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的大草原
──共有經濟與黑市活動如影隨形
一九六八年，在著名刊物《科學》（Science）上，美國生態學者哈定（Garrett Hardin）發表一篇文章，名為「草原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文章只有短短五頁，發表的園地又是自然科學的刊物，而且作者並不是經濟學者。然而，這篇短文，卻對經濟學（者）產生深遠的影響。
哈定的文章，在經濟學文獻裡一再被引用；他所揭櫫的概念，也成經濟學者常用的詞彙；他所描繪的景象，更是經濟學教科書裡必備的材料。
無論經濟學者採用的名詞如何──草原的悲劇、草原的悲歌、共有資源的悲劇、或其他──故事基本的情節大致相同：一群牧羊（牧牛、牧馬）人，住在一片綠油油的草原附近；代代相傳的習俗，是大家都可以到草原上去牧羊（牛、馬）。當然，放牧的人，只想到把自己的牲畜餵飽養肥，而不會考慮到其他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個人依樣畫葫蘆。結果，當羊（牛、馬）愈來愈多時，草原日益耗竭，終至消失。草原消失，當然意味著羊（牛、馬）群也消失；大家均蒙其害，悲劇於焉形成。
改建大樓裡的失蹤人口
對經濟學者而言，草原的悲劇透露了非常重要的智慧結晶：每個人都選擇、對自己合情合理的行為，加總之後，卻可能得到不好的結果。而且，草原的悲劇，不是象牙塔裡的益智遊戲而已；在真實生活裡，隨處可見：大家都選擇週末出外旅遊，結果高速公路大塞車；各個國家都自由排放氟氯碳化物，結果地球外圍的臭氧層愈來愈薄。
草原的悲劇，令世世代代的經濟學者著迷和困惑；後續的研究和引申，數以百計。接著，二十年後，美國法律學者邁可海勒（Michael Hiller），發表了「反共有資源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nticommons）。反共有資源（簡稱「反共資源」？）的問題，立刻引起經濟學者廣泛討論。
在蘇俄首府莫斯科，海勒發現一種很奇特的現象：很多鬧區裡的店舖，窗簾垂下，大門深鎖；明明是大好地點，卻沒有營業。相對的，在附近不遠的空地或人行道上，簡陋的鐵皮屋裡，卻是貨品滿架、人潮洶湧，生意好得不得了。可是，為什麼呢？
經過一番抽絲剝繭，海勒終於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大馬路旁的商店，麻雀雖小，卻有好多個主人。但鬧區店舖的使用，由一個單位管；店舖的收入，是另一個單位負責；店舖的水電設施，第三個單位有權決定……。同一項資產，有好多個主人，每一個主人，都握有一點點權力；而這一點點權力，就足以扼殺這個資產的生機──私有化之後，要租用這些店舖營業，必須經一道道的手續、一層層的關卡。因此，與其在這個無窮盡的過程裡跌跌撞撞，不如另起爐灶，在鐵皮屋裡大發利市。
海勒找到的諸多事例，令人大開眼界。共黨長期統治之下，很多鬧區的公寓，裡面都塞滿了人，一棟公寓裡，可能同時住了六七個人，在客廳臥室書房裡各據一方。改革開放之後，最好把老舊公寓拆除重建。可是，小小一棟公寓裡，有六七個人，人人都有否決權，要一一處理，顯然曠日費時。結果，莫斯科警察局長表示，一九九一年十月之後，莫斯科市失蹤人口大幅增加，而且多半是住在公寓裡的單身老人──清除掉這些障礙之後，才好拆掉公寓，改建成摩登商業大樓！
租金每一七七年一美分
除此之外，美國許多印地安保留區裡，印地安人擁有土地所有權，但是土地由「印地安事務局」經營管理。代代相承之後，一塊土地可能有幾百個主人，每個人都有受益權。其中一塊面積四十英畝的地，年租金收入為一、○八○美元；但是，事務局每年要花一七、五六○美元去聯繫和通知四三九個地主。另一塊土地的共同持有人裡，三分之二的年租金收入少於一美元；另外三分之一，年租金收入少於五美分──其中之一，每一七七年可以得到一美分的租金收入！
共有資源和反共有資源，有兩個共同點。一方面，如果大家能眾志成城，資源可以有效運用，大家共蒙其利──草原不會枯竭，臨街的店舖不會拉下鐵門，公寓裡的老人不會失蹤，印地安保留地不會地主愈來愈多。另一方面，共有資源和反共有資源，都可能呈現很荒謬的狀態。但是，處在其中的每個人，選擇的都是對自己合情、合理、而且合法的行為！
相形之下，另一種兼具反／共有資源特性的活動，卻往往處於灰色、甚至是非法的領域──地下經濟、黑市交易、非法買賣；名稱也許不同，性質卻無分軒輊。這些活動內容，五花八門。盜版ＣＤ和光碟，無傷大雅；人口販子涉及色情奴隸的買賣，問題已經比較嚴重；最麻煩的是，毒品走私和武器（包括核子武器）交易。
這些跨國跨洲活動的規模，已經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科技進展日新月異，使通訊迥異於往昔。今天，只要透過手機或網路，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就在彈指之間。因此，交易和運送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步步為營、分秒不差。這些活動產生的利潤，足以買通官員，乃至於影響或顛覆政府；而武器買賣帶來的風險，更可能引爆戰爭、或造成類似九一一事件的災難。
誰劫走了全球經濟？
在性質上，反／共有資源的問題，和黑市交易如影隨形：既然是交易，一定是雙方合意、互蒙其利；既然是黑市，也就是逃避法令管制和稅賦檢查；更不用說，很多人可以得到分紅賄賂。因此，即使可能會排擠合法交易，即使可能帶來一連串問題，於我何有哉？──共有資源問題的癥狀，一一具備。還有，地球村裡，每一個國家都是主人，如果彼此通力合作，就可以形成聯盟，有效遏止跨國跨洲的黑市。然而，就像莫斯科的店舖或印地安的保留地一樣，太多的主人，每個人照顧到自己本身的利益，眾志不成城！──反共有資源的特性，也一一展現。
《非法經濟》﹝Illicit，奈姆（M. Naim）著，中文版《誰劫走了全球經濟》時報出版﹞的作者，長期關注國際間的黑市活動。他所描繪的景象，和一般人的生活經驗，或許有一段距離。然而，他所描繪的景象，不只對經濟學者饒有興趣；對於身處地球村的社會大眾，在智識和視眼上，也都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演講費多少才合理？
──個人「不平則鳴」的社會利益
台北市政府人事處有回寄給我一封電子郵件，邀請我在二○○七年一月底，到台北市政府作專題演講。演講將在最大的禮堂舉行，聆聽的市府員工可能有一千人。
主辦單位希望我提供講題、大綱、個人基本資料；而且，也言明演講的待遇：兩個小時，演講費台幣四千五百元。我一看這個報酬，心裡馬上有種預感──很可能，這又將是一樁好事變壞事！好事，不只是演講的邀約，而是背後的曲折。多年前，在學校的推廣教育班上，我教了好幾個班，學員都是台北市政府中高階主管。其中有一位在人事單位服務，他念茲在茲，一直希望弘揚我的理念，「以拯救不可救藥的市府員工於萬一」。
最近兩年，他步步高陞，主管的業務之一，就是舉辦市府員工講座，邀請各方面學者專家蒞臨。為了慎重起見，事先還發函給市府各單位的員工，請大家票選最想邀請的來賓。在這位學生／朋友的運籌帷幄──白話文是，在他聯絡親朋好友、以及我教過的眾學生──之下，我得票超過四千，被選為「財經類」第一人選！
聽兩小時演講只需付四‧五元？
即使這是人工選舉、有灌票事實（而不只是嫌疑）的假象，我還是覺得有意義；能宣揚經濟分析的福音，我欣然而從，這是好事！然而，好事變壞事的轉折，就在四千五百元的演講費。
坦白說，我不是非常在乎錢的人；可是，主辦單位是台北市政府，事前還大費周章、大張旗鼓、煞有介事地舉行票選，選在最大的禮堂舉行講座，將有一千位員工聆聽、為時兩個小時，而演講費只有區區的台幣四千五百元。我覺得，這不只是對演講者的侮辱，也是對市府員工的侮辱──一千位市府同仁，聆聽兩小時的演講，每人付費四．五元！
我告訴那位學生／朋友，我不會接受這種侮辱。我希望，演講費能提高到新台幣一萬元；而且，不只是為我而已，而是為以後每一位受邀請的來賓著想。當然，為了不讓他為難，我也表明替代方案──如果維持四千五百元演講費，那麼我要求限制聆聽人數，只接受八十位市府同仁。（當時前兩週，我才應邀在音響協會的年會演講，一個小時左右，三十位會員，演講費八千元。）他表示：演講費的標準，是由主計單位所定，他能體會我的感受，將會簽公文專案處理……
後來想想，自己路見不平、不平則鳴的紀錄，還頗有一些趣味。多年前，我到郵局寄東西，先在郵件上貼好郵票；窗口的小姐往秤上一放，說「超重」，要加郵資。我看著指針，不是明明沒有超重嗎？她接下來說的那句話，我終身難忘：「現在沒超重，等貼上郵票就超重了！」我沒搭話，向旁邊窗口的小姐借了把剪刀，剪去信封的一角，掉頭而去。事後，我把這段經歷寫成短文，在報紙副刊發表，再把剪報寄給郵政單位參考。郵局從善如流，以後作法上有了彈性：超重五至十公克，不需另加郵資！
不平，則鳴
關於郵局，還有另外一樁曲折。台灣的郵局除了郵務之外，還有儲金劃撥的業務。劃撥帳戶有點像是銀行的支票帳戶，可以開支票；這種帳戶也付利息，但是利息極低。有一次我意外發現，計算利息的方式極不合理：每個月的利息，不是以戶頭裡的平均餘額計算，而是以當月「最低餘額」為準。因此，如果一個月裡每天的餘額都是一百萬，最後一天提領到剩下一千塊，就以一千塊為準，核算利息──這當然不合理！
因緣際會，我受邀到郵政儲金業務局演講，台下第一排正中間，坐的就是主管儲匯業務的局長──後來才知道，他是台大經濟系畢業的大學長。天時地利人和，我當然直指其非。郵局後來也就改弦更張，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摻雜一些學長學弟的特殊情誼！
郵電不分家，另一樁麻煩，就和電話有關。幾年前，電信局在我的住家附近施工，進行了好幾天。我打電話問進度，順便問：施工期間，電話不通，費用怎麼算？答覆是：施工超過三天，就停止收基本費。我立刻反映：為什麼不是一施工、沒有服務，就停止計費？後來，電信局果然調整作法，順應民意。
還有，我曾到考試院批改公務人員考試的卷子，改一份考卷，得台幣三十八元。因為待遇不佳，所以很多人紅筆如飛──同事自嘲，這可是「草菅人命」！我把所見所思寫成評論，在報章披露；再把文章的剪報，寄給當時的考選部長王作榮老師。王老師非常明快，立刻把閱卷費提高為每份五十元。他認為，三十八元的閱卷費，「連擦一双皮鞋都不夠」！從此以後，世世代代的閱卷老師，都因此而受惠──考生是否也受惠，倒是不得而知！
抗議和諍言的成效只是契機而已
回想這些曲折，並不是突顯我的貢獻。這些興革，都和國計民生無關，而只是一些枝微末節的小事。我自己很清楚，這些不平之鳴對我來說，都只是舉手之勞而已。如果打抱不平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跟精神，我想我會躊躇再三──成本低的事，容易做，好壞皆然。而且，我不平而鳴的紀錄，當然不只這幾樁。很多時候，抗議和諍言只是隨風而逝，沒有掀起半點漣漪──影響社會變遷的，有諸多因素；一時一地的疙瘩，只是契機而已，未必會立竿而見影。
幾天之後，我接到朋友／學生的電話，主計單位不同意提高演講費；主辦單位又不願意限制聽講人數，所以演講的邀約就此打住。他的一片好心善意、以及幕前幕後的合縱連橫，等於是做了白工；我自以為是的鳴放，也就無疾而終。市政府員工接受經濟分析的福音，可能就此遙遙無期。
不平，則鳴；至於鳴了之後如何，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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