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時代崛起的諸葛氏家族中，最為典型的代表人物，非諸葛亮莫屬。因為公眾最喜聞樂見的永遠不是最成功者，而更喜歡那些有特點的悲劇英雄人物。《三國演義》把諸葛亮塑造成了一個「人也，神也，仙也」三位一體的超人；魯迅則說《三國演義》把諸葛亮寫得有點「近妖」；而歷代的文學戲劇繪畫各類藝術形式對於手持羽毛扇，身披八卦鶴氅道袍的形象塑造，又把他描述成了一個仙風道骨的神秘人物形象，而道家也毫不客氣地把他收入了自己的旗下，《道藏大經》就把他的文集收入囊中，所以諸葛亮又被劃入道家的行列。兵學家們也不甘落後，把他的軍事著述也收入自己的家學淵源之中。而後來人又為他的耕讀地點是襄陽還是南陽而爭論不休，都搶著要。
到了明清時代，歷史已經走過了一千餘年的腳步，許多歷史的記憶似乎都時過境遷，早已煙消塵封，但對諸葛亮的崇拜現象卻似乎更加鮮明廣闊了。尤其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更使諸葛亮的大名重播華夏遠聞海外。清人毛宗岡在評改三國時，又更加突出了諸葛亮的形象，他曾講道：「吾以為《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並稱諸葛亮為「智絕」，關羽為「忠絕」，曹操當然成了「奸絕」。
同時毛宗岡又稱：「歷稽載籍，賢相如林，而名重萬古者，莫如孔明。其處彈琴抱膝，居然隱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度。在草廬之中，而識天下三分，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近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已疑鬼神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殲，仍是為臣子之用心。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賢相中第一奇人。」這是明清人的評價。
到了一千七百多年後的今天，諸葛亮的大名在民間仍是最響亮的，而在學人中間更是做為一種人生價值觀被不斷地探討研析。關於諸葛亮自身的文獻、傳記及各種出版物也在不斷地刊行於世，顯然這就不僅僅是一本《三國演義》的推動使然了，所以有人把對諸葛亮的崇拜現象上升為一種「文化現象」來認識了。那麼我們怎樣認識這種現象呢？怎樣來看待諸葛亮其人呢？
◎「諸葛亮崇拜現象」的源遠流長
崇拜諸葛亮是《三國演義》造成的？
由於《三國志》的記載和民間口碑的盛傳以及《三國演義》的神化，及各地紀念祠堂、廟宇、遺跡、遺聞的不可勝數。因而，諸葛亮的大名遠播海內外，尤為歷代文人學子、騷人墨客提供了諸多吟詠的題材，讚嘆諷詠者有之，非議者有之，借屍還魂發思古之幽情者也有之。不管怎樣，諸葛亮的名氣大了，到今日，凡有華人的地方，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諸葛亮的大名，連許多外國人也備為推崇。形成了一種歷一千七百餘年而不衰的「諸葛亮崇拜現象」。
到了近現代，西方的一位牧師來中國傳教到了雲貴一帶，人們寧可相信諸葛亮的神力，而不相信基督，所以那位牧師不得不嘆道：「上帝有兩個兒子。諸葛亮是上帝的大兒子，耶穌是上帝的二兒子。」而日本的中國史專家林田慎之助，則稱諸葛亮的一生為「花之生涯」，而且日本人還把一棵老梅命名為「臥龍梅」，可見諸葛亮的一生在日本人心中，就如同櫻花一樣美麗，如梅花一樣堅貞高潔。但是對諸葛亮評價最為樸實的，還是他的同時代人和民間的口碑。
東晉時代，桓溫率大軍討伐在蜀中稱王為帝的李特、李雄，在成都遇見一位蜀漢時代的百歲老兵，便問道：「諸葛丞相，今誰可比？」他本來想以諸葛自居，沒想到老兵答道：「諸葛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諸葛亮在蜀中得人心如此。
陳壽在《諸葛亮傳》中這樣寫道：青龍二年，「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晉朝的袁宏也稱之「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而唐代的孫樵則說道：「諸葛武侯去世已五百餘年，至今梁、漢一帶人民，仍然歌頌其道業遺風，立廟和祭祀者大有人在，他見愛於民是如此的久遠。人們習慣於把他比諸於召公、樂毅，其實樂毅下齊城，召公合諸侯比武侯差遠了。」大詩人杜甫稱他為「萬古雲霄一羽毛」，陸游說他是「北斗以南惟一人」，清朝的乾隆皇帝則說「端推諸葛是完人」。就是一千多年後的今天，諸葛亮的英名與傳說仍在民間廣為傳頌，聲播海外宇內。由此可見，諸葛亮在人民群眾心中的位置。
也許正是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口碑推動下，後世的文學家們絕不吝惜用最極致的文學語言來對這位偉大的英雄人物，極盡歌功頌德之能勢，把他推上了高不可及的雲端。而事實上，在三國時代他不過是一個偏居於大西南的地方性政權蜀漢集團的軍師、丞相，劉備後時代的當朝執政官而已。似乎沒有理由使他的名氣不僅超越了當代的歷史人物，而且讓幾千年的歷史人物都望塵莫及，但這卻是真的。我們再追根溯源地來看一下對諸葛亮的崇拜是從什麼時候，又是怎樣興起的。
對於諸葛亮的尊崇，先始自於三國時代蜀中與西南的民眾。諸葛亮自從平定西南一帶撤軍回師後，那裡的人們感激他給地方帶來的文明，也懾於他的軍事才能，不但在他的生前為他立廟祭祀，而且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為他歌功頌德。
他不僅給一方帶來了安定秩序，而且把中原、蜀中的先進生產技術傳播到那裡，改善了他們的生存環境與條件，而且廢除了許多落後血腥的原始傳統。比方大西南在那個時代仍舊用人頭祭祀，諸葛亮去後，便用法令嚴禁這一現象，但他又尊重人們的習俗，引導人們用麵粉一類的東西做成假人頭祭祀，很快為人們所接受。他所給人們製作的類似鑼一類的戰爭與報警用的器具，被人們稱為「諸葛鼓」，而且被視為能夠祛邪致勝的神鼓。因而，在他身後，價格飛漲，後人誰能得到一面真正的「諸葛鼓」足以發家致富，甚至可以當官。而且有許多東西都以「諸葛」命名。在他的生前身後的三國兩晉時代，人們對他崇拜就已達到如此地步，而絕非是《三國演義》使然。
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後，蜀中人民到處為他燒紙、塑像、立廟實行「野祭」，以至於引起蜀中政權的恐慌，馬上為他立起官廟讓人們來正式祭祀。從此，一千多年從未有衰。直到把他演繹為神聖。
諸葛亮不僅在民眾中有如此的影響力，而且在歷代的君主文武將相心目中，也有極高的位置，君主們把他當成最理想的王佐人物，將相則把他當成自己的人格楷模和職位標準。而且他還成為了知識分子的人生榜樣。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我國的知識分子中，仍進行了一場關於諸葛亮、陶淵明的人生態度的討論，多推崇諸葛亮的經世致用的人生哲學。而且在兩岸三地都把他的智慧謀略引入了商戰之中，進入了經營管理的領域。這就不能簡單地把諸葛亮崇拜現象只看做是一種神化與文學的力量了。
觀諸葛亮的一生，他之所以對後世有如此深遠，如此廣泛的歷史影響力，基本上緣於人們對於智慧、忠誠、謙謹、公正、無私、奮鬥、犧牲……這些美德亙古不變的推崇。人們崇拜的不只是他這個人，而是這些美好的精神。再加之中國歷代多變亂、多昏君、多奸臣，所以人們希望有這樣的人物出現。人們無論怎樣褒貶歷史人物，都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人心總是向善向上的，人心總是推崇英雄、推崇忠義美好的。這就是諸葛亮生前身後在歷朝歷代都受到社會各階層崇拜的根本——一種高尚的政治人格與獻身精神的歷史影響力。
尤其是人們更佩服他的智慧，把他當成智慧的化身。人們遇到很有辦法的智慧人物，就把他稱為「小諸葛」、「二諸葛」、「二孔明」；而遇到那些事後逞英雄的，人們則說他是「事後諸葛亮」，「馬後炮」。因為人們傳說諸葛亮懂「馬前課」，即事前能掐會算。而智慧聰明也是自古受人崇拜的，比如與諸葛亮同時代的大學者，也是曹魏政權的散騎常侍劉邵，在他的名著《人物志》中開篇就講「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所以諸葛亮被尊奉為智聖也就是自然的事。
而諸葛亮一生最感人的，無過於對劉氏二主的忠心耿耿，勤於王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劉邵也同樣講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意思是說在天、地、人之間，沒有什麼能重過於忠誠的。從劉邵的著述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在漢魏年間，人們給予「聰明」與「忠誠」的一種無上的地位。所以無論蜀漢政權、蜀中人士還是吳魏兩國的君主與將相、民眾，對諸葛亮都給予了極高的尊崇。
一個人的一生踐履是否符合時代的潮流、時代的文化主流、時代的人心所向，至少能決定他的生前身後名。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諸葛亮流芳萬世，乃是附麗於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而一脈流傳下來的，而不是人為的造神運動使然。
◎政聲人去後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五十四年的人生苦旅，賢能德才千古一人！洞燭先機，是人還是神？
西元二三四年八月，嗚咽的秋風過早地吹臨了陝西高原。斜谷關外的古戰場上已是一片白草連天、黃葉飄飄，渭水兩岸到處是一片蕭瑟肅殺之氣。
據史書《晉陽秋》載：這一年中秋剛過的一個夜晚，一顆斗大的流星自東北向西南砉然而過，隕落在五丈原附近的一個村中，後來，人們就把這個村子稱為落星村。人們說諸葛亮是隨著一顆星星來到這個世上的，又隨著一顆星星離開了人世。
夜色中，駐紮在落星村附近五丈原上與曹軍對壘的蜀漢北伐軍營，雖然仍舊鳴響著刁斗鼙鼓，依然是旗甲鮮整、邏卒依舊，但卻籠罩著一片凝霜之氣，人人覺得寒徹肌骨。但這寒氣並不是早至的高原秋風帶來，而是因為他們的統帥今夜已長眠於軍營。諸葛亮營帳內外的將士人人面色如霜，耳中的鼙鼓聲變成了撕心裂肺的喪鐘；眼中的獵獵軍旗變成了令人怵目的招魂幡。軍機所制，蜀營秘不發喪，隱不舉哀。儘管西北高原寒風射眸，催人淚下，但已知噩耗的將士們也只能佯為鎮靜，在心中哀悼他們的傑出統帥。秦人哀三良之《黃鳥》歌中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的詩句，當是此時蜀營將士哀情的最好表述吧。
耕隱半生、征伐半生的蜀漢丞相諸葛武侯，走完了他一生不凡的五十四年苦旅，就在這鼙鼓秋風中，悲卒於最後一次北伐曹魏的陳倉山北渭水南岸斜谷關外的五丈原軍中，長眠於陽平關東梁州西北（今日之陝西勉縣境內）的定軍山下。巍巍秦嶺肅穆地向他致以永久的默哀；滔滔渭水如泣如訴地歌吟著他的如花生涯；蕭蕭秋風怒號著驅趕天上的白雲攢聚在秦嶺上空，為他舉行天弔。「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唐朝大詩人杜甫如果生於斯時，他一定會用這樣的詩句來哀悼他所崇敬的諸葛武侯，而不再去哀嘆自己的「小臣議論絕」了。
諸葛亮為他所從事的事業，為他所追求的理想，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上帝只給了他五十四年的時間，而且還讓他耕隱了二十七年，總括他的軍政生涯也只不過二十七年。但是他卻用自己超群的智慧、才能與德操，在短短的二十餘年間，助政治乞丐劉備崛起於荊楚大地，躍馬於梁益之間，底定了三分天下大業；又受命於危難之際，扶庸主劉禪治理蜀中，南征北伐，德布西南，威震中原。雖然他在生前並沒有贏得一統天下，而在身後卻贏得了「一統天下」。歷代史官禮讚鵲起；帝王將相摩頂禮拜；千古民眾口碑不衰；詩文藝壇雄居百代；賢智忠勤譽流中外……能如此者，古今又有幾人？
◎晉武帝下令為蜀漢丞相立傳
諸葛亮死後三十一年，三國歸晉。
自西元二三九年司馬懿與曹爽共輔曹芳以來，到西元二六五年，司馬氏父子經過二十多年的經營，先後滅西蜀、代曹魏、平東吳，創造了西晉王朝，由司馬昭的長子司馬炎當上了皇帝，是為晉武帝。
伴隨著西晉王朝的出現，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漢魏百年大混戰也從此宣告結束。司馬炎在宮中常常於繁忙的政事軍務之餘，相約吳蜀舊臣，詢問兩國人物情形，以為政治之鑑。
一日，司馬炎召見曾在蜀漢後期任侍中，與諸葛瞻、董厥共同輔政的晉給事中樊建，向他問道：「諸葛亮治國如何？」樊建正色答道：「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司馬炎祖上雖與諸葛亮本為刀兵相見的敵國死對頭，但對於其賢名英器早有所聞，且時時慕之。而今，人去國亡，聽樊建寥寥數語，不禁長嘆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自此，常以不能得諸葛亮為輔佐而為憾事。其實這也不過是一廂情願，諸葛亮生前連曹操、孫權都不肯服事，安能事司馬炎？
不久，司馬炎便囑中書門慎擇人選為諸葛亮立傳，並編纂其文集。聖旨一下，中書門的官員開始仔細篩選人物，由中書監濟北侯荀勖、中書令關內侯和嶠聯名上奏，請由佐著作郎陳壽撰寫諸葛傳，並同時撰寫三國史，以承有漢以來《史記》、《漢書》、《後漢書》正三史之後，把三國的歷史詳細地記錄下來，立為鏡鑑，以資治國。司馬炎見奏欣然照准。
此時正在晉朝任佐著作郎的陳壽本是蜀中巴西人士。陳氏自其父始便在蜀漢政權為官。陳壽少時，曾為蜀中第一宿儒譙周的弟子，師從其於蜀漢太學。當時在譙周弟子中，以文立、陳壽、李虔、羅憲為最賢，依次號稱為蜀之顏回、子游、子夏、子貢。
陳壽後來在蜀漢政權中擔任觀閣令史。時值宦官黃皓專政，許多朝臣都相與巴結。但陳壽並不屈服於黃皓的淫威，因此屢被罷黜降職。早在諸葛亮執政時代，陳壽父為馬謖參軍。馬謖失街亭被斬後，陳壽父也因敗戰之罪被剃去頭髮，處以髡刑。後來陳壽又在諸葛瞻手下為吏，也不受到重視。蜀滅後，晉張華重其才氣，舉薦他為孝廉，任晉朝佐著作郎之職。
陳壽接受撰寫《諸葛亮傳》、《蜀相諸葛亮文集》的任務後，頗費躊躇。一來，雖然魏吳兩國已有了王沉的《魏書》與韋昭的《吳書》，但蜀國無史。好在陳壽曾在蜀漢政權供職，搜集資料，尚有優勢。雖無法得全，但以舊臣之親歷，集浮鉤沉，貂補尾續舊朝之事，自有不可替代之處長。但令陳壽感到棘手的倒是政治關係問題。
蜀漢與曹魏是幾十年宿敵，而晉承魏祚，晉先祖都是曹魏的舊臣，對蜀漢的評價往往又涉及到對晉王朝列祖的評價。如實寫來，那麼就不可能平分秋色，必有揚抑。而良史的起碼要求乃是秉筆直書。陳壽深恐由此而得罪朝廷。尤其是皇帝專門關注過撰寫諸葛亮傳的事，更是難上加難。寫得好，又怕有損於晉朝先祖司馬懿而獲罪，二者乃是魏蜀兩家後期捉對廝殺的對頭。而司馬懿又確實遜諸葛亮一籌。但不秉筆直書，除了怕後人加之汙名外，自己的父親被諸葛亮處罰過，自己又曾在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手下當過吏員，而且也受過其責罰；又受到過黃皓的排擠貶抑，人們注定要說自己是仇蜀抑葛曲筆相報。思來想去，便將此意輾轉報與晉武帝司馬炎。虧得司馬炎對此「蕩然無忌」，並囑咐「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因此，陳壽雖又上了一道謝表，連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卻終於敢放筆寫來。
陳壽雖然是為諸葛亮立正傳的第一人，但並不是評論其最早的，也不是最後一個。觀諸百家之言，對諸葛亮的評價雖可謂智仁相見，但可一言以蔽之：不世人傑。
觀古今評諸葛亮之論，當以張儼為最高。顯然，陳壽是不敢把這些話寫進他編的史書中去的。但張儼的評論中充滿了素樸的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基本上從天時、地利、歷史、時勢、人力、人謀等方面，來全面地評價了諸葛亮的文治武功，有理有據地批駁了對諸葛亮北伐的非議，為諸葛亮的後來治蜀、北伐中原大張其目，而且張得有理，更兼之吳人評蜀相，既無須阿諛，又無所顧忌，當為良史、信史之言。
魏晉以降的史論者們對於諸葛亮的文治之能少有非議者，而對其軍武之舉，卻多有未然者。但，儘管有所非議，卻大多能公正地把諸葛亮當成中國最優秀的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來看待，肯定了他治政、治軍的卓越才能。認為諸葛亮的一生功績雖伊尹、呂望、管仲、晏子、樂毅、子產、蕭何、曹參這些前朝的著名政治家、軍事家而不能過之。據史載：諸葛亮青少年時代曾自詡於管仲、樂毅，當時「人未之許」，而身後之史論足證其少年之自詡亦非猖狂大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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