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即便消失了，我們仍舊存在 ／管中祥
幾年前，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公庫）在鹿港辦影像培力工作坊，在一整天的影像製作課程及社會議題討論後，晚上邀請了當時還未發片的獨立樂團─農村武村青年演唱。那是個過年前的寒冷夜晚，聽著團員們青澀卻憤怒的歌聲，讓我想起二十年前的另一個夜裡。
那時剛解嚴，熱血青年們胸懷大志，希望改變社會。雖然四處參加社會運動，也看到許多底層社會的不公不義，但，在主流媒體卻看不到這些，因為媒體掌握在黨國政體的手中。還好，攝影機剛引進台灣，包括綠色小組、第三映像工作室等另類／獨立媒體陸續出現，彷彿是街頭影像游擊隊，突破政治與主流媒體的限制，透過影像記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
許多當時的熱血中年辦起了影像游擊營隊，希望有更多人「自己做媒體」，卯上主流。當時我正值青春年少，也參加了這樣的活動，那個晚上，熱血的我們不斷想像台灣會因為我們而改變。
只是，二十年過去了，我從學生成為教授，從熱血青年變成中年胖子，台灣在民間社會的衝撞下似乎越來越民主、越來越自由，但為什麼二十年後，社會運動仍然四處興起，而我們還在辦同樣營隊，希望有更多人自己做媒體，卯上主流？台灣，真的有改變嗎？
社會的進步不是來自執政者的恩澤，也未必是來自於在野黨的監督，反而和社會運動是否興盛密切相關。不同世代的行動者在各地奮起參與改革，社會運動代代相傳是再自然不過的事，雖然，彼此面對的問題有所不同，但要求通常不多，都是希望社會能少點壓迫，多點公平正義。
一九八○年代，長期被壓抑的社會對於黨國威權統治的不滿終於大爆發，除了要求政治民主，被壓抑的社會力量也同步解放。與此同時，跨國資本不斷向台灣叩關，要求國家退位，大開門戶，於是在兩股力量的交疊下，政府的控制力量日漸鬆動，原有的控制權力逐步轉移到民間社會及資本家手中。
黨國力量的消退，讓許多人一度以為正義和良善就要回來，再加上政黨輪替，也有人天真地認為變天之後好日子就會來臨。但，歡慶的背後卻暗藏危機。政治體制從黨國控制走向自由化，政府的管制越來越少，看起來似乎有了更多的自由，但資本主義式的發展卻為台灣帶來許多新問題。
一九八○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和台灣的經濟自由化同步成長，他們雖未經歷過政治高壓的統治，但卻飽嚐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的惡果，而這也成了八○及九○後青年投入社會運動的重要背景。
伴隨自由化教育政策而來的是教育商品化：學費越來越高，教育資源更集中在少數國立大學的手上，考上大學卻未必繳得起學費，許多學生一入學就必須向銀行貸款，開始背負債務。
念大學不但沒有二十年前的光榮感，就算畢了業，也是工作難求。當下的社會體制阻斷了年輕人的未來之路，傳統王永慶式，胼手胝足的勵志故事，已是遙不可及的神話。因為再怎麼努力，就算擁有第二、第三、第四專長，只要老闆無故裁員，政府兩手一攤，相應不理，武藝高超的年輕人，一個個都成了廢柴，青年貧窮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即使如此，大學生仍是社會的優勢階級，但他們舉目所見的不只有自己未來的迷惘，更是他人真實生活的愁苦。
發展主義的思維成了執政者腦中的主流價值，這幾年財團的影響力日益巨增，企業幾乎併購了國家。政府為了興建科學園區強搶農地、強占農用水源；為了都市更新，聽從地產大亨的指揮強拆民宅；為了讓業者可以在海岸興建觀光飯店，強入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雖然這些粗暴的作法一一遭到法院認定違法，要求停工，但政府卻不顧法院的判決，繼續違反法律，討好資本家。
這讓未曾經歷過威權政府壓迫的年輕人，輕易地感受到當下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不公不義。然而，在威權主義時期，只要掩面逃避、順從權威，或許還能讓自己過個幸福的小日子。但當代資本主義的壓力卻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即使是順從政商結盟的新威權體制，壓迫一樣鋪天蓋地，根本無處躲藏，到頭來只有起身抵抗，才有機會換來一絲喘息，也難怪上街抗議的人會越來越多。
於是這幾年各類社會運動又如同一九八○年代中期一樣在各地興起，對抗的不再是過去的黨國體制，而是政商結盟的資本主義政制，以及伴隨而生的主流價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入社會改革，不只是八○後，更多九○後的年輕朋友成為社會運動的主體，和不同世代的行動者為日益腦殘的政府帶來許多壓力。
他們聲援關廠工人，制止血汗工廠；他們走入農村，阻擋怪手入侵；他們陪伴弱者，對抗暴力拆遷；他們驅離怪獸，捍衛美麗海岸；他們主張性別多元，顛覆父權體制；他們要求自由民主，反對媒體壟斷；他們堅守傳統領域，保衛原鄉土地。
他們不分省籍、不分階級，不分性別，也不分年齡，從南到北，從左到右，在各地不斷衝撞體制，改革社會，但即使如此，現今的社會運動，仍同樣陷入八○年代窘境，主流媒體一樣很難看見行動者的身影，因為媒體已從黨國轉移到資本家之手。如果有，大多也是被污名的「暴民」形象。
雖然，主流媒體對社會運動依然不睬不理，但這些年民間社會「另類之聲」卻從未停止。從早期的綠色小組、第三映像工作室，到網際網路興起後的《南方電子報》、《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莫拉克新聞網》、《上下游News & Market》，以及長期堅守另類發聲的《台灣立報》、《破週報》、《四方報》等，這些另類／獨立媒體，不只是在彌補主流媒體的不足，在許多議題上，更率先引發社會關注，這些「沒聽過」的媒體反而成為近年來監督政府及財團的重要力量！而在二○○七年成立的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庫，正是為了回應這樣的社會需要。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原本是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成立的目的是要報導主流媒體忽略或扭曲的社會運動，讓公民團體的主張能清楚呈現，並且累積民間經驗，擴大社會動能。而我們也將拍攝的公民行動影片在網上傳播，並以創用CC授權條款方式(●注：為打破傳統著作權法造成資訊流通與分享的限制，美國Creative Commons 組織主張，在遵守授權條款的前提下，不需再另行取得著作權人的同意，任何人皆可自由重製、散布與利用著作。目的在降低著作物流通或使用上的法律障礙，方便彼此運用著作。)，方便民眾觀看、查詢、下載與使用。
公庫不只是「資料庫」，也是「另類媒體」。五年來，已拍攝累積超過一千五百則影音紀錄，遠遠超過各新聞台報導社會運動的總和，每則報導，都盡可能呈現公民行動團體的完整論述。我們拍攝的議題包括人權、司法、環境、文化、移民、移工、媒體、教育、社福、稅改、社區、民生消費、性別、勞工、兒少、醫療、和平、學運、族群、身心障礙、原住民、樂生、都更、政黨等多項主題。另外也針對重大的社會議題，如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蘭嶼核廢料棄置、樂生保留運動、國光石化、都市河岸開發、科學園區與強搶農地等製作一系列專題報導。甚至用網路直播國光石化環評會議、「七一七農民夜宿凱道」等重大抗爭行動。
二○一二年底，國科會計畫結束，經費終止，我們一度猶豫公庫是不是就此和其它數典計畫一樣隨風而逝？但想了又想，這是台灣社會重要的工程，即使缺乏經費，仍決定盡力延續這項艱難的工作，向公眾集資，維持獨立運作，提供人民認識社會的另類管道，為台灣的民間社會留下歷史。
我們希望能做的不只這些。於是與獨立出版社──「紅桌文化」合作，共同籌措經費、企劃製作這本書。選擇以二○○七年到二○一三年間拍攝的影像紀錄，整理出重要的社會運動與大事記（●注：再版因篇幅調整，已無「大事記」。），寫成專文，讓讀者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專訪參與社會改革甚深的行動者。目的很簡單──讓更多人認識台灣的真實面貌，向這些年無私投入社會改革的行動者致敬，當然，更期待的是，當你讀完這本書後，不只湧現台灣會因為我們而改變的熱血，還有卯上主流，走入社會的實際行動。
或許有一天，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真的無法再繼續運作，也請不必覺得可惜，就如同我的老師成露茜教授曾經說過的：「另類媒體的存在是為了社會改革，而非『自我保存』，雖然經濟來源是另類媒體最大的問題，也是為什麼他們大多是短命的原因，但其與主流媒體最不同的是，即使自己不存在，也不重要，總有其他的另類媒體在各地繼續發聲。」是的，我們這些年的努力只是盡了作為公民的一點心力，更重要的是，我們拍攝的公民行動會在網上繼續流傳，也會是台灣民間社會進步力量的重要紀錄，「七俠和五義」的豪情義舉依然會「流傳在民間」，即便消失了，我們仍舊存在。
限於篇幅，《公民不冷血》能選的議題有限，仍有許多重要的公民行動未能列上，令人遺憾，但無論如何，我們要透過這本書向所有行動者致敬與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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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與暴力迫遷──被商業發展與資本主義所綁架的都市規劃政策
作者：李怡瑩
家，不僅是一種資產，更富含了深沉的情感；住宅，不僅是一間房屋，更是人民生存的基礎。
我們很難想像自己賴以生存的家被瞬間拆除，但為公益、為建設，或依「法」規定，人民沒有權力拒絕。這樣的案例不斷在你我生活中上演。
台灣社會以資本主義為核心進行無限開發、興建，藉自由的名義追求利益的極大化，發展與開發儼然成為進步的代名詞。舉凡都市更新、捷運興建、觀光發展等皆需要土地開發，但在人口稠密的台灣，這些土地大多已有原本的利用方式，政府徵收時理應與原居民協商取得共識。然而這之間的權力關係似乎並非如此對等，處於弱勢的民眾權益往往不受重視，小小的力量團結起來仍抵不過公權力的殘酷。其實民眾並非不願意配合，但其中的作業程序、配套措施無法令人信服，
甚至連政策制定都令人懷疑已被企業利益所綁架。
從《都市更新條例》說起
台灣經歷了快速經濟成長，都市不斷擴張、各種建設日益完備，但都市發展本身有其生命周期，都市人口結構也不斷的在改變，因而衍伸出房屋老舊與環境品質等問題，市區內存在著日式時期的老舊木造平房、國民政府遷台時所興建的違章建築及各種缺乏公共設施的老舊公寓等。為了實踐永續發展的理念，都市發展不再向外擴張而是著重於品質的提升，台灣在一九九八年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目的是改善缺乏規劃的都市及年久失修的建築物，以全面性、有計畫的再開發利用，改善都市的空間環境並完善居民的公共利益。
房子舊換新有何不好？都市更新為何會爭議不斷？這必須從《都市更新條例》談起。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五條之一與三十六條規定，所居住的區域內若五分之四的鄰居們達成合建協議願意進行都更，那麼即使你不願意也無法拒絕，因條文中明列實施者得以代為或請求當地主管機關代為拆除或遷移，也就是說建商可以申請政府限期內介入強制徵收、強制拆除。《都市更新條例》本身的出發點並沒有錯，但現今許多都更的建案並沒有太多公共利益可言，大多興建的是私人住宅，而興建後的住宅有多少人買得起？都更後可以無條件換一棟新房子嗎？在充滿情感的舊房子住得很好，不想拆不行嗎？儘管都市更新希冀為這個社會帶來好處，但對於當地居民而言，被破壞的是當地的文化與社會網絡，以及更重要的在地情感。而地價的提升使得許多不願轉換居住環境或無力購買原居住地建物的人被迫遷離，主導都更的建商才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這樣的都市更新並不符合改善都市環境及促進公共利益的出發點。
都更的公共利益誰說了算？
二○一二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士林文林苑案便是很好的例子。二○○七年樂揚建設辦理都市更新，興建住宅大樓，取得法律規定的五分之四住戶同意後，僅原定都更範圍內的王家不願參與。
王家認為在此居住已超過六代，房屋與土地皆合法取得，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納入都更範圍。
在協調的過程中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故建商依法請台北市政府代為強制拆除。此爭議使此案停滯了三年，二○一二年三月王家上訴被駁回後，台北市政府以警力驅逐現場聲援的民眾，王家建物遭強制拆除。值得探討的是，法律是否真的可以賦予政府資格，動用公權力介入私人土地與財產？公益性到底誰說了算？
即使真的符合公益性，就能任意犧牲少數人的權益嗎？另一案例，便利的交通是眾人所期待的，但取得可利用的土地時卻往往不夠周延──位於捷運新莊線的樂生院，二○○二年被劃為捷運機廠預定地。樂生院早期用來隔離被視為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痲瘋病人，遭污名化的病友受到歧視、排擠，不得已在此地待了六十餘年，樂生院成為他們一輩子安身立命的家，如今卻因為所謂的現代化發展被迫遷離，僅存的院區在機廠捷運開發後面臨走山的危機，最終的安置條件竟是搬進冰冷且不符合需求的新院區。這樣的拆遷不僅剝奪了老院民安身立命的權利，更漠視了文化意義與歷史古蹟。
近期新北市市長朱立倫大力推動捷運三環三線建構，其中捷運環狀線的第一站十四張，早期為溪邊寮聚落，在地居民賴以維生的家面臨被拆遷的命運。這裡的居民是四○、五○年代從雲林北上的勞動者，為了謀生在新店溪畔開採砂石，租地蓋屋安身立命，隨著地主過世土地成為國有地，居民即成為有房無地的違法占有戶。十四張居民並非蠻橫的拒絕搬遷，而是期盼有個安身立命的替代住所，能擁有承購、承租社會住宅的權利。但政府未興建社會住宅卻先拆人民房屋，沒有完善的安置條例，僅每戶發放九十萬的安置費用。台北的高房價要居民如何能另覓新屋安穩生活呢？
此開發案另一爭議點為「聯合開發」有圖利廠商之嫌。所徵得的土地，大部分不是作為捷運設施，捷運機廠只需兩公頃的土地，新北市政府卻徵收了十四公頃，在聯合開發的名義之下其餘的土地成了住宅大樓，但這些住宅卻是居民想都不敢想的天價房屋，其中工程營造費、利益分配的過程與結果都沒有公開，最終最大的獲利者不免令人質疑。
同為捷運開發爭議的桃園機場捷運A7開發案，位於桃園縣龜山鄉、林口特定區計畫的東南角，為了因應機場捷運系統，將開發沿線站區周邊一百八十六點六公頃的土地以改善居民生活。
但此並非單純「為交通之便，促進公共利益」而徵收捷運沿線土地，竟是大規模開闢產業園區與合宜住宅徵地計畫，居民在財團得標之後，才收到公文得知土地將被徵收。更不合理的是賠償金並不涉及地上物，僅土地所有者能獲得補貼，且當地居民多經營小型鐵皮屋工廠，拆遷後該如何另闢廠房？
台北市為了迎接世界大學生運動會（Universiade）興建松菸大巨蛋，政府同樣包庇財團鯨吞松菸綠地，不顧反對聲音，強勢護航通過大巨蛋的都更審查與環境評估。造成數百株老樹死亡，原本的綠地被破壞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建設公司的吊臂與怪手。缺乏公園綠地的台北大都會區，必須守護所剩無幾的珍貴綠地以維持土地的透水性，但遠雄公司董事長趙騰雄卻認為在都市中心蓋公園資源浪費。此案不僅環境保育受到爭議，其中設計結構更被指大有問題，弊端百出。民眾是否真的需要這樣的大型體育館？爾後是否可能演變為蚊子體育館或商業化的音樂中心？
用公權力剷除基層人民的家園
政府冠冕堂皇的進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在東北角的農田溼地也因促進觀光之名，以每坪一千多元的低價被徵收，政府取得的私有地包括了農業特定區與景觀保護區，預定將規劃內的土地以高價售給財團興建旅館。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為了生態維護與景觀保持，當地民間房舍不得任意改建，限制了一般居民，但過去幾十年來卻不斷開出建商特例：興建人工養殖池、大型別墅等，居民卻只能住在殘破的舊房子。政府這次竟以社區老舊為理由，進行大規模的整體開發，透過徵收土地讓財團進駐，居民卻僅能任政府擺布。
這又是一件預先標售再徵地的案例，政府未告知居民，便先與財團協議如何使用這些土地後即進行徵地。政府以低價買進農地，卻要農民們高價再買回建地，開放認購的土地還是以抽籤的方式決定，農民無法買回原有的土地，失去耕地的農民們該何去何從呢？
令人擔心的是，本案徵收範圍幾乎全在雙溪河中下游土地，是良田也是溼地的寮洋被規劃為建築用地，原本調解洪水之作用，一旦填土成為建地後若遇到大雨，居民必將為水患所苦，也將影響當地豐富的生態資源。此外，開發案緊鄰三座核電廠，若發生核災，當地居民和旅客將全淪為災民，此案開發後的安全令人堪憂。
而在三鶯橋下的都市原住民三鶯部落，政府卻以行水區不安全為由要求居民撤離，但族人依水而居確有其文化背景，多年來居住在河岸邊與自然和平共處，迫使部落族人無家可歸的並非水患，而是未經深思熟慮的公權力濫用。除了安全理由外，在法律上三鶯部落屬於違建，三十年來超過七次的拆除行動，居民原地重建抗爭到底，求的只是個能安穩居住、能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的家園。
伴隨台灣數十年來的發展過程，從故土到都市的原住民，為了生存求溫飽離鄉背井來台北謀生，沒有能力負擔昂貴的商品化住宅，因此靠自己雙手逐步搭建屬於自己的家園，然而這家園卻飽受怪手的驅擾，一次又一次的遭到剷平。不僅三鶯部落，許多都市原住民也因各式工程規劃而面臨生存危機，如溪洲部落、小碧潭部落、撒烏瓦知部落、崁津部落等皆飽受威脅。
二○○七年位於捷運小碧潭站的建案「美河市」，假交通建設之名與建商進行聯合開發，但大部分的土地並未用做捷運設施，反而成為住宅，圖利建商。而在美河市對岸的溪州部落，為了河畔綠美化、為了讓豪宅有個美麗的河岸景觀，政府將部落圈劃為公園用地，使部落面臨拆遷的命運。拆除這些部落換來的竟只是標榜水岸美景的建案，及種種配合地產業者的土地增值計畫。
違建難道真的是居民的意願嗎？根據官方統計，這類的住宅在七○年代期間就占了台北市百分之三十一、台北縣百分之四十二的歷年住宅生產總量。這樣的數據所隱含的，是台灣經濟發展造就了這類在國家法權默認下所產生的非正式住宅，以解決都會地區中下階層的住宅需求。但隨著都市發展、市場經濟與土地商品化，使得這類的非正式住宅不再被允許，公權力往往以低廉補償金剷除這些基層人民的家園。
鄰近中正紀念堂的紹興社區也是因這樣歷史背景而成的違建。隨國民黨政府遷台的低階士兵，以及台灣各地北上的城鄉移民入住此地，這些移民的勞動也對城市的經濟起飛有所貢獻。但政府長期以來的住屋政策使得他們負擔不起巨額的房價，只能安居在這樣的非正式住宅。而後此區的土地所有權輾轉為台灣大學持有，校方因醫學院空間窘迫收回土地，寄出存證信函要求一百三十六戶居民在兩個月內拆屋還地，否則校方將提起訴訟並要求賠償，追討七十至三百萬元不等的不當得利金額。
這些反覆出現的迫遷與強拆案例，所反映的不僅是弱勢民眾所受的苦境，更是訴說了整體社會的不公義。在官僚和資本家的眼裡，追求利潤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居民要對抗的不僅是財團，在大多案例中，替人民服務的政府更是成為壓迫他們的幫兇──長期縱容房地產炒作，並制定出偏袒建商的法令政策，居住正義早已蕩然無存。
政府與財團往往擅於營造弱勢對立的場面，紹興社區居民與台大護理系學生、文林苑的王家與同意都更的三十六戶等，雙方都沒有錯，錯的是台灣整體的社會發展與結構，錯的是現行的法律制度，他們都只是在整體不正義中被犧牲的角色罷了。
人民自立救濟的反撲
人民靠自身渺小力量組成聯盟，像是三鶯部落自救會、新北市新店區十四張捷運環狀線南機場拆遷戶自救會、松菸公園催生聯盟、台北市東門里紹興社區拆遷自救會、機場捷運A7站自救會、台灣東北角協合聯盟、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等等，這群人努力的抗爭、表達訴求並揭露其中的不正義，就是希望官方能夠正視這些問題，並喚起更多人的關注，轉而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其中。
松菸巨蛋的最後一棵老樟樹即將被移植時，引發環保團體強力抗爭──環評未過但北市教育局仍強行移樹。松菸公園催生聯盟近十名成員圍著大樹，但警方出動近五十名員警，將多位綠黨幹部以妨害公務之嫌，遭警方架離並留置訊問。而在衝突中綠黨黨員溫炳原趁亂爬上樹，要與老樟樹共存亡，他在樹上待了超過二十四小時，最終警方出動雲梯，強拉溫炳原下樹。幾天後，最後一棵老樹消失了。
對於台大校方向紹興社區居民提告，台大學生在校慶時為居民請命。校長李嗣涔致詞時，學生以快閃的方式舉著「無情台大」、「別拆我家」的標語和布條，手拉手圍成一圈，要求校方撤銷對居民的提告。但校方未有進一步協商，一年後的校慶典禮，會場內上百位學生頭綁黃色布條，身穿黑衣，拿著「挺紹興、反迫遷，立即撤告、平等協商」布條，進行無言的抗議；而會場外紹興南村居民與台大學生同樣也手舉標語高喊口號，甚至試圖抬棺入場，居民代表王常彪更在校門口靜坐絕食，誓言持續到台大撤告為止。校方請警方出動四十多名員警進入校園維持秩序，這樣粗暴的方式更是遭到外界痛批。最終，居民與台大總算達成初步共識，完成一年多的抗爭中最重要的進展。
三鶯部落自救會多年來與公權力抗爭，發起了大大小小的活動，希望喚起大家對都市原住民居住權的重視。七次拆除、七次重建，在殘破中尋求堪用的建材，一磚一瓦的搭建能遮風避雨的家園，一步一步打造屬於自己的部落。三鶯部落的居民不是天生的抗議者，但他們憑著堅定的信念，一點一滴茁壯，發展成為有組織的團體。
三鶯部落也以具體的行動捍衛家園，第一次上街頭的族人高喊「反迫遷、護家園」，並集體落髮展現決心。起初外界並未重視這樣的抗爭行動，當時媒體正關注前總統陳水扁被收押事件及野草莓運動，直至許多藝文界朋友與自救會一同走上凱達格蘭大道、侯孝賢導演為三鶯部落落髮，訴求才漸漸得到了重視。即便贏得了一次抗爭，部落依然沒水沒電，面對未來依然沒有保障。
沒有動力、看不見未來的居民更是曾在三次抗爭會議中缺席，顯現出另一個難題：部落的組織工作。
站出來抗爭，是部落的居民想都沒想過的，但面臨部落一次次的被掃平，一次次的重新開始，才一步步慢慢整合。一開始只有一兩戶參與，而後擴及全部落的四十二戶家庭，但四十二戶家庭不可能意見都相同；部落就像是國家與社會的縮影，這之中各式各樣的問題都可能存在。居民一點一滴慢慢學習，從原來不會架部落格、原來不會開會，到二○一二年，已有將近兩年的時間每個禮拜開一次會。部落成立了巡守隊，不管男女老少每一戶夜晚輪流站哨。三鶯部落這樣的凝聚力或許來自於共同認同的需求與意義，所以願意為部落付出。
三鶯反迫遷行動小組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帶領著族人舉辦各種抗爭活動、經營部落格，以及與其他公民團體合作等。三鶯部落顧問江一豪認為協助族人從無到有、從分散到聚合，自己之所以能夠促成這些改變，主因是和族人一起同甘共苦。非部落族人也不是原住民的江一豪，起初並非被完全信任，顧問其實就只是一個頭銜，便於與部落族人一同對外抗爭而已。抗爭初期，什麼事情他都親自去做，寫新聞稿、找聲援的人、帶頭落髮，甚至部落重建搬運石頭等，逐漸建立信任與友誼，讓族人願意相信他並且也願意慢慢的改變自己。
然而，改變的其實不是族人的能力而是他們的意識，這些能力本來就是族人所擁有的，但這些所謂的弱勢與基層人民在原本社會結構下，無法實現想法也無法實踐其理念，因此組織者透過抗爭創造了一個空間、一個機會，以及一個讓他們重新看待自己的方式。原本，在現實社會的框架中，三鶯部落的族人似乎僅有哀傷的權利，但他們透過網際網路挑戰被異文化所宰制的主流文化與價值觀，在自救會部落格的「預知三鶯記事」中寫下自己的故事。文字中所表現的不是自怨自艾式哭泣與哀愁，而是堅強對抗的勇氣。以自主發聲與社會對話，相信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參與來改變現有的處境，讓外界可以了解他們的立場。
在新北市市長選舉之際，三鶯部落與社運夥伴們來到朱立倫與蔡英文兩位候選人的競選總部，邀請兩位候選人在兩週內能安排一次公開行程到三鶯部落參觀，深入了解都市原住民的居住困境。雙方競選總部代表都接下邀請函，並表示會積極安排，但兩個禮拜後雙方卻未曾與三鶯部落有任何行程安排的聯繫。侯孝賢、朱天心、莫那能以及數名藝文界人士，再度前往競選總部，要求兩位候選人能信守承諾，正面回應基層原住民的訴求。最後，蔡英文終於走訪三鶯部落，代表政治人物願意踏進部落，並展開對話、正視都市原住民的居住問題。而另一位候選人朱立倫也在當選後以市長身分前來。
除了對外的積極抗爭，三鶯部落至二〇一二年已舉辦了四屆的抗爭尾牙，原是為邀請幾位長期支援三鶯部落抗爭的朋友一同聚會，但各界反應熱烈因此成了族人與聲援夥伴共同歡慶的日子，透過原住民最熟悉的歌唱、烤肉等活動，除了酬謝外界的相挺，也犒賞自己這一年來的努力。
族人以感激的心付出自己的力量籌辦尾牙，這一條抗爭的路並不孤獨，感謝許許多多的朋友一同前來支援，而有進一步的抗爭能量。
目前，三鶯部落與政府協商的模式是「易地重建、自力造屋、自主管理」──向政府租一塊安適的地方，自己出錢蓋房子，接著自主管理部落，將過去傳統部落文化完全從東部搬到北部。
將來房子蓋起來後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部落，是大家共同擁有這四十二棟房子。為了實踐自主管理，部落所要面對的是獨立組織，不再依賴顧問或是自救會，學著自己去承擔責任並從中學習，未來的經營管理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學習；在完全完成重建計畫之前，不能輕易鬆懈下來。
由於外界的支持，三鶯部落才得以有今日的成果，因此族人更是不吝於向其他需要協助的夥伴伸出援手，除了聲援都市原住民部落，對於其他社會運動的議題也積極參與，像是新店十四張反迫遷、反文林苑都更強拆及聲援苗栗大埔農地的行動等，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發生時更主動發動捐款提供協助。對三鶯部落而言，要的只是一個家，面對其他的受害者更能感同身受，這些人都是台灣失敗的土地、房屋政策的見證人，再再顯示土地分配、壟斷等問題的嚴重。（本文未完）
（全文請參閱《公民不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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