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本收入能改善貧窮、貧富不均與不安全感問題（節錄）
「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本人及家人之健康與福祉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 衣
著、住宅、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因失業、疾病、傷殘、鰥寡、衰老或其
他無法控制的情況而喪失謀生能力時，亦有權享受保障。」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四條
支持基本收入最常見的主張是：基本收入是改善貧窮的最有效方法。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最直接與最透明的方法，且行政成本相對較低。另一個主張和上述說法有關，但不全然相同：基本收入是一種提供基本經濟安全感的好方法。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今日這種市場導向的全球資本主義環境下，經濟上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造成不安全感的主要導因，而且，不確定性和風險不同，無法以傳統形式的保險來因應。
但首先我們也必須體認到，一個設計不良或未能徹底落實的基本收入制度，有可能導致人民的經濟狀況變得比在現有社會保障計畫下更糟。不過，這絕對不是基本收入的固有特質。
經濟安全感──不確定性的脅迫
「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子
支持基本收入的另一個強烈理論基礎是，基本收入將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感，而且是連續的安全感，這是其他所有替代方案所不能及的。亞里斯多德曾說過一句名言：唯有侷促不安的人才是自由的。不過，若沒有基本的安全感，人民就無法理性發揮他們的能力，說實在，任何人都不該期待缺乏基本安全感的人民能理性發揮其能力，不過，如果太有安全感，人民也會流於漫不經心與怠惰。孔子和亞里斯多德的內心顯然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安全感。
除此之外，顯然以「經濟安全感的需要」來為基本收入辯護，會比用「根除貧窮的期望」來為它辯護更好。馬丁路德．金恩在他一九六七年的書《今後我們該怎麼做？》（Where Do We Go from Here?）裡，相當精準地傳達了和這一點有關的幾個面向。
「雨露均霑的經濟安全感必然將促使人們產生許多正面的心理變化。當一個人掌握了和自身生命有關的決策，當他確信自己的收入很穩定且確定，以及當他知道自己有尋求自我提升的工具時，他將會感覺非常有尊嚴。當我們摒棄以金錢這種不公平的指標來衡量人類的價值，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間的個人衝突一定會逐漸減少。」
二十世紀的福利國家試圖以提撥型保險計畫來降低特定不安全感的風險。在一個工業經濟體，所謂「或有事件風險」──例如生病、公安意外、失業與傷殘──的或然率，確實有可能透過保險統計來估計，所以，當然可根據「對多數人適度合用」的原則來建構一個社會保險系統。
但在一個明顯屬於「第三紀」（tertiary）的經濟體，從事與退出暫時性兼差與非正式就業機會的人較多，而且很多人在非固定的上班時間與地點從事很多無給職但和職缺有關的工作，前述這條提供基本安全感的路線已經瓦解。目前提撥的基礎已經遭到侵蝕，受保障的人變少了，而為了取得或繼續取得津貼而隱匿收入或經濟狀況的固有「不道德風險」，也促使各國政府以侵入與懲罰的方式，來回應「津貼遭到濫用」的觀感，從而削弱這個制度的合法性。
然而，社會保險模型趨於式微的最重要原因是，今日的經濟不安全感和二十世紀中葉時常見的那種經濟不安全感完全不同，至少結構上不同。如今的慢性不安全感主要特色是不確定性。誠如經濟學家所了解，不確定性和風險不同，和「未知的未知數」有關。
不確定性會傷害最根本的恢復能力──也就是因應衝擊（意料外的負面事件）與偶發事件（會衍生成本與風險的常見生命週期事件，例如結婚、生小孩或死亡）並設法補償與復原的能力。沒有人能確定和理解各種衝擊與偶發事件的影響，更不知道如果負面後果成真，應該怎麼做最好，或許那是因為沒有所謂的「最好」。風險可以用保險來因應（因為風險可量化），不確定性則無法。而基本收入能提供或多或少的事前（ex ante）保障，減輕不確定性造成的壓力，並降低個人或家庭因區區一場衝擊或偶發事件而陷入財務危機的或然率。
根據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的調查，除非向別人開口借錢或出售物品，否則幾乎一半的美國家戶沒有能力隨手拿出四百美元，其中有些人根本一毛錢都拿不出來。讓我們透過以下的例子來說明這個現象所代表的真正意義：
「換輪胎對我來說似乎是輕而易舉，只要到最近的輪胎店去修理就好。不過，潔琳是個月光族，連一百一十美元都沒有。而因為車子的輪胎破了，她沒辦法去上班，所以老闆要她捲舖蓋走路。失業後她付不起房租，所以很快就淪為遊民，一切只因為她在真正需要的時候，連（修理輪胎的）一百一十美元都湊不出來。潔琳是在我擔任食物布施場志工時向我述說她的故事。她的經驗是促使我支持基本收入概念的最後一根稻草。」
基本收入能提供比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譯注：福利國家理論建構者之一）與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式社會保險計畫更全面的安全感，因為那類計畫未能普及到更多處於或瀕臨殆危階級的人民，因為這個群體的人無法累積充足的提撥紀錄，而且他們的收入不確定且起伏不定。基本收入將比現有的財力調查式計畫更有效改善安全感，因為財力調查式津貼計畫只鎖定窮人。這種津貼計畫並未能提供事前的保障，因為計畫本身就是一種不確定性，大規模的尊嚴剝奪、低津貼領取率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污名等，都促使人民不敢去申請他們有權獲得的補貼。
如今，經濟不安全感的現象更全面化，情況遠比福利國家全盛時期更嚴重，因為福利國家的運作是局限在封閉的經濟體系，而且當時的技術變遷與工業就業狀況都很穩定。相對地，生活在一個開放式全球化經濟體系的我們，則要處理許多來自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預測、超乎我們掌控但又和我們息息相關的決策，包括會直接影響鄰里就業與生產狀況的決策。更糟的是，這些決策的影響還因破壞力強大的技術變遷，及蓄意犧牲勞動保障以換取雇主營運靈活度的勞動市場政策而變得更加嚴重。
結果，上升的風險以及負面結果的成本全被轉嫁給勞工與公民。此外，普遍低工資的現象意味人們變得比以前更可能活在無力償債的邊緣，這當然也導致他們因應負面衝擊或偶發事件的能力江河日下，從中恢復的能力也降低，因為持續變遷的勞動市場、全球化與技術的影響等已導致社會流動的管道遭到阻斷。
過去二十年間，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非但沒有讓不安全感獲得改善，還導致不確定性升高、人民恢復力進一步受挫。財力調查、行為調查、懲罰與津貼的延遲發放等，讓人民承受更大的不確定性。很少人敢肯定地說自己是否有權接受或能否繼續接受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利獲得的津貼和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全新的方向。
全民、無條件限制且受制度保障的基本收入，能提供財力調查式津貼、行為調查式津貼或非全民津貼系統所無法提供的一種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感有助於維持精神穩定，父母親的精神穩定能感染到孩子，而孩子又能進一步將那種穩定感染給他們的朋友。
風險承擔、恢復力與心智頻寬
新自由主義者與自由至上主義者並不怎麼重視政府提供的基本安全感。不過，基本安全感是一種人性需求。最近一份研究顯示，缺乏基本安全感不僅會傷害到心理健康，也會傷害生理健康，進而引發各種不同的心理失序，並使短期的智力──也就是心智頻寬（mental bandwidth）──降低。當人民缺乏（或擔心將缺乏）金錢或食物等必需品時，心智能量就會先被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煩惱給消耗殆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將會降低，當然也會做出更糟的決定。缺乏安全感也會導致自尊心受創，對自己與周遭人士的期望也會下降。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到，長期缺乏安全感的人民可能經常會做出很不明智的行為，或者至少不會做出合理或最適當的決定，尤其是和策略性或長期規畫有關的決定。所以，堅持「唯有行為負責且表現良好的人應該領取社會津貼與救助」的主張，只會讓社會上的問題變得更嚴重。
基本收入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也包括所謂的「關係效應」（relational effects），如一旦財務壓力降低，人際關係將更平衡且更放鬆。一份針對柴羅基（Cherokee）部落家庭的孩童所做的研究發現，定期領取以該保護區賭場盈餘支應的給付的部落家庭，父母較少發生爭吵（主要是因為他們比較不會為了錢吵架），而孩子也較少見焦慮與行為失序等狀況，在學校的表現改善了，而且比較不可能犯罪。
基本收入也能強化個人的恢復能力。納西姆．塔雷伯（Nassim Taleb）發展出「反脆弱」（anti-fragility）概念，這個概念和因應罕見事件（也就是他所謂的「黑天鵝事件」）的衝擊有關。他認為過度努力迴避衝擊是錯誤的，一個有效率的經濟體系需要有適度的波動性與崩潰（或許來自技術變革），當然也需要能讓人民做好因應衝擊準備的機制。
舉個例子，某個看似擁有鐵飯碗的大企業職員可能很容易會產生某種依賴感，所以，一旦他突然失去那份工作，就會形同遭遇一場大衝擊，對他的心理與財務造成浩劫。相反地，如果一個人的就業保障比較沒那麼高，那麼他可能會矛盾地較不容易受類似衝擊的傷害。因此，溫和的不安全感的確能讓人民做好因應衝擊的準備，一旦衝擊發生，他們就會更有能力因應且復原。不過，這個概念的關鍵字是「適度」。基本的安全感能提高復原力。
所以，心理學家對基本收入的看法，證明了基本安全感的獲得，對心理健康與理性決策是有益的。
給予人民安全感也非常有助於提高人民採取集體行動的意願。舉個例子，擁有基本安全感且參加工會的人民將比較不害怕恐嚇威脅。這聽起來很合理。如果基本收入真的能強化真正的工會團結，應該就會對工資產生正面的影響。儘管這可能讓政治右派人士坐立難安，不過，好處是有經濟安全感的人民能成為更理性的交涉對手。「強烈的個人主體感（sense of personal agency）」的實現與「基本收入保障」的實現是相輔相成的，兩者缺一不可，但如今很多人皆欠缺。
邁向「良善的社會」
如果一個社會上存在權力、地位與財產所有權的整體分配不均，但又假裝它擁有形式上的平等，激進的憤恨種子就會開始萌芽。匱乏、屈辱、嫉妒、疏離與社會缺乏法紀等感受，將會醞釀不健康的政治衝動，促使人民支持最敢大聲承諾要「翻轉現況」的政治人物。這個世代的經濟贏家向來支持穩步強化財產權、支持國家提高有利於他們自身利益的補貼，同時支持對資本、利潤與食利族減稅的政權，所以，這類經濟贏家不該對上述的可能政治發展感到意外。
在上述脈絡下，基本收入──即使只是推動基本收入的承諾──能讓人合理預見到貧窮、不安全感與分配不均等可能改善的前景。基本收入代表著「贏家全拿」的心理與制度皆已達窮途末路。
但期待基本收入能根除貧窮，就有過度期待之嫌。基本收入確實非常有助於朝那個目標前進，但那個目標還非常遙遠。不過，在審慎看待根除貧窮的目標之餘，我們也可懷抱更有野心的態度：如果設計得當且正確實施，基本收入確實有助於改善貧窮與分配不均問題，尤其若能搭配其他社會政策，包括對諸如傷殘者或面臨結構性額外生活成本的人加發補貼等，基本收入的效果會更好。
基本收入也不可能解除所有形式的經濟不安全感。然而，它能讓更多人擁有基本安全感，並讓他們對自己的社群產生歸屬感。這些都是每一個社會想具備且可視為「良善」的特質。
不管根除收入貧窮有多麼重要，基本收入最終不是要實現這個目標。基本收入的目的是要實現其他重要的目標：包括社會正義、自由與安全感。不管發放多少金額，基本收入都有助於強化這些目標，只不過金額愈高效果當然就愈大。
建構基本收入制度的另一個目的是要改變思維，這個制度必須賦予安全感，能讓我們在「為自己、家人和社群創造良善生活」與「保護大自然的永續生存及美景」等必要性之間取得平衡。安全感是一種寶貴的資產，如果真心想要建構良善社會，而不是一個讓蓄意藉由他人的不安全感來獲取利益的特權精英群體得以擴展勢力範圍的社會，就應該將「安全感」列為目標之一。「希望讓他人也擁有你想要的東西」需要勇氣，而這就是基本收入的真義。
▍第八章 基本收入對工作與勞動的意義（節錄）
「很顯然地，任何提供收入的計畫，只要與工作不相關，都會降低某種程度的
工作的意願。」──麥可．透納，卡托研究所，二○一五年
真的那麼「顯然」嗎？每每談到工作或寫到工作相關的內容，很多評論家和社會科學家都會失去了他們的常識。雖然自古以來，每個年代都會很武斷地區分什麼是工作、什麼又算不上工作，但我們這個年代對工作的定義最乖張失當。
只有在二十世紀，多數非支薪勞動才不被視為工作。到目前為止，勞動相關的統計還是堅持這個滑稽的作法，在市場上，唯有為了酬勞而勞動才叫「工作」。一個世紀以前，庇古（Pigou）曾說一段名言，他指出，如果他聘請一位女管家，國民所得就會上升，經濟成長也會加速，就業人口將增加，失業人口將相對減少。如果他接下來和那位女管家結婚，而她繼續從事與婚前完全相同的活動，國民所得和經濟成長卻會降低，就業人口將會減少，失業人口則相對增加，這實在非常荒謬（而且明顯帶有性別歧視）。
這樣的荒唐觀念到今天還是沒有改變。一個母親或父親照顧自己子女時所做的事，和一個受雇照料他人子女的支薪保母所做的「工作」其實一樣多（說不定前者的「生產力」更高）。而隨著我們的經濟體系愈來愈「零工化」（‘gig’economy），還有其他更多活動因支付酬勞與否而遭到差別對待。舉個例子，狗主人可以利用BorrowMyDoggy之類的應用程式，聘請某人來幫忙遛狗，或是把狗交給狗保母照料。基於統計的目的，這個原本純屬消遣性質的活動──遛狗（幫別人遛狗）──成了一種「工作」。這使得國民所得與就業人口增加，也讓政府很開心。但如果你遛自家的狗（或照顧自己的子女），卻反而是在傷害經濟！
在此同時，還有其他非常多實實在在但未支薪的工作，這類工作還在不斷增加。以英國來說（其他國家也很類似），根據估計，無償經濟體系（照顧孩童和老人、家務勞動、社區志工等等）的價值遠超過貨幣經濟體系規模的一半。
但就算是這些估計值，都沒有計入每個人處理政府往來事務（申報所得稅鮮少會被視為「休閒」［leisure］吧？）、身為消費者（自助結帳）時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謂「為取得勞動職缺而做的工作」（work-for-labour，譯注：例如接受性向測驗與能力檢定等）、與現職有關但無薪的工作（這類工作的範圍隨著「永遠上線」的文化而擴大），或求職期間必須做的工作。殆危階級尤其必須做很多不被視為「工作」的工作（在他們眼中是工作）或不被給予酬勞，例如尋找就業機會、應付複雜又曠日廢時的漫長招募流程、等待派遣工作機會、為申請某種貧困津貼而排隊或填寫各種表格等「工作」。
在評估基本收入對工作與勞動的實際與潛在影響時，這些概念攸關重大。一般人常主張，發放基本收入將使人民變懶惰，而且會使勞力供給減少（這兩者並不相同）。就那個脈絡來說，一直有人爭辯是否應該發放基本收入給「懶惰」的人──所謂懶人的典型形象是在馬里布（Malibu）衝浪的年輕人。這看起來會是一場永無止盡的哲學辯論。然而，值得懷疑的是，這類年輕人真的有辦法靠一筆不太大的基本收入，過著那種長年衝浪的美好生活嗎？
多數人總是希望盡可能多賺一點錢。就算少數人選擇成天衝浪，只靠著基本收入過活，這些人選擇那樣生活而對政府造成的成本，也不會比政府特地派人整天盯著他們、逼著他們做某種「工作」的成本高。此外，很多偉人和最偉大的藝術家年輕時也都「無所事事」，其中有些人是因為繼承了有錢雙親所提供的「基本收入」，才得以「無所事事」地活著。如果他們當初被迫去申請勞動福利（workfare）或從事某些沉悶的職業，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見識到並享受他們的創意天分。
我的論點是，基本收入將能增加「工作」的數量與生產力，而且能提高「休閒」品質，我所謂休閒是指古希臘文的「schole」。「schole」一詞是英文字「school」（學校）的起源，意思是指免於勞動的必要性，亞里斯多德主張這是全面參與文化與政治生活的必要條件。姑且不談這一點，從社會、經濟與生態的角度來看，就算某些人利用基本收入來減少勞動與／或工作量又如何？真的有那麼糟糕嗎？
長時數的勞動不盡然對生產力、產出或服務品質以及決策制訂有幫助；事實上，很多證據顯示，長時間的工作反會對生產力產生不良影響，同時會危害健康。我寧願我的牙醫或外科醫師獲得充分的休息並帶著飽滿的精神來照顧我的身體。這個道理也適用於更一般的活動。
此外，就算基本收入真的會導致勞力供給降低，最可能選擇不勞動的那些人，通常也是潛在生產力與賺錢能力相對較低的那一群人。因此，這些人降低勞力供給對經濟所造成的損失就會比較小，甚至不會造成任何損失。另外，我們也應該從第五章討論的「零工作」未來的角度來辯論──無論技術悲觀主義者的預測是否誇大，這類預測都將使「基本收入可能導致勞力供給產生變化」的問題顯得沒那麼嚴重。
第三紀時代
我們已逐漸脫離「農業時代」的社會與生產體系，在農業時代，勞動與工作的型態受季節、氣候與陽光支配，而在「工業時代」，勞動受時鐘支配，而且是以時段來衡量。在「工業時代」的環境下，將勞動視為一種牽涉到打卡計時的活動（一天八至九小時、一週五天或六天、一生四十年以上，接著幸運的話可以長期處於退休狀態），確實合情合理。
但二十一世紀將受所謂的「第三紀時代」（Tertiary Time）支配，在這個時代，「工作」與「勞動」這兩種活動之間的界限愈來愈模糊──這些活動皆不一定得在工作場所，也不一定得在指定的工作時間內完成。這樣的模糊狀態使勞動和工資水準測量變得愈來愈武斷且具誤導性。企業、雇用代理人或勞動仲介付薪水給我們，但我們獲得的酬勞和實際上完成的工作根本不成正比。未來多數人的工作（無薪）相對勞動（有薪）比率都可能會上升，而受惠於這種無薪工作的人，實質上等於透過一個更廣大的剝削形式來獲得租金收入。
這是實施基本收入的另一個正當理由──基本收入對每一個人發放，用以獎勵他們從事性質上屬社會工作的工作，而基本收入的財源將來自向受益於這類社會工作的個人與企業收租。那些受益的個人與企業原本或許並無意透過這個方式來圖利；一切只因我們真的無法衡量所有因第三紀時代而產生的所有「為取得勞動職缺而做的工作」的適當酬勞是多少，也不可能給予從事那種工作的人適當補償。
殆危階級的工作與勞動
基本收入相關辯論的重要主題之一是：二十世紀所得分配制度的瓦解。這個制度將所得／政府津貼和勞工表現掛勾在一起，而且國民所得流向勞動與資本的比重大致穩定。但如今，有愈來愈多人無法透過自己被要求或被期待去做的工作與勞動獲得適足的收入，不管他們工作有多麼辛苦，工時有多麼長。全球化、技術變革與「彈性」勞動市場等，意味在可預見的未來，工業國家的平均實質工資將停滯，很多處於殆危階級的人將因此永久被困在低薪／津貼的糾葛關係裡。
某些批判基本收入的人爭辯，國民所得流向勞動的百分比降低的情況，只發生在工會勢力較弱的國家，所以他們宣稱，如果那些國家的工會變強大，其工資和工人生活水準就會上升。這種論述的問題在於，即使是在工會與集體協商制度迄今仍相對強大的國家，如奧地利，勞動於全民收入中的占比也見降低。
基本收入將成為殆危階級的總收入裡的重要基礎，它也讓低收入階級得以用微薄的酬勞水準來為其他低收入者做點零工。目前勞動的潛在供給人無法從事小零工，第一個原因是收入太低，尤其是他們可能因此而損失財力調查式津貼；第二個原因是，潛在客戶（譯注：指其他低收入者）則負擔不起以現行薪資水準支付工人的酬勞。所以，基本收入將促進低收入者之間的交易，並有助於引導他們走出地下經濟體系。
勞動與工作的性別分工
基本收入的受爭議層面之一是它對男性與女性的工作型態的影響。諸如英格麗．羅貝恩斯（Ingrid Robeyns）等評論家主張，基本收入將強化傳統二元論（dualism）──即女性被「貶黜」到只能做家庭裡的工作。不過，沒有理由抱持這樣的思維。如果女性也領取屬於自己的基本收入，她們就會有更大的經濟安全感，進而更有條件自主決定自己的無薪工作與有薪勞動組成。因此，卡羅．佩特曼（Carole Pateman）才會主張基本收入反而將降低勞工的性別分工（sexual division）程度，其他人如艾莉莎．馬凱（Ailsa McKay）、安．艾斯托特、凱西．威克斯（Kathi Weeks）等也抱持相同的觀點。
我們不能假設個別發放給女性和男性的個人基本收入，絕對能克服家戶或家庭內部的許多性別不平等狀況。不過，它絕對有助於改善那些問題。目前所有國家在評估社會保障的需要時，都是以家戶而非個人狀況來評估需要給予多少社會保障，這樣的作法忽略了家戶內部可能導致女性無法取得金錢的性別不平等狀態，就算家庭財務狀況表面上已因領取津貼而變得富裕許多。
女性必須能獨立使用金錢，這是一種基本保障，無關乎她們的雙親有多富裕；過去四十年間，反家庭暴力與反家庭掠奪運動不斷指出這一點的重要性。美國的負所得稅實驗所歸納出來的最重要研究發現之一是，相關的津貼讓某些婦女有了終結受虐關係並展開獨立生活的工具。（諷刺的是，以這兩個實驗來說，婚姻破裂案例大幅度增加，成為美國政治圈放棄支持保證收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儘管後來的事實顯示那是統計誤差。）
政府以家戶為對象來評估津貼領取資格的作法，有高度干預人民個人生活之嫌。在英國，一九七○年代積極參與維權者協會（claimants unions）的婦女成員，要求應該以個人為對象發給福利（她們也呼籲發放基本收入），但這些呼聲都未能阻止政府「以翻箱倒櫃般的手法調查人民的財力」。
發放給每一個人的基本收入將讓平常擔任照顧者的人──多半是女性──得以依照其意願，決定是否放棄有薪勞動工作，另一方面也讓平常仰賴親人無酬付出的「被照顧者」，有能力購買照護勞工所提供的服務。巴西的家庭津貼（bolsa família）現金移轉計畫已提升了婦女在家庭以外的經濟活動，因為這項計畫幫忙支付孩童照護的支出以及公共運輸費用。在很多開發中國家，基本收入也將讓婦女更有能力主張平等的醫療優先權，以前「養家活口者」優先的傾向得以改變。較好的醫療將讓婦女得以做更多工作，而且只要願意，她們也能從事更多有薪勞動，因為較好的醫療將讓她們變得較不容易生病。這是基本收入不會「明顯」導致工作誘因降低的另一個實例。
基本收入只可能會導致一種形式的勞工降低工作的誘因，那就是性服務工作。非法交易和強迫賣淫當然必須加以懲處，不過，剝奪性服務工作的權利或加以懲罰，不僅流於偏執且容易適得其反，而宣告從事性交易的任何一方犯罪，也只會導致非法剝削的情況惡化，並驅使這類活動地下化。然而，基本收入能強化性工作者的交涉地位，對想要逃脫這類工作的人來說，基本收入確實是一帖解放良方。
最後，有人說基本收入完全無視「互惠主義」，讓人不勞而獲，面對這種批評，一名男女平等主義者的回應應該會是：傳統上男性總是免費享受多半由女性所完成的無薪家事工作，若以補貼這類工作的薪酬的角度來說，基本收入的發放絕對合情合理。當然，這個結構性不公平反映出一個事實：世人武斷地認定有薪勞動比無薪工作更有優先性。基本收入將有助於矯正上述不互惠狀況，尤其若能針對工資所得課徵些微的稅，作為補貼那類無薪工作酬勞的財源，矯正效果會更好。
創意與再生產工作
基本收入將允許更多人追求自己熱愛的目標，不僅是經濟寬裕者。這不僅能達到個人層次的滿足，還能透過鼓勵創業、有創意的努力，以及對整個社會有益的各種事務，對社會產生巨大的紅利。誠如約翰．歐菲瑞爾（John O’Farrell）曾寫的：
「任何曾經創造任何事物的人，都是在擁有些許財務安全感的狀況下創造的。也因如此，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才會需要『一個自己的房間和一年五百英鎊』。幾個世紀以來，我們只善加利用了非常少數英國人民的潛力；剩下的人都沒有力量開創或發現自己的真正天賦何在。」
我們的社會需要人民能擁有更多閒暇，這不僅是為了讓人民可以有一點暫時停止工作的時間，也是為了讓人民得以強化他和家人與朋友之間的關係，同時參與文明與政治事務。從經營親師協會到探訪老人等，無薪工作實質上是為了讓社區的功能運作變得更加順暢且蓬勃發展。然而，如今世人投入各種志工組織的情況已不如過往熱烈，以美國來說，那多半（但非全部）是因為女性勞動力參與提升所致，因為女性原本是美國志工實體的主要驅動力量。基本收入也將讓人民得以花時間參與政治活動和辯論，協助重建目前在多數國家已不復見的「協商式民主」。
我們預期人民轉而從事諸如照料親人或社區工作等「再生產」工作的趨勢，將產生有利的環境影響，因為那代表人們將轉向保護資源的活動，脫離損耗資源的活動。在職工作時數的縮短和生態足跡的縮小息息相關。另外，基本收入將允許人民拒絕大衛．葛雷伯（DavidGraeber）所謂的「屁」就業機會（‘bullshit’ jobs，指令人痛恨或無意義的工作），或減少從事那些工作的時間。
誠如第二章提到的，基本收入也將使政府更容易實施碳稅與其他用以抑制污染及減緩氣候變遷的環保對策，理由是，基本收入能補貼因環保對策的實施而徒增額外食物與服務成本、失去謀生管道或原有的謀生方法遭到擾亂的人。「減低經濟成長」（degrowth）運動的某些支持者將基本收入視為重整經濟秩序的一個必要環節，與提倡「零成長繁榮」（至少以傳統方式衡量的成長）的各種政策一併執行。基本收入讓人民透過就業取得的收入占比降低，從而鼓勵人民質疑「不惜任何代價都要就業的慾望」的意義，同時促使人民重新思考就業、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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