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的譯者溫洽溢曾觀察到史景遷著作的一項特徵：「異質文化之間的互動融匯與內在張力一直以來就是史景遷著述的主題，從康熙與曹寅、來華傳教的利瑪竇、遊歷歐洲的胡若望、乃至馬可孛羅、洪秀全，學貫中西的史氏，每能透過奇絕的敘事佈局和斐然文采，讓筆下的歷史人物躍然紙上，耕耘出滿漢、東西文化交錯的吉光片羽。」

史景遷善於以人物的慾望、動機為座標，重新編碼歷史素材，史景遷寫婦人王氏之死、利瑪竇、胡若望，都是在大時代中的一小方天地中，塑造出似幻似真的情境；而史景遷書寫歷史的魅力就在於他掌握到讀者面對歷史時的微妙心境：希望歷史不是那麼冰冷遙遠，而是可供讀者投射情感、釋放想像的私人場域。這些人或為尋常的平民百姓，或是限於海角的外國傳教士，對歷史即使有所影響，也顯得迂迴而間接，但是卻有助於醞釀讀者的私密感。

《太平天國》卻不同於以次要歷史人物為題的著作，而較近於《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但是《雍正》的趣味在於曾靜一案在宮廷鬥爭的脈絡下的令人嘖嘖稱奇的發展，以及君臣之間的義理論辯，而《太平天國》則在於一種類似《魔戒》的磅礡史詩氣魄，畢竟洪秀全在1851年到1863年間建立的太平天國，造成兩千五百萬人喪生，經濟損失不計其數。它擾亂大清國經濟動脈的江南，斲傷大清元氣，在清朝與外國接觸最廣泛的地區觸動了滿漢族群問題、華洋民族意識，更為後來的中共政權，提供了「農民起義」的先例。這是「太平天國」這麼一件影響東亞歷史至鉅的事件卻為本地讀者忽略的原因之一。在國民黨主政台灣時期，是不可能重視中共大加宣揚的一段歷史的；而在本土化成為政治正確的今天，這段歷史更是乏台灣人問津，即使洪秀全本人也是個客家人。

這種陌生感反而成為另一種魅力的來源。史景遷本來以英文寫作時，便是以「外國人」為讀者，如今譯成中文，在描寫充滿殺戮、個人無力回天的史詩場景，卻又讓人聯想起沈從文筆下的湖南。在時代的巨輪下，人無分貴賤，都只能稟著分派到自己身上的那份命運，掙扎著活下去，在此時，便散發出一種美麗與殘酷並陳的奇特美感。

而使他敘事的主軸擺脫業師Mary Wright的「漢化」說。也許是深諳歷史的詭譎多變，史景遷不像有著同樣寫作風格的黃仁宇，竟提出宏觀論述和帶有「東方主義」（orientalism）鑿痕的命題，而落入西方理論的糾葛，削足履鞋。但弔詭的是，也因為他那迷人的蒙太奇寫作手法，打破了線性時間和僵固空間的制約，因而時常游移於歷史與小說之間，成為西方漢學界有關史學方法論爭辯時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