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緣起於一九七七年，在一個氣候與政治都是陽光燦爛的夏天，當時第一次石油危機已成過眼雲煙，歐洲的「緩和政策」（détente；或稱「低盪」）則正值頂峰。東、西方對抗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最終法案》（Helsinki Final Act；又稱《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創造了信任感，德國政府則確信，「藉由拉近距離促成轉變」是可能的。在此政治背景下，我的家人決定在夏季前往「東方集團」（Ostblock）一遊。儘管整個氛圍趨於緩和，可是當我們在家裡講述這個詞彙時卻仍不免戰戰兢兢。「Osten」代表著「共產主義」，「Block」則代表著「孤立與軍事威脅」。因此，我們所安排的行程如下：首先前往匈牙利，這個國家被認為是東方集團的「歡樂營房」，然後再到波蘭，最後再去遊覽捷克的克爾科諾謝山（Krkonoše），並且拜訪住在布拉格的親戚。這趟旅程的序幕進展得十分順利，我們並未在奧地利與匈牙利的邊界遇上什麼「鐵幕」，海關人員很友善地問候我們；順道一提，當時在西方國家之間，諸如驗關、檢查護照之類的事情，其實就如同家常便飯。我們很快就抵達了布達佩斯，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也映入我們的眼簾。到了晚上，我們則品嚐了匈牙利的肉湯，「古拉希」（gulyás；匈牙利的共產主義變體，所謂的「肉湯共產主義」〔gulyáskommunizmus〕，便是由此而得名），滋味遠比我們在調味平淡的聯邦德國家鄉裡所吃到的來得美妙。
在黑夜降臨布達佩斯的大型露營地後，我獲得了關於一九八九年、東方集團的崩潰及隨之而來的轉型初體驗。營地入口大門處有兩個窗口和兩條人龍，一長、一短。在那條一動也不動的長人龍裡，講著某種我並不熟悉的方言的德國人兩手空空地站著傻等，偶爾還會惡狠很地往裡頭瞧個幾眼。一旁的短人龍排隊的也是德國人。他們的穿著和我們差不多，手裡還拿著德國馬克的紙鈔。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在父親的牽引下越過長長人龍，內心不免感到尷尬。我被告知，在我們所排的隊伍裡，由於人們所支付的是「德國馬克」，因此可以立即獲得一個停車及搭帳篷的位子；至於排另一排隊伍的人，他們所支付的則是「東部馬克」（Ostmark），得要等到接近關門的時候才曉得是否還有空位。當時我忿忿不平地問我的父親，怎麼會這樣呢，東方集團諸國彼此難道不是朋友嗎（波希米亞的祖母曾經這麼對我說，不過她總是帶著小心「俄國人」的口吻）？父親給我的答案是，共產主義國家正苦於缺乏外匯，所以他們歡迎使用德國馬克租用露營位子，不僅如此，他們還解除了我們每天二十五馬克「強制兌換」的限制，即所謂的「人頭費」。當時我提議，我們不妨給排在長人龍裡的東德人一點德國馬克，畢竟我們可以在奧地利自由兌換它們。接著我們又是一陣討論，後來就連隔壁帳篷來自卡爾．馬克思城（Karl-Marx-Stadt）的鄰居也加入討論，為何在東方集團裡人們只能去銀行兌換貨幣、當地的官方匯率又是多少？
那個布達佩斯營地之夜宛如一個國際經濟速成班；東方的貨幣、西方的貨幣、外匯、出口、進口、外債、外匯短缺、強制兌換、官方匯率、非官方匯率（某種「由下而上的經濟」）與黑市等等。兩條人龍的明顯不公，苦苦等候、在最壞的情況下得睡在車上的那些人的憤怒眼神，都讓我的心難以平靜。過了一個星期，在歷經了於「匈牙利與斯洛伐克」及「捷克與波蘭」的邊境漫長的查驗與等待後（這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民族友誼的官方形象），我在克拉科夫（Krakow）獲得了現學現賣這些經濟知識的機會。我們的波蘭朋友（前一個夏天，在他們首次前往西方旅行途中，我們因搭他們的便車而結識了他們）想向我們購買德國馬克。他們為我們揭示了上漲的價格、空蕩蕩的商店以及他們貶值的貨幣。很顯然，當時在波蘭，人們主要都是以德國馬克與美元來支付，而非本土的貨幣茲羅提（Złoty）。「波蘭的經濟」自一九九○年代起的成功，其中一個根源就存在於普通市民的市場經濟能力；只不過，在這趟旅行中，當然沒有人想到，東方集團有朝一日將會崩潰。
下跌的茲羅提黑市匯率反映了一九七七年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巨大經濟問題。正如檔案開放後，人們更清楚的樣貌，波蘭經濟當時連續五年走下坡。1希望藉由技術進口實現的現代化歸於失敗，留下了這個國家幾乎無力償付的積欠西方國家的大量債務。在當時身為青少年的我看來，即將來臨（計畫經濟中根本不允許其存在）的通貨膨脹並不是什麼壞事，情況甚至恰恰相反。用我所存下的五馬克零用錢，我就能從東道主家庭換得三倍於我父親在銀行裡根據官方匯率兌換的茲羅提。利用這些鋁幣和一疊如大富翁玩具鈔般既薄又易皺的鈔票，我不但連續一週無限暢買了許多冰淇淋，還寄了明信片給我所有的朋友。耐人尋味的是，那裡卻買不到鋼珠筆或墨水匣。我在無意中成了波蘭的「非境內居住者」（non-resident），因而獲得了某種特權。不過，在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裡，享受這種特權卻並不「純潔」。我很快就發現到，當地的青少年根本就買不起冰淇淋，更別說牛仔褲或運動鞋了。此外，雖然在克拉科夫人們不必像在布達佩斯那樣為求一個露營地而排隊，但是卻得為肉、糖、生奶油或其他對於我們這些「西方人」來說理所當然的物資大排長龍。
在我們的第三個旅遊目的地，捷克斯洛伐克，並沒有這樣的匱乏經濟。布拉格的親戚開著一輛新的「Škoda」，住在莫爾道河（Moldau）河堤旁的一個現代的獨棟住宅，而且還擁有一間寬敞且附有游泳池的鄉間別墅。我們這個西德的六口之家生活水準也沒高過他們。不過那位叔公和他的兒子卻會關起門來抱怨政治局勢。他們覺得「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遭鎮壓後的「正常化」令人難以忍受。他們還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了自己擔任工程師所服務的大公司效率不彰。他們心知肚明自己的國家在技術上日益落後，這也影響到了他們在專業與民族上的自豪感。此外，對於在布拉格市中心裡某些具有象徵性的處所的嚴密監控，例如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時大學生楊．帕拉赫（Jan Palach）為了抗議華沙公約組織國家的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自焚的地點，嚴密到稍微細心一點的遊客都能看得出來。
不過，卻也有些不順從的人，在東方是那些勇敢的異議者，在西方則包括了我們學校那位來自布拉格的校長。在「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於一九八一年秋天遭鎮壓後，他曾發起過大規模運送食物包裹到波蘭的運動。在逮捕「七七憲章」（Charta 77）的那些異議分子後，我們也曾將一些「精神食糧」寄往捷克斯洛伐克；那是一些由學生們自行收集、包裝含有禁書的書籍包裹。在邊界外的那些東方集團國家，有別於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於一九八三年在一篇關於「中歐悲劇」的、深具影響力的散文中所哀嘆的那樣，其實並未被完全遺忘。2不過，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比起這些來自西方的資助，東方集團走近西方卻是更為重要。自從「低盪」以來，越來越多的波蘭人、匈牙利人與捷克人開始認識西歐，無論是作為遊客（例如我們在克拉科夫的朋友）、農業的季節性工人、抑或是官方的商業夥伴。
東方國家的經濟專家同樣也仔細地觀察了西方國家當時的經濟問題；持續上升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還有在國家預算中不斷攀高的赤字，而這些赤字又會進一步助長通貨膨脹。後來的改革政治家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與萊謝．巴塞羅維茨（Leszek Balcerowicz），注意到國際間在經濟政策上的範式轉移，從普遍被認為失敗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轉向貨幣主義（monetarism），轉向藉由貨幣供給量來控制經濟，至於貨幣供給量則又進一步由獨立的央行來監控。伴隨著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與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的上台，國營企業跟著開始私有化（民營化），先前受到嚴格管制的一些行業（例如金融業）也跟著開始自由化；總體而言，國家退出經濟領域成了英美政府的計畫。起初在歐洲大陸上不太能夠感受到這些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影響，可是那些由社會民主黨人執政的國家卻也在討論，國家是否會因其眾多的社會福利而不堪負荷。
儘管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經濟再次衰退後，所有的西方國家全都產生越來越強的危機感，以計畫經濟方式組織的東方集團所面臨的問題卻是更為明顯且根本。持續的供給短缺、難以估量的不公正以及在經濟上日益落後西方，這些都是造成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與其實現的國家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然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卻沒有人預見即將到來的終點，無論是那些在本書裡扮演著要角的東歐專家、抑或是我們於一九八○年代在其他的旅程中另外結識的東方集團的朋友。鬆餅冰淇淋此時變得無足輕重，取而代之的是有利可圖的尼龍褲襪與音樂卡帶的交易與販售，它們讓此時已是大學生的作者本人得以輕鬆地完成充滿有趣對話的「東方假期」。在一九八九年的夏季時，西方的蘇聯專家幾乎毫無例外地認為，東方集團與蘇聯會存續下去。人們可以本於歷史學家的「事後諸葛」批評這種無知。然而，設身處地地回歸過往，承認每個時代都有個未決的終點，或許會比較明智。正因如此，我們有必要去解釋，為何舊秩序會在一九八九至九一年間如此突然地崩潰，而這又對全球帶來了怎樣的後果。
就連在鐵腕統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也都顯露在政治上發酵到何種程度。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在我諸多旅行之一的途中，一場在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Václavské náměstí）上舉行的官方集會引爆了一場反示威行動，民眾們高喊批評政府的口號。在維安部隊進行干預前，示威者再次列隊於紅旗與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的旗幟後面。當天晚上發生了嚴重的騷亂。然而，警察的暴力卻強化了反對者的非暴力策略。它的成功在秋天時顯現於布拉格；萊比錫與東柏林也有類似的情形。儘管這些大城的市中心滿是警察、民警與祕密警察（人們往往能從他們所穿的皮夾克及臃腫的臉頰一眼認出），可是，面對成千上萬的示威者，他們既無法鎮壓、也無法逮捕。在二十五年前的那個秋天，群眾的力量具有無可抗拒的吸引效應。
然而，在十一月初時，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上的示威者與西方國家的場外觀眾卻不曉得，所有那些穿制服的和穿皮夾克的人是否會下台。緊張氣氛使成千上萬素未謀面的人連在一起。相應地，到了十一月底，當一切都有了好結果時，集體的安慰和喜悅也十分巨大。當時洋溢著一種宛如在畢業典禮的感覺，考試通過了，舊政府再也無話可說，人們這時所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凡事皆有可能。
隨著陶醉而來的是幻滅。這在一九八九／九○年冬季的柏林（布拉格的政權傾覆後的下一站）特別能感受到。西柏林人抱怨來自東方的群眾，他們的汽車搞得街道水泄不通、烏煙瘴氣，他們更把超市的貨物一掃而空。突然之間，就連西柏林人也得大排長龍，這對他們來說是種陌生的體驗。諸後共產主義社會很快就面臨到截然不同的種種問題。在波蘭，惡性通貨膨脹不僅毀滅了以茲羅提計算的所有儲蓄，更將實際工資（主要是以外幣計的同等價值）壓低到每月不到一百馬克。由於外債低，捷克斯洛伐克有相對較好的出發點，也推遲了種種激進的改革。然而，刪除食物補貼，導致乳製品與蔬菜的價格上漲將近一半，麵包的價格也上漲近三分之一。4在東德，數百家工廠停止運營並解雇了所有職工。這種經濟慘況並未促使它們如同先前的某些異議者所要求的那樣，走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由於作為概念與制度的社會主義在一九九○年太過不受歡迎，不但無法打著這樣的旗號贏得選舉，更無法從西方國家獲得貸款。
本於政權傾覆所釋放出的政治動力與經濟動力，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幾乎所有後共產主義國家都採行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前圍牆邊界以西的社會當時並未意識到這種範式轉移的影響，或是在浮誇地預示東方國家將變得像西方國家下受到蒙蔽。這隱藏在赫爾穆特．柯爾（Helmut Kohl）所創造的「繁榮景象」（Blühende Landschaften）公式背後。所謂的「改革國家」位於在人們心中尚未被拉開的「鐵幕」的東邊。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轉型」（transformation）一詞同樣被保留給歐洲的東半部。也因此，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專家無不暗示，東方國家幾乎一切都必須改變，相反地，西方國家則幾乎一切都無須改變。這最終所關乎的是一場遏制，一場對於一九八九年革命的遏制。
這時人們可在波蘭體驗到，「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在東方國家造成了什麼影響。我又再度拜訪了結識於「低盪」時期、住在克拉科夫的朋友。這座城市長期處在諾瓦胡塔區（Nowa Huta）的鋼鐵廠嗆人的褐色廢氣籠罩下，可是，在一九九一年的秋天，人們卻樂於見到煙囪排放廢氣，否則的話，將會有更多的人失業。晚上在市中心裡只有三家餐廳營業，因為再也沒有人吃得起。商店裡許多貨架空空如也，不是因為像一九八九年之前那樣缺乏供給，而是因為缺乏需求。沒人有錢買東西。只有農民市場欣欣向榮，因為人們可在那裡便宜地買到洋蔥、馬鈴薯和其他的主食。這就是所承諾的新秩序嗎？經濟改革應該走向哪裡呢？
最後讓我們再一次將時光倒回，回到歐盟擴張之後的那幾年。華沙、克拉科夫、布拉格、柏林的腓特烈大街，當時到處都是購物廣場，光線明亮，就連到了深夜也都人聲鼎沸，車水馬龍，酒吧與商店的音樂不絕於耳。你究竟是還身處於東方國家，或是已經到了西方國家呢？環境的聲音是相同的，視覺的刺激也一樣。只不過，當你穿越大都會之間的其他地方時，你的印象就會發生改變。在小城市裡，空置的板式建築（Plattenbau）比比皆是，工廠廢墟則見證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嘗試。村莊裡有許多老人，可是幾乎沒有任何小孩，那裡的未來顯然希望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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