義「暴力」和「暴力專家」造成的混淆，接著我很快說明語言使用的自我覺知。多數時候，當提到暴力專家時，我通常試著選擇中性字眼，不論是正面或負面，只要是其所引起的言外之意最少。尤其是寫到「極道」（ヤクザ，英文為「yakuza」，中文或寫成「雅庫扎」，意指「日本黑道」）這個詞的時候。我決定用這個名詞，而非英語裡的「黑幫」（gangster），是因為「黑幫」一詞，對美國電影觀眾而言，可能會引起他們對禁酒令時期黑幫老大的浪漫想像。而且，「黑幫」的意思也太過廣泛，指稱任何形式的組織犯罪，從街頭幫派到龐雜的犯罪集團皆屬之。當情境恰當，極道也會特別和「黑手黨」──一種定義清楚的組織性犯罪組成──相提並論。 同時，我也避免使用日語的「俠客」，這個詞通常是極道用來謙稱自己。這並不是說「極道」這個詞本身沒有概念上或語意上的包袱，而是其建構的形象不如「俠客」那麼一致，極道既被浪漫化，也同樣被妖魔化。而且至少比起「黑幫」，「極道」這個日語詞彙較不會引發美國讀者過多的聯想。在盡可能選擇中性字眼的同時，我不是想指出暴力或暴力事件不應該被評斷，或者使用肢體暴力不具有重要道德意義與暗示。但是，在我心裡，暴力有如此多種類和意圖，以致無法口徑一致地予以讚揚或譴責。例如，在追求民主的草根運動中所使用的暴力，和暗殺一位人民選出的政治領袖或帝國主義者，兩者是不同的。因此，引起爭議的語言不只會扭曲，也不足以描繪其中的複雜性。在書中的某些地方，我明白地提出我對政治行動的判斷，而在這裡，我使用足以說明我的觀點的字詞，例如我選擇「活躍分子」、「抗議者」，而不是「暴徒」。貫穿整本書，我都很注意這個問題，以便清楚討論當代暴力與暴力專家的結構。
檢視日本暴力專家的歷史，可以看出暴力不只是政治表達的一種形式，同時也是一種工具──被用以獲取和運用影響力，企圖控制、掌握權力，試圖製造混亂，以便以個人願景重整秩序。 政治（或許，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對抗本質，傾向製造出這類工具的需求，而日本也不例外，因為日本的政治充斥著紛爭與衝突。 暴力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不只因為實用性，也因為一種在限度內容忍，有時甚至鼓勵使用肢體暴力的政治文化。由於結構上與文化上的兩種因素，使暴力成為一種誘人的政治工具。因此，暴力的使用，吸引著活躍分子、抗議者、政客，對政治家亦然。暴力不僅見於偶發事件和政治運動──這些脈絡在書中也會談到──暴力也是例行政治活動的一部分。
暴力與民主
這本書一開始便提到，德川時代末，從近世過渡到近代統治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還有，日本民族國家的暴力誕生過程，對接下來的近代政治有什麼意涵？這裡的核心，是檢視近代暴力專家──「志士」與「博徒」──的前輩，是如何縱橫於一八六○年代到一八八○年代中期的關鍵歲月？「志士」通常是下級武士，他們企圖透過暗殺外國人和被指為叛國的日本官員，以推翻一八六○年代的近世政權。做為一股政治力量，志士雖未延續到明治時期，但他們確實為愛國和反抗的暴力，樹立一種可變通的先例，讓不同的近代繼承者得以選擇性地引用並合理化自身的政治暴力。而「博徒」則是賭徒、極道的一種，他們不僅為近代留下一種意識型態的傳承，而且他們在日本近代政治的脈絡中，本身就變成暴力專家。有些博徒曾受各藩招募，加入一八六八年至一八六九年的戊辰戰爭 ，因為他們比武士更善戰，畢竟武士已相對萎靡不振好一段時間。一八八○年代，博徒參與、甚至領導了自由民權運動裡最暴力的部分，成為對政治有意識的、並採取行動的暴力專家。
自由民權運動也是本書主要議題的起跳板：探究近代日本政治暴力與民主之間的交互作用。相較於上述對暴力的討論，民主的定義則相當單純。民主是一種參與形式的政府，有民意機關，和一部憲法。這種概念的形成是刻意淺顯，以強調民主不只是理想的高尚理念，也確實被實踐出來。民主被視為一種進行中的實驗來理解，而且不必然是進化的；我不使用「民主化」（democratization）這個詞，以便強調民主本身是一個過程，而不是到達的一個地點。我們會毫不假思索地便聲稱，暴力在一個完美的民主政治中無容身之地，但是這樣的政治體系，在現實中未曾存在過。 而更困難的問題是，暴力反映了日本民主的哪些特點，以及對該國的政治風景有什麼影響？
提及日本民主時，我刻意避免「大正民主」這個術語，這是日本的歷史學者最常引用的字眼，起因於大正時期（1912-1926）擴大的草根政治活動以及廣泛擁抱民主乃至國家主義的概念，並以之做為此時期的政治特徵。誠然「大正民主」盡可能捕捉了這個時期的多種潮流，但就時間先後來看，既僵化又短暫，以致這段時期和前後時期很難有所連結。明治時期（1868-1912）的常民政治，因為對大正時期的關注而被邊緣化了；確實，歷史學者坂野潤治使用了「明治民主」來平衡這種取向。「大正民主」一詞也忽略了自一九一○和一九二○年代國家主義及帝國主義至昭和時期（1926-1989）早期的全面戰爭和軍國主義彼此之間的連結。我希望在不涉及年號的情況下談論民主，強調不必然受限於年號標記的跨時期重要連續性，以及關鍵的改變時刻。
接著，這本書要提問的是，從一八八○年代到一九六○年代初期，我們可以說日本的「暴力民主」（violent democracy）──用丹尼爾．羅斯（Daniel Ross）的話來說──發展到什麼程度？羅斯主要關心的是，民主建立時刻的暴力，如何與接下來發生的事件相互激盪？我也對這個問題感興趣，但是更聚焦於暴力與民主，在日本如何共存──暴力如何促進民主，但同時威脅民主？民主又是如何催生暴力，並包容暴力？一個政治暴力的文化與民主如何取得一致，並同時運作？
關於一八八○年代與一八九○年代，我要探討的是日本議會和憲法政府誕生之初，暴力即如影隨形的意義。在這幾十年中，「壯士」很普遍，他們是自由民權運動的年輕活躍分子，而經過整個一八八○年代後，他們變得更像是政治流氓。隨著政治愈來愈普及、引人注意，公眾集會、辯論以及選舉活動更為常見，壯士也闖出他們的暴力名號：暴力行為（ruffianism）。壯士突襲並干擾政治集會、以肢體威脅對立陣營、保護政治同盟免於敵對壯士的暴力，這些現象愈來愈常見，甚至在日本民主最初的幾十年成了常態。問題不只是壯士暴力為何以及如何變成民主實踐的一部分，也包括暴力為什麼能留存下來？其中更至為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應將壯士理解成日式民主的產物和一種缺失的反映，以及壯士暴力對這些年的政治造成什麼影響？
二十世紀之交，壯士涉入政治的情形愈來愈深，組織化成政黨架構以為政黨「院外團」（壓力團體）的暴力羽翼。一九一○和一九二○年代，主要政黨的院外團支持這些流氓的保護及騷擾行為，而且他們在當時一些重大的政治角力中，擔任起規畫者和策動者的角色。院外團壯士在這個被認為民主蓬勃發展的年代如此活躍，看似不尋常，但這層關係也許不如乍看之下那麼矛盾。其中更嚴重的問題是，在這數十年中，壯士與他們協助滋養的政治暴力文化，和我們所理解的民主是否達到一致？以及如何達到一致？
深入探究暴力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也會令人思考法西斯運動的暴力，以及暴力民主對一九三○年代日本軍人在政治上的晉升，可能帶來哪些可能的後果。一九二○和三○年代，暴力專家──主要是極道──成為國家主義組織如「大日本國粹會」與「大日本正義團」的活躍分子與領導者，迎戰工人團體、罷工者、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左翼分子，形塑當時的意識形態趨勢。有一段時間，政界充斥著這些國家主義團體與院外團的暴力。我所要探討的是，這兩種暴力行為形式上的關聯，以及兩者對當代觀點的政治暴力、政黨的未來以及暴力民主的命運而言，代表了什麼意義。
最後，由於二次戰後數年內，有些暴力專家淡出政治舞台，其他則重出江湖，暴力於是再現，我將依此再次探討民主和暴力的關係這個主題。這時，極道繼續維持國家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立場，然壯士和暴力院外團已不再權傾一時；那些在政客與暴力專家之間斡旋的政治掮客，也被迫退到政治幕後。尤其是一九六○年以後，由於金錢做為政治工具的選項，已經取代了肢體暴力，甚至連政治上的極道暴力都少見了。這種轉變所引發的問題是，日本戰後初期的民主，為什麼容許暴力專家以某種形式扮演某種角色？以及，一九五○年代的日本是暴力民主這樣的說法，是否合理？
因而，這個對於暴力專家史的探究，可以做為一種觀看的鏡頭，藉此檢視廣泛的議題，包括各種政治形式的暴力的地位及意義──從明治政權的成立，到日本的民主實驗，以及與法西斯主義的相遇。
比較歷史的方法
一八六○年後的百年間，暴力專家和大部分的暴力政治糾結很深，只是，本書並未打算偽裝成詳盡談論日本政治暴力的歷史書。單就一本書，絕無可能說清楚這一整個世紀肢體暴力眾多的衍生結果。此外，這本書對暴力的關注，也不應該解釋成暴力是日本近代政治最重要的特徵。
我也無意指出日本的政治暴力，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或者刺激戰爭時期日本和「日本人」是分外暴力的刻板印象重又崛起。為了強調這一點，比較性的旁敲側擊散見書中，並列舉出日本國境之外的案例以平行對照。在某些地方特意提及，只不過是為了說明政治暴力普世皆是，非日本獨有。
在其他地方，比較分析甚為冗長，不只探討相似點，也提及相異點，而且直接談到該章的中心論點。應該要補充的是，選擇這些案例所根據的方式。也許最有意義的比較是日本與義大利，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曾面臨相似的歷史挑戰，而且後續皆擁有相同的政治特點。如政治史學者理查．山謬爾斯（Richard Samuels）所評論的，這兩個國家自一八六○年代以來，都進行了「迎頭趕上」的運動，而且當他們都成為富裕的民主國家，享受法治與健康文明社會之際，仍繼續尋求「正常化」。 與我們關心的重點更貼切相關的是，日本和義大利都遭遇過法西斯主義，見證了黑社會嚴重侵入他們的政治生活。
我也討論美國與英國的政治暴力，這兩個國家常被公認為世界的民主楷模。我在書中陳述這兩個國家也曾與暴力彼此較量，是為了重申沒有一個民主國家能夠自暴力政治中免疫，而日本絕不是單一或特別暴力的國家。
總而言之，這一段關乎政治特性的歷史，已被歷史學者過度忽略。 藉由將暴力專家從史學的黑暗角落拉出來，本書的目的是揭露在很長的日本近代史中，暴力不但系統化且深植於政治實踐中。而我們也將會發現一個既井然有序又狂暴粗野、既令人激動又令人惶恐、既高貴又殘酷的政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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