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言說的言說─二○○九年的呂志清小說
不清楚批評業的專家學者是如何評說呂志清的小說。是無法認同還是不屑一顧，是無法言說還是無需言說？問了一些熟悉行情的朋友，依然是不甚了了。二○○九年的《鍾山》雜誌試圖打破僵局，不僅一年之中兩次頭條發表呂志清的小說，而且執行主編賈夢瑋親自執行並請人操刀，連續在《小說評論》上發表推薦文章。今年，呂志清總共發表三個中篇，除了《鍾山》上的以外，還有就是發表在《山花》上的《蛇蹤》。粗略地統計一下，這些年發表呂志清小說最勤快的，非《山花》雜誌莫屬。即便如此，在評價上依然是沉默。文章寫完時，見到《山花》雜誌二○○九年十二期上發表的饒向陽的評論文章：《哲性的拷問與詩性的解答─呂志清創作瑣論》。也不清楚有多少人閱讀或喜歡閱讀呂志清的小說，我的估計不會太多。如同呂志清本人也不怎麼閱讀中國小說一樣，都是一種拒絕對方的不期而遇。呂志清曾在一篇關於《老五》的創作談中說：「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基本不太看中國的當代作品。」（見《中篇小說選刊》二○○七年第六期）
這樣一種作品與閱讀、小說與批評間不明不白的關係，很像今年呂志清小說的所有開頭：
禹斌覺得，他和章彥的關係似乎一直都有點古怪：同學不像同學，戀人不像戀人。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他似乎一直也沒怎麼明白。 ─《一九三七年的情節劇》
小馮和小奚屬於那種「閃婚」族，與小布希和蘿拉的情況一樣，相識三個月就結了婚。 ─《蛇蹤》
何莉莉每週有三個晚上去臧醫生那裡。週一、週三、週五。何莉莉下了班就直接去臧醫生家。現在，何莉莉仍然管臧醫生叫臧醫生，但他們之間已不再是心理醫生和救助者的關係了，而是一種新型的關係…… ─《黑暗中的帽子》
三部小說三個開頭：設問、肯定、陳述中的轉變，講的都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在於，人與人的關係是無處不在的東西，並不只是在我們探討它的時候才會存在。當呂志清以其假定的敘事方式探討這樣或那樣的關係時，究竟是拒絕了無處不在的直觀世界，還是進入了一種與直觀世界相類似的無限的不確定性之中？批評作為探討的探討很容易地進入了無法言說，難以抉擇的困境之中。認同是進入角色的方式，而關於認同的認同很可能也是退出角色的方式。我們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混合性的角色，這些角色表面上能滿足我們的認知欲望，實則與我們的認知欲望相對立。需要認清的是，生活很可能不再是身體力行的運動場所，更多形態的日常生活往往發生在翻閱報刊雜誌打開電視之際，在電腦前隨意瀏覽、和陌生人隨意聊天之中。當我們竭力地去獲取這個世界的有關信息，而作為信息的世界已經順利誕生了。只要你有思辨的頭腦，只要你有發問的能力，而想像呢，很可能是尾隨其後的東西。激進的現代派曾試圖抹平藝術和生活的差別。現在看來，生活為他們做到了這一點。讀呂志清的小說，我們彷彿坐落於書齋之中，沉陷於思辨的困境，同時又沉迷於一套獨特而富有魅力的敘事圈套，難以自拔。這些符號化的世界很明確是內心和隱喻性的，但也被表現為具有頑強的物質性─那空洞而又無處不在的「關係」。我的身分處於別人的保管之中，儘管這個別人是由他們自己的利益和欲望組成，儘管這種保管永遠不會安全。我的自我監護人正是他人，正如梅洛龐蒂所說的「我從他人那裡借來了我自己」（〔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符號》，商務印書館二○○三年九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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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帽子》圍繞著心理醫生與不同患者之間演繹其敘事。所謂黑暗，與恐懼有關；所謂帽子，與控制有關。何莉莉婚後與丈夫小魯無法交流，從言語無法交流發展到肢體衝突，暴力生活前，何莉莉心生恐懼，頗似受虐狂。「什麼是恐懼症呢？害怕不該害怕的，或者，對不存在的恐懼感到恐懼。」何莉莉的疑似恐懼症在臧醫生處得到這樣的解答。我們需要顧及自己，部分原因就是恐懼。而來自於別人信任的這種信任，則是我們能戰勝恐懼的希望。對何莉莉而言，是真實的恐懼還是疑似的恐懼症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與臧醫生的關係由信任到依賴的過程中獲得一絲慰藉，產生了忘卻或抵禦恐懼的「藥方」。「藥方」產生心理醫生的「價值中立」：把自己當他人，把他人當自己，把自己當自己。就像臧醫生診所裡掛著的那幅心理學經典圖，那兩個男人頭像，表面上看起來是兩個，其實只是一個。一個明朗、一個陰森；一個和藹如春，一個卻猙獰可怖。每一個裡面都藏著另一個，彼此包藏。在呂志清的筆下，關係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是一種為了瞭解現實而做出的努力。人們為什麼期待交心呢？因為「心」是人的內在奧祕，不瞭解它就不瞭解人。人們為什麼害怕以心交心呢？因為互相交底就意味著互相控制，祕密也是一種權力。問題還在於，我們都未必清楚內心的奧祕，未必知道也未必說得清楚心在何處。
對臧醫生而言，信奉「價值中立」其實只是精神分析的「醫術」而已。所謂不偏不倚包藏的卻是不明不白。湯瑪斯‧曼曾一針見血地說過，佛洛依德的偉大在於他有這樣的見解，即我們稱之為「病的東西實際上是人們做的某種事，而不是他們遇到的某種事。在這些問題上佛洛依德採取騎牆的態度，他怎麼會屢戰屢勝呢？」的確，臧醫生是屢戰屢勝的。那個學生家長沈潔的「社會恐懼症」與「赤面恐懼症」，經由臧醫生的「系統脫敏療法」，迅速地有了變化。還有那個常常在網上與臧醫生打來打去、鬥來鬥去、殺來殺去的「十步芳草」，也神奇地走上了逃亡之路。沈潔的突然轉身，由社交恐懼症轉為過度參與的社交狂熱病症，正是應驗了精神分析的格言：人所希望，人亦害怕；人所害怕，人亦希望。變化中的沈潔，「既有點期盼又有點恐懼。她對這期盼感到恐懼，對恐懼感到期盼。在這種期盼的恐懼或恐懼的期盼中，她感到有點惶惶不安。」惶恐並不是「患者」才有，臧醫生也不例外。無休止地陷入別人的問題和麻煩中！陷入自己的職業角色裡！沒有誰會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他的問題和他的麻煩。當我們沉浸於臧醫生的醫術之中沾沾自喜時，很容易忽略操弄這醫術的也是人，也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麻煩和問題。在敘事者自鳴得意的敘述之中，恐怕最得意的莫過於這一洞見。臧醫生想從所有患者中獲得駕馭的自主，以滿足自身的權力欲。醫治了她的疾病就等於失去了控制的權力。何莉莉的不滿和疑惑、沈潔的走向反面，還有那范彬彬無休止的逃跑，都是一種對「控制欲」的懲罰，控制與反控制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和甜瓜，它們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共謀的關係。至少，在呂志清的小說中是如此。
其實，「中立價值」並非無價值，至少人類數千年追求正義公平的理想與實踐，都來之於中立性的標準。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聖經》中的「你希望別人怎麼對待你，你就怎麼待別人」，這些普世性的正義準則都是源出「中立價值」。問題是如今這個「中立價值」成了醫術，成了精神病醫生和患者的「關係學」。在諮詢師與救助者之間，除了職業關係，誰能保證不再有任何其他關係。在「中立價值」的指導下，臧醫生和何莉莉的關係轉而成為一種新型的同居關係，「這種關係介於朋友和情人之間，比朋友略多，比情人略少，結構也比較鬆散。」於是，有了維護這種不偏不倚關係的「黑暗中的帽子」，「黑暗中的帽子」成了「中立價值」的符號，成了無形中的戒律，成了防範何莉莉進一步追求私人完美的「律法」，何莉莉只能陷入無以言說的困惑之中。在解決精神問題時忘卻身體，在解決肉體問題時丟棄精神，臧醫生也隱隱約約地露出其兩個男人頭像的真面目。一個人的真實面目是難以自我認知的，當你達到自知之明時，你就會遭遇一個殘片的自己。當小說通過沈潔的講述，終於明白、終於認清臧醫生的真面目和騙術時，至多也只是表現了敘事者的精心安排和一廂情願。我們生活在符號秩序中的客觀處與自己的想像性觀念之間，對他者來說我所是的一切與我對自己來說我所是的一切之間，存在著差距。原來憑藉著這種差距才是我們擁有的一切。控制是一種偏執的意願，反控制也是一種片面的行徑。也許在控制和反控制之間，我們才能強烈地體味那無法言說的言說。所謂外星人，無非也是一種權力控制無所不在的想像，是一種替代型的符號。「控制的勢力無處不在，它操縱你的思想，甚至操縱你的肉體。哪怕是隔著遙遠的距離，它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玩你於股掌之間。你要是一不小心被它抓住了，就等於是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地。」對薩特來說，自由的哲學就是人處在不斷逃亡之中，而對「網名十步芳草」的范彬彬來說，逃亡僅僅只是恐懼被控制的絕望，這既是一種精神病症，也是一種常態的抽象。這裡同樣包藏著敘事者對於抽象含義的急功近利，為了突出一點而不及其餘的敘事偏頗。實際上，我們有時很難區分本源意義上的二重性，抵制權力控制還是與權力合謀，施虐與受虐的彼此依存在實際經驗中並不是涇渭分明的。權力之所以生生不滅的一個重要原因，那是因為權力與受害者身上的某種東西沆瀣一氣。敘事者自以為看得清楚明白的東西，很可能實際存在的是相反的他途。
心理諮詢並不簡單地提供了醫師和病人之間的依附關係，他們的關係要複雜得多，中立、不表態都是幌子，與其說是維繫一種單一並不存在的關係，倒不如說試圖遮掩更為錯綜糾纏、模稜兩可的相互依賴，彼此都在借助對方而表現自我的機會。借助對方的心理病症而更好地表現自己的病症，或者借助自己的病兆來掩飾他人的病兆。在《馬克白》中，當馬克白問三女巫「你們是什麼？」時，她們在答覆中對他說了他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很像是臧醫生和何莉莉、沈潔、范彬彬的關係，也很像是臧醫生在患者面前的自我呈現。健康的關係無疑存在，但通往健康的道路卻是病態。我們必須聆聽一個個反諷的故事，內容是健康如何產生於反面，如何在各種各樣的關係中經歷不明不白、各類恐懼病症、控制與反控制、施虐和受虐、統一與分歧等無謂的嘗試、死胡同，所有這些涉及故事過程的東西以及病態中的真實人性。只有不斷地檢討病態，才能最終認識健康，完全脫離病態的健康恐怕只剩虛無，只有審視各種似乎是病態的一切，形形色色的「帽子」和「口罩」，一個明白易懂、連貫的文本才會呈現。為了回歸自我而落入世俗的王國，為了尋求健康而不惜陷入病態的糾纏。
《黑暗中的帽子》是一部控制與反控制文本，小說製造的恐懼症一個接一個，擺脫舊的恐懼，新的恐懼接踵而來。作為心理諮詢，表面是治療和幫助別人擺脫心理病症的糾纏和控制，實際上又是以一種新的控制來擺脫舊的控制，牢籠始終存在，牢籠無處不在。說到底，心理諮詢又是一種黑暗中的誅心之術。沈潔怕到公共場所，害怕上街，害怕進商場、超市和菜市，雖說她就是在這個城市裡長大的，但卻常找不到東南西北，走著走著就迷了路。逃無可逃，這個世界不是為了她這一類人準備的。她、她這一類人，只是一些蜷縮在某個角落的多餘人；在臧醫生看來，范彬彬「幾乎是某種權力─知識、權力─真理的犧牲品。或者是這個社會製造的一個規範化的標準件。她僵化的頭腦中裝了太多的現存觀念。這些觀念無疑來自灌輸─幾乎她一出生就開始了的灌輸。結果，她不僅對自己毫無自知之明，還以為真理在握」。結果，不斷地逃亡，又無功而返。加上那何莉莉，她們都感到被困在自己狹隘的地平線上，需要自己待定的彼岸，然而又害怕經歷這一彼岸，就像你把所有的蛋都放進了籃子，你又必須為了生活而攥緊籃子。一個人想獲取整個世界，卻用單一的對象和單一的恐懼來容納。說到底控制與被控制就是那黑暗的帽子，臧醫生的診所並不是那麼具體的，它既是一種延伸又是一種隱喻，權力、社會、公共關係弄得不好就是一個偌大的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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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志清的小說總是從兩個人的關係入手，是敘事舞台上的「二人轉」。身分問題、人的境遇、人的精神狀況，還有那人與生活的分離性都是其探詢的對象。自以為理解的那種不理解，自以為溝通的那種無法溝通；在沒有矛盾的地方引進矛盾，在常識通常稱之為有矛盾的地方不引進矛盾，這些都是呂志清敘事的慣用手法。既是呂志清的對象又是他的方法，既是他的形式又是他的內容。呂志清的著眼點是關係種種：不確定的關係、變化中的關係、過早明確但又虛幻的關係。敘事過程總是一種關係引入另一種關係，而兩個人的關係演變為三個、四個甚至更多人的關係。對呂志清而言，關係不是地點，也算不上時間，而是一種可能性、一種存在、一種徵兆、一種猜測、一種似是而非的假設。正因為人與人的關係經常是極為傷腦筋的、模糊的、意義不明確的，才會有對故事的探尋、詢問、疑問和追問。對許多作家而言，局外人、多餘人的生活促進了思想的深度與視角的敏銳，呂志清不然，他更多是在深陷其中的苦惱與快樂之間左顧右盼；對大多數人來說，暫時中止活動、變形和擁有多重身分，將會是一種令人愉悅的放鬆，呂志清不然，他固執地讓其敘事者陷入單一的身分，讓其在說不清理還亂的困境中自生自滅。一句話，呂志清自成一體的敘事特色，在於他很少理會人們業已習慣了的敘事情節和促進因素，他刻意地將其小說演繹成一種符號交換台，通過它，編碼被倒著解讀，信息又總是被攪亂成對立面。因此，他的小說缺乏可比性，難以歸類，無法貼上「主義」、「流派」的標籤。這讓熱中於類比、沉浸於「連續性」的批評作業經常陷入難以言說的困愕之中。
二○○九年發表的《蛇蹤》是個既新又舊的故事。說其新，那是因為在關注當下現實社會問題如此急功但並不一定近利的敘事，在呂志清的小說中尚屬少見。小說中凡鄉村選舉、競選縣人大代表、進城打工、房地產開發、強行拆遷、託朋友走門路、新舊現象、時尚寵物、環境污染、三農問題……都有所涉足。說其舊，那是因為《蛇蹤》和作者以往的小說有點似曾相識。故事圍繞著那到過房中的蛇，不見蹤影的蛇，留下痕跡的蛇，因蛇而引發的心病，因蛇蹤而引起的對蛇的依賴─不管它是真蛇還是假蛇，直至關於小奚的心病而引發的脫敏療法而循序漸進。呂志清的小說都是圍繞著一個物體和事件而展開，諸如《老五》中那頭正在慢慢死去的老黃牛、《闖入者》中的牙齒、《愛智者的晚年》中那陽台上的牽牛花等等。
追蹤無疑是我在這個世界存在的連鎖反應，但是，對於一條蛇所留下痕跡的追蹤，便形成了我試圖從莫名的他物中回收到自我心中對恐懼的留戀。有點神經質的小奚，不時地把幻想和現實混淆起來，經常會有一種神神道道或疑神疑鬼的神情。詭祕、隱蔽、鬼鬼祟祟，這些詞都成了小奚的代言名詞。這些自以為明白的確切性實際上正昭示著某種無法明白的焦慮。佛洛依德晚年在很大程度上，把焦慮視為一個對普遍的孤弱、遺棄以及不可逃避之宿命的反應。這裡，又一次出現了我們業已熟悉的脫敏療法。「小奚的那個脫敏療法，不是在虛擬和想像中進行的那種，而是活生生的、實打實的方式。是在活生生的景象中，實打實地接近那個引起恐懼的恐懼對象，目的當然是為了擺脫它。這也就是說，不管是她還是他，那東西如今已成了他生活的一種必需品了。」實際上，那留下蹤影的蛇是否曾經出現、是否能再次出現，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依賴它以對付它的存在與不存在。如果小奚經歷的是虛幻走向現實的過程，那個遠在鄉村的董大奎則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安分的農民董大奎，因揭發了村幹部向地產商出賣土地、出租土地的非法行徑而嶄露頭角，競選縣人大代表而一舉成名，選舉村主任成功而準備大施拳腳時，不如意的現實種種卻迫使其遠離他鄉。我們終於明白，接近是一種擺脫，遠離又何嘗不是一種擺脫。小奚是對不現實之物的過度接近，而董大奎則是對現實的過度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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