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2006-03-09 華文獎項 >> 九歌年度散文獎 >> 〈二進宮〉獲94年年度散文獎

2005-11-30 報紙 >> 《民生報》副刊 >> 專題推薦「浮生系列」

2005-10-19 廣播 >> 中廣胡忠信「新聞大解讀」 >> 推薦《浮生再記》

2005-10-14 廣播 >> 教育電台嘉惠「長青天地」 >> 推薦《浮生再記》

2005-10-01 報紙 >> 《中央日報》副刊 >> 推薦《浮生再記》一書

2005-10-01 雜誌 >> 《野葡萄文學誌》 >> 散文類推薦《浮生再記》

《浮生再記》代序

本書一共五輯。第一輯是懷憶師友少年往事的散文，第二輯講我的清華歲月和對高等教育的一些觀念。第四輯是給我的圍棋徒弟施懿宸的三封信，前後相隔十九年，是以圍棋為主題講我對專業和業餘分際的一些看法。
第三輯是回憶我為官一年的經歷，包含兩篇當時的訪問。第五輯是我對兩岸關係的論述。前四輯收的都是散文，大多曾在副刊刊出，並沒有時間性。第五輯則是時論，時論在當時的影響可能較大，但過去以後就成為明日黃花，惟有兩岸關係是個例外，三十年來兩岸各自都改變了很多，但相互間矛盾的癥結卻並沒有變。因此與近作收集在一起，自成一輯。

本書的始軔和完成，首先要感謝九歌的總編陳素芳女士。《浮生三記》出版後，偶而相通電話問問銷售的情形（這是需要勇氣的），她總說還不錯，有得賺，去年初秋，陳總編忽然捧著些影印的剪報來給我看，說再寫些，就又可以再出一本書，而且，《浮生三記》也可以再版了。

我在六年前中風後，行動不便，被迫乖乖的耽在清華，慢慢的發展出一個生活的routine，包括每天清晨的動筆，多半是書信雜誌，有所感有所思時，也寫些散文時論，受了這鼓勵，就更勤快些。重整舊作，補寫新篇，編出一本書來，其風格和以前的《浮生三記》、《浮生後記》（天下文化出版）相似，取名《浮生再記》，是為浮生系列之三。

除了要謝謝陳總編和九歌的協助同仁外，還要特別謝謝洪素瑜女士；在這個e 化時代，沒有她校打的幫助，像我這樣只知「筆耕」不知與時俱進的老派作者，這本書一定還只是一疊蒙塵的稿紙。

愚公子移山

我的父母都是學農的，一九二○年代美國康乃爾大學的留學生。那個時代，有志青年學農的很多，因為中國以農立國，農民人口佔了百分之八十，要為人民服務，最實在的莫過學農。父親在江南農村長大，從小看農民樸實勤奮，但方法技術落後，吃了很多苦，花了很多力氣，成果卻有限，早早就立定了學農的志向。母親原在波士頓的衛斯理大學求學，暑假到康大打工進修，做農科教授的助理，才和父親認識。兩人是真正志同道合的結合，而且終身未易其志。母親中日戰爭時在實驗室中過世，實驗的成果－－雜交產生的小麥品種，以驪英（母親的名字）一號、驪英二號等等為名，延續下去，成為後來許多改良品種的祖先，其經過載諸史冊。父親到台灣來以後，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參與領導台灣的農村復興，得遂其為農民服務的初志，對台灣的經濟起飛，也幫忙奠下基礎，辭世時誄之者曰：「治學之篤，任事之忠，嶽嶽君子，士林所崇，功隆國計，澤被畎畝，鍥而不捨，為而不有，高齡辭世，遺愛長存。」乃頗為確切的寫照。不過這是後話。當初，他們一九二六年學成歸國時，中國正處在近百年難得的安定環境，五四方過，北伐初定，德先生賽先生方在鋒頭上，以科學實踐救國，以民主開創風氣，舉國頗有欣欣向榮的氣勢。那時，出國留學科學的本就不多，夫婦同學科學的，更少之又少，歸國的沈家新婚夫婦，是拔尖的新派人物，他們自己也胸懷大志，充滿憧憬，家居燕話，常以居禮夫婦為榜樣，雖覺得離他們的成就境界，尚頗有不如，不過當以之為法。他們回國後進入中央農業實驗所－－南京郊外的一個國家研究機構任職，不久就在做實驗田地附近臨溪的地方，買了塊地，自行設計了一棟兩層樓的小洋房，每天早上，他們循著沿溪的小徑去工作，唯一的兒子就自個兒到溪邊玩耍，聽潺潺的溪聲，看蝌蚪長大，然後和蝌蚪長大後的青蛙比賽叫起來誰聲音更響亮。我最早的童年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有許多老來愈發鮮明的回憶。但其中突出的，卻是父母親的一次爭吵，而這次爭吵的起因和促成者是我。

一杯水的故事

一天傍晚，父母一起從實驗室回來，父親去書房工作，母親就在廚房準備晚餐，我在兩房之間穿進穿出地自得其樂，忽然看見母親把一杯滾燙的水，在兩個杯子間倒來倒去，引起了我的好奇：
「為什麼要把水倒來倒去呢？」
「要讓它快點涼。」母親說。
「快點涼？那為什麼倒來倒去就會快點涼？」
「因為多一個杯子熱就散得快些。」
「為什麼多一個杯子熱就散得快些呢？」
母親正在炒菜，有點不耐煩，但兒子的好奇不能不尊重，只好耐下心，解釋面積大了，熱就散得快。對於一個四歲，最多只有五歲的小孩，顯然這大大超過了他能理解的範圍。
「為什麼麵做大了就涼得快呢？」
科學家的媽媽沒有辦法，顯然這也大大超過她教育的能力，何況菜也等著下鍋。
「去問爸爸，媽媽要炒菜，廚房太熱，快去……」
廚房確實太熱，兒子咚咚地跑到書房，爸爸正在趕寫報告。
「爸爸，媽媽用兩個杯子把水倒來倒去，說這樣涼得快，為什麼？」
「哦，那是因為經過空氣就涼得快。」爸爸把頭微微抬了一下，手中的筆並沒有停。
兒子有些疑惑，這和媽媽說的不一樣。
「爸爸，不是這樣啦，媽媽不是這樣說的。」
「就是這樣。」
「那媽媽說的不對了。」
「對，喔，不對，不對。」

兒子看爸爸沒有再說下去的意思，有點沒趣，踅回廚房，廚房裡火苗正旺，菜炒得嗶嗶啵啵。
「媽媽，爸爸說你不對，你說的不對。」
「什麼？」
「爸爸說你不對，你不對。」
「胡說！」
媽媽顯然有些不耐煩，「胡說」的聲音高了些，可能書房也聽得見，她沒有再理兒子，繼續翻炒鍋裡的菜。兒子有點被冷落的委屈，又踅回書房，爸爸還是忙著寫報告，沒有理他。他搖著爸爸的胳膊：
「空氣怎麼冷水呢？媽媽說你胡說。」
看來報告是寫不下去了，嘆了一口氣，把筆擱下，但還是坐著：
「她才胡說呢，當然是水經過空氣把熱散了。」
兒子覺得是在被敷衍，有些生氣，拖著父親站起來：
「媽媽說你胡說，你就是胡說，水為什麼涼？去問媽媽去。」
爸爸沒有辦法，只好一半被兒子牽扯著，進了廚房。平常爸爸是不大進廚房的，媽媽也不歡迎他去，君子遠庖廚嘛，他們和那時大多數的所謂新派一樣，雖然思想上是新派，生活相處還是傳統的。
「媽媽，爸爸說你才胡說！」
「什麼，誰胡說？」爐子火苗正旺著，一顆顆亮晶晶的汗珠在媽媽臉上閃閃發光。
兒子看看媽媽，又看看爸爸，爸爸的嘴抿得好緊。
「爸爸說你胡說，可你也說爸爸胡說。」
於是他們開始辯論，究竟是誰胡說，究竟水是怎麼涼的。
這樣的辯論，在實驗室裡肯定是常常發生的。媽媽比較敏銳，脾氣也比較急，大多時候爸爸總讓著些，但在重要處，還是挺堅定的。當然，那都是學術上的辯論。

這一次照說也是學理辯論。可情形不大一樣，是在油煙彌漫的廚房，還有兒子一雙骨碌碌的眼睛轉來轉去地看著，看究竟是誰在胡說。
這就牽涉到面子和尊嚴，那是不能退讓的。辯論開始情緒化起來，後來乾脆用英語，也是覺得讓兒子聽吵嘴不太合適吧。
那次爭執怎樣結束、究竟誰承認是胡說，不太記得了，但後來老魏，一位常常陪我玩的司機兼門房告訴我，可能我也有功勞，他正在洗車的時候，忽然看見我從房子裡衝出來，大聲喊著父親和母親的名字：
「沈宗瀚和沈驪英吵架了！」
他趕緊拉住我，媽媽也接著就從屋裡跑出來，有點尷尬也有點抱歉地把兒子抱了回去。

這場風波可能就是這樣結束的，總之，這事給我留下鮮明的記憶，在我那時幼小的心靈，父母的形象是很巨大的，兩個巨大的形象為了一杯水的真理吵了起來，兩張堅持不讓的臉，讓我永遠記得。
春去秋來，好景不常，我五歲那年中日戰起，中國小康的局面就此結束，我也逐漸步出無憂無慮的童年，我們開始「逃難」。逃難一詞，對現在中年一輩以下的人，是完全陌生的，但那時卻是耳熟能詳的名詞。首先是逃日本人「難」，後來是逃共產黨的「難」，逃了十三年，從南京而鄂湘，而雲貴，而川陝，回到南京，最後逃到台灣，才安定下來。

愚公子移山

但是真理的災難，卻一樁又一樁地追隨著我，首先是打菩薩，七、八歲時在課本上讀到童年孫中山為破除迷信，身體力行地把廟裡的泥菩薩給打毀了，非常佩服他的勇氣。見賢而思齊，就用掃把，趁著母親上司的上司，篤信禮佛的陳濟棠部長來視察的時候，當著他的面，把母親實驗室借居的廟，寶慶寺的如來佛，掃打了一頓。如來佛可能不覺得怎樣，我卻被抓住好好地挨了一頓揍，挺痛的。

這個故事後來寫了出來，收在《浮生三記》裡，此處不再贅述。另外一樁，沒那樣壯烈，卻也挺有意義，追述於此。

幾乎就與打菩薩同時，我在學校裡接受到兩項新知，自然課上老師告訴我們，地球是圓的，中國的那頭是美國。在國文課上老師讓我們背誦〈愚公移山〉，典出《列子》，大意是說有太行、王屋兩座大山原在河冀之間，九十歲的愚公面山而居，嫌其阻途，聚家人商議要將其移去。老妻疑曰：「以你的能力，連座小丘都剷不平，能動得了太行王屋嗎？」愚公不理，率了兒孫動工，鄰居的小孩也跳出來幫忙。

智叟聽說大笑：「你真自不量力，殘年餘力，你能動山之一毛嗎？」愚公回答：「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天帝聽說之後大為感動，就命手下把兩山移走，從此河冀之間，再無阻塞。這個故事描述生動，其人定勝天的英雄氣概，令我幼小的心靈大為欽佩。

有人說，聯想是創見突破的原動力，我那時似乎就顯示了這份才能。美國富裕民主，是令人嚮往的理想之國，但去美國要飛越喜馬拉雅山，要渡過大西洋，是千難萬難。但地球既是圓的，中美各在兩端，從地心打個洞穿過去，不就到了？事實上，我曾就著地球儀仔細地考量過，從榮昌（我們流亡到的四川的一個小縣）打個洞筆直穿過去，*大概就會到美國東南部田納西一帶的地方。

要做成這件事似乎十分困難，但是「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人定勝天，何事不可為呢？
於是我把愚公移山的哲學精神和地球是圓的科學事實聯想到一起，打個洞穿過地球到美國去，理論上（以我那時的知識）似無不可，既然如此，當然就要去實踐！

做愚公第一代的英雄幻想鼓舞著我，乃纏著老魏幫我去找鋤頭鏟子，那時家裡的汽車早就賣掉，老魏也早不開車，在農業實驗所掛個閒差，鋤頭鏟子有的是，很快地諸器齊備，於是，每天下了課，我就在後院開始挖洞，爸媽一時非常奇怪，日常頑皮的君山，怎麼如此安靜？想問問兒子，兒子卻故作神祕地不肯說，到後院來看，又被擋了回去，老魏悄悄地告訴他們，大少爺借了鋤頭鏟子在挖地呢，兩老暗暗地驚喜，莫不是兒子要務農？居禮夫婦不是有個女兒，也搞放射化學，那真是克紹箕裘，後繼有人了。

這樣地挖了七、八天，洞已有半人多深，中間又下了場雨，積了些水，漸漸地不容易挖了，但這正是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時候，必須禁得起考驗，於是仍然奮力地挖，但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終於發生。一天傍晚，正在揮鋤勤挖時，一個不小心，連鋤帶人跌進了泥坑，渾身污泥不說，手腳都濕滑了，竟爬不出來，奮鬥了很久，（不能承認失敗呀！）仍然出不來，終究還是小孩，嗚嗚地哭起來，但儘哭也不管用，又爬上滑下了幾次，終究大喊起救命來，這招管用，爸爸、媽媽、老魏都跑來了，看著困在泥漿中大哭的兒子，撈了起來，怎麼回事呢？

怎麼回事？後來當然明白了，晚上洗完熱澡，喝完熱湯，乾乾淨淨地賴在媽媽懷裡，嗚嗚咽咽、吞吞吐吐地把理想和經過說了。媽媽聽完後只是嘆了口氣，把我摟得更緊更緊。再過了幾個月，中秋之後的一個下午，她就在實驗室中去世了。從此，我將「愚公移山」置諸腦後，卻想不到，三十年後又再相逢。

二進宮（代後記）

《二進宮》是一齣平劇的劇名，講明朝一位大臣二度進宮，幫助皇后、太子奪回皇權。此處我借來敘述二度中風的經過，與病中感想。世上二度中風能活下來的本就不多，還能寫文章的就更少了，所以本文有些「獨家」的味道，彌足珍貴的。

本文開始之前要先說明一下，就是我兩次生病經驗中有些諷刺批評醫院醫生的地方，事實上總體而言，台灣的醫療制度是不錯的，對病人身體上、心理上都能有很好的照顧﹔當然，因為我的人脈，我是較特殊的病人，不是通例。但比起英美，我們制度算比他們好的，一般先進國家的醫療體系會將病人身體照顧好，但不重視心理層面的照顧﹔中國傳統則重視心理，身體照顧上卻不太科學﹔台灣醫療兩者都有照顧到，而且我們沒養成病人告醫生的習慣，在美國有些律師以此為生，而醫生因為要保護自己，只好收很高的醫療費作為保險，於是惡性循環，醫療價格愈來愈貴，品質卻愈來愈差。

孔夫子把推己及人作為做人的最高標準，能推己及人便近乎仁。只是，醫生和病人之間有些基本的矛盾，因為雙方處境和知識有太大的不同，醫生每天要看上百個病人，用公平的心把關注分給大家，已經很合理，但對於病人自己，生命只有一個，沒了就是沒了，而且因為對病理缺乏認識，醫生說的每一句話就都會放大來看。因為「人」、「己」之間有如此的不同，一方面認為合理的，一方面會認為冷漠﹔一方面認為本應如此，一方面會認為無理取鬧。所以只是推己及人恐怕還不夠，必須從角色互換的角度去體諒，這就很不容易。

我第一次中風是六年多前一個星期六下午，下著毛毛雨的一個傍晚，自己拄了雨傘走進急診室報到。因為是週末，只有一個值班的見習醫生在，他看了一下，拿不定主意，說分不清是溢血還是栓塞，要觀察一下，讓我到一個小房間的病床上去休息，卻不知這一休息就休息了近二十個小時。當然不久家人也來了，但因為沒有經驗，既然醫生說觀察就只有觀察，到了第二天中午，手指腳趾漸漸全不能動了，才緊張起來，打電話給原本相識的副院長。他馬上來了，但他是腸胃科，只有再去找真正的腦科專家，下午四時才開始緊急處理。後來回想這段經歷，當然十分怨氣，但再想想，自己也不是沒有過失，那個小醫生犧牲了週末來值班，他的知識經驗或許只能作這樣不做不錯的處理。事已至此，只有調整自己，去適應未來。但汲取了一個教訓：在生死相關的重大問題上，還自作清高不去找關係是十分愚昧的。不過這教訓代價太大了。

中風後兩、三週，是最難熬的時刻，病情穩定了，也知道以後大概的生活限制，覺得像忽然掉進一個泥沼，而且以後一輩子都要陷在這個泥沼中，心理非常恐慌不安，總想理出個頭緒來，就問主治的醫師，以後可能的變化。

醫師經歷多了，了解我這型凡事不弄清楚就不甘心的人，就老實地對我說，復健有空間，但也有極限，而且二次中風的或然率，要比一般人高，五年內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再發機會，主要要看你自己。這些冰冷的話，他用非常誠懇的態度說出來，使我覺得他沒有騙我，沒有把我當傻瓜。那我也得面對現實。生死的問題，我過去想過，也參加過一些安樂死之類的討論會，有一定的哲理認識，但那是「學術性」的，談的是別人的事，現在臨到自己身上，得落實的規畫一下，先想「死」，想了三條，寫成生命遺囑的法律形式，大意是：

「我確信如何處理個人之生命乃個人之基本權利，因此在因病或其他原因使本人身體受到傷害：
一、 此傷害使本人陷入長期痛苦而無法正常生活之狀態
二、 此狀態將無法復原
三、 維持延續生命對家人及社會造成沉重之負擔
　　在此上述情形皆確定時，本人希以積極方式有尊嚴地走完人生，屆時或將尋求相關人士直接或間接的協助，以尋求生命之終止，為避免上述人士負擔道義上或法律上之責任，特此立遺囑。」

構想此遺囑時，我是以二度嚴重中風病人的情況做參考，在復健病房，每天都可見到這樣毫無尊嚴也沒有意義拖延著生命的病人。遺囑寫完後，分送給律師和有關親友，也寫在《浮生後記》第一章裡。這樣，把如何死規畫好了，心裡落實很多，就來處理如何生。那可複雜得多，單求生並不難，但要生得有生趣有生機卻不容易，著實過了兩、三年才調適過來。
最近兩年生活非常單純，大部分時間在清華，每天早上一、兩個鐘頭寫文章，或在電腦上打打橋牌、下棋，下午就做復健，散步，每星期來台北兩、三次，處理三個基金會的事，一年出國兩、三次，像我一個月前就剛到美國看孫女兒，生活調適得很好。但不知道，突然，第二次中風忽然降臨到我頭上。

第一次中風之後，妻帶著兒子曉津在台北讀國小，跟建構式數學奮戰，我獨居在新竹，請個管家照顧我三餐。八月五號禮拜五晚上上床時，已經覺得腳很重，但不知已是二度中風的開始，半夜兩點多想起來如廁時卻爬不起來，才知事態嚴重：「我再次中風了」。

當時第一個反應是打電話找人，但也知道只有力氣打一兩個電話，所以找的人一要可信賴二要能幹，會安排，不會亂。我直覺的想到紀政，她和我二十五年前有過一段熾烈的感情，現在還是最堪信賴的朋友，曾在我第一次中風時全力幫助我復健，而且她各方關係也好。

我伸手去拿電話，手指卻不聽使喚，電話機在面前，就差那麼一點兒。我嘆口氣對自己說，這也許是我此生最後一個電話，現在不打，力氣只會越來越小，就再也打不成了。我深吸一口氣，沉思默念一番，猛的手伸出去，這一伸，似乎長了半個手臂，居然觸到了電話。但卻無法打，只好用力將電話勾過來，茶几上東西乒乒乓乓打翻，也顧不著了，一寸一寸把電話勾到眼前。屋內暗暗的，開燈是無力的了，只好閉著眼，按著方位，一個個把號碼按下去，頭兩次都撥錯了，而且錯到同一個號碼，一個半夜被吵醒的倒楣人，第一次他還耐性解釋說打錯了，第二次火大了，就直接開罵，用閩南話罵，我沒聽懂，咕嚕咕嚕的回答，他大概也沒懂，只好在此補個抱歉。

第三次重複默想一番，確定了號碼和方位再按。這次響了，可沒人接。我耐心等它一直響下去，終於有人接了，有點睡意的聲音，我一聽就知道是紀政，鬆了一口氣。她說請問是誰，我說我是沈君山，我中風了，這下她清楚了，馬上醒過來：「你中風了？」我說「是」，心裡一塊石頭放下，知道打通了。

不到二十分鐘，管家、一一九都被紀政找來了，這段時間中我想了一想，接下來該怎麼做。決定了三點，一是先送新竹馬偕急救，再送台大，馬偕離我家只有三、五分鐘的路，但接下來一定要送台大。二是到了馬偕，我請他們用最強的藥打點滴，醫生卻只願打點滴，值班的都是實習醫生，但第一時間處理幫助很大。三是等紀政從台北趕下來再上路，因為我知道沒她，即使早點到台北，也一定找不到病床。果然不久後台大打給馬偕，說病人別來了，沒病床。紀政馬上打電話給葉金川，他是台大畢業的校友，人緣又好，一調就調到病床。我這三個決定都很重要，一是去台大，因為在醫院的倫理，一個醫生開始處理了，別的醫生都不願意再碰，而我知道我的病歷都在台大﹔二是馬上打抗栓塞的點滴，我有經驗了，中風重要在頭幾分鐘，雖是慘痛的經驗，總是識途老馬﹔三是在馬階等紀政，沒有她，隨便找一個人不行，紀政從陳水扁到工友，大家都認得她。

到台大，照了核磁共震、超音波等等。從前主治我的醫師在美國，還沒回來，別的醫生不願碰，但葉金川有個朋友黃教授替我看了，說很嚴重，中風的地方在腦幹，就給我先做處理。

有個小插曲滿有意思，我這一路上過來，一直碰到實習醫生，每個人都用一枝鉛筆在眼前晃來晃去，左晃到右，右又晃到左，讓我的眼珠跟著動，然後問我兩個問題：「你叫什麼名字？三加二等於多少？」大概是試我的神智清不清楚。但他們每個問題都一模一樣，到了第五個人，我厭煩了，這次是個大概七年級的實習醫生，又問我三加二等於多少，我看了他一眼，決定跟他開個玩笑，就說三加二等於四。他吃了一驚，問我：「三加二耶，等於多少？」我故意扳著已經漸漸不能動的手指，用茫然的眼光看著他：「三加二啊？喔，等於四。」

他好緊張跑了出去：「沈教授不得了了，他說三加二等於四！」這時來了個年紀大一點的醫生，我向他神秘笑了一下，他才知道我在搗蛋。

另外一件趣事，是後來發生的，到了臺大醫院，護士們告訴我，林志玲就住在樓上，我開玩笑說，能不能看她一下，這當然不可能，說過也就算了。但次日，管家從新竹趕來，卻弄到一張林志玲的海報，把它貼在牆上。妻看見了，十分不以為然，說：「滿身掛了瓶瓶罐罐，牆上還貼林志玲，太不相稱了，也顯得輕浮。」我那時還能模糊不清的說些話，就辯稱：「現在整天都看些醜陋古怪的形象，包括鏡子裡的我，晚上瞄一眼林志玲，才不會做惡夢。」主治醫師是十分通達的人，聽了我的辯解，嘻嘻的笑出來，接著說：「也對，對心理健康有益，我們就讓林志玲做中風小天使，掛在牆上無妨的。」病房裡面醫生最大，有了他的御批，就萬事合法了。消息傳出去，送花的朋友們少了些，送林志玲海報的卻一大堆，現在（中風後兩週）我有十三張林志玲的海報，看來可以開特展了。

星期六清晨坐到了台大，原來的主治醫師還沒回來，並且也要等檢查的結果，黃醫師先給我開了一般的藥。星期一主治醫師從國外回來，一切檢查也都出來，會診之後，主治醫師告訴妻，情形不樂觀，第二次中風，又是中在腦幹部分，再延續下去，可能全身癱瘓也可能危及生命。他建議用血管攝影再徹底檢查一次，如果大血管有問題，馬上開刀，小血管有問題，用抗凝血劑，這都是危險度很高的。尤其開刀，也許只有一半一半機會，要她具結，醫院會盡力做，但不能負責。妻說君山的生死觀她很清楚，還早寫好了生命遺囑，她簽字沒問題，但現在他自己神智很清楚，你不妨問他。主治醫師是很通達的，也看過《浮生後記》裡面講生死的一章，就來問我。我說一切聽你的，但有個但書，作為我們的君子協定。在救護車從新竹上來時，我仔細的想過，在選擇的順位上，倒過來排。昏迷不醒的植物人，四肢癱瘓，才是死亡，因此要他答應我，假如不行的話，與其成為植物人或四肢癱瘓，不如讓我走，這樣不至於連累他人，自己也痛快些。

主治醫師爽快的答應了，換句話說，若成為植物人，就讓我走，但無法答應，他說這不合法，他不能做違法的事。我想了想確實如此，法律走在倫理後面，倫理走在科技後面，這是人自找的麻煩，本來「天」幫你解決的問題，硬要人定「勝」天，但其實人只能在戰役上勝天，永不能在戰爭中勝天（Win the battle，not the war），二十世紀人定「勝」天已臻極致，環保、生態、生死都引出種種問題，二十一世紀就要人定「和」天，但科技跑太快，法律倫理都跟不上，我既然只活到二十一世紀初，就要遵守二十一世紀初的法律倫理才行。何況要判斷什麼叫「四肢癱瘓」也有技術上的困難，眼珠還能跟著鉛筆動，算不算癱瘓呢？「人生泰半原是由不得己的！」嘆口氣，也只好同意，替對方想，各讓一半，也算是妥協吧。

自從星期六進院後，手足一刻比一刻軟弱，根據第一次中風經驗，一開始復健至少有一段時間，不能處理事情，因此星期一上午，我把秘書及兩個出版社的編輯都找了來，下午為進攝影房簽了具結書，還有三、四十分鐘才能進房，正好把一些未完的事一一交代。首先是明天星期二，原定去溪頭吳大猷科學營和黃榮村校長對話「如何打造第一流大學」，黃在教育部長任內編列了五年五百億的預算，有一些構想牽涉到清交合併，我對他的看法不太贊同，已經交鋒過好幾次，但儘管「政見不同」，卻都能談得來，朋友還是朋友，乃相約在今年的科學營好好辯論一次，由參加的學員作評判，現在顯然無法應約了，乃交代秘書請吳大猷基金會的執行長彭宗平校長代我應戰，還告訴他不可口軟，好好的修理黃前部長一番。第二件事，是四、五天前和張忠謀共宴，談起一本書《甘地之道》，講競爭雙方解決衝突之道，我以為是本好書，向他推薦，並答應送他一本，就告訴祕書把這件事當天辦了。第三件事是一本漫畫故事書《沈爺爺講圍棋棋王故事》已經寫完很久，但缺一篇序，拖在那兒，「漢聲」九月要出版此書，我告訴編輯，沒法寫序了，就口述幾句話代序，大致是說，假如做一件事帶給自己快樂，也帶給大家快樂，那就是最快樂的事。這套故事書，我講時很快樂，若也能帶給閱讀的小朋友快樂，那便更加快樂了。第四件事是把上次中風後寫的第四本書《浮生再記》，補些照片。交代了這四件事，快三點了，我覺得心情愉快，泰然進了血管攝影室，準備接著進開刀房。
妻後來跟我說，看我興高采烈的進去，不難過也就罷了，興高采烈些什麼？我說，先講一個希臘神話，傳說是世上的第一個女人的潘朵拉，神給了她一個袋子，說裡面裝滿了各種東西，要她千萬不要打開，但好奇是女人的天性，有一天還是將袋子打開，想瞄一眼。瞬間各種妖魔鬼怪：妒忌、怨恨、病痛、戰爭都跑出來，潘朵拉嚇壞了，趕緊關起來，於是最後留住了一樣東西，叫做「希望」的，沒跑出來，從此地球上充滿了各種災禍，但還有「希望」。只要還有一絲希望，就有一縷光明，人就可以憑著希望走下去。

生老病死四事，想像中應以生最苦，在完全陌生漆黑的通道裡，憑著直覺掙扎前進，通過一道道關卡，只有母體的蠕動幫忙，但是那時並不自覺，當然以後更沒有記憶。死的痛苦主要是心理的，死是一切的終結，從此人天永絕，假若從小我看，唯一的我沒了，就是沒了，確實很絕望，但從群體看，好像樹上的葉子，不去舊黃哪來新綠？

對抗絕望恐懼，宗教信仰也許最有效，心中有個天堂，或者輪迴來生，至少那就有了希望，一切並不就此終結。但並不是人人都能真正有信仰的，至少像我，雖然明知「持分明知不能證真如」，平時也不去想那想不通的生死大道，但要我真心去相信那並無理性知識支持的天堂與來生，卻也是不能。我能懂的是大我與小我之分，億萬眾生，個人不過滄海之一粟，「不去舊黃，哪來新綠？」但這只是理性的悟解，感性上還是難以絕對超然的。我有一個很有學問的朋友，中風住院後，他打電話來慰問，說他自己心臟也不好，這兩天就要去裝支架，心情也很消沉。我說很羨慕他這樣心臟病的病人，要嘛就好了，要嘛就乾脆走了，不像中風拖拖拉拉的，復健以後也不過維持一個打了折扣甚至沒有生活的生命。

我進血管攝影房又準備接受開刀時，心情十分泰然。七十三歲了，前面六十七年，健康快樂，老天給我的條件很好，該做的事也已做了。現在，第一次中風是連本第二次中風是帶利，老天要拿回去，本來應該就此結束，但世事也由不得己，還是得跟世上的倫理規範走，開刀打抗凝血劑是一個機會，也許就此走了，豈非正好。但就此決然告別塵世，總也有些依依不捨，一半一半的機會，卻給你希望。人生煩惱，泰半是由有抉擇要負責而來，現在一切交給醫生，心情自然就輕鬆起來。

檢查出來，醫生向我恭喜，說大血管沒問題，只是微血管栓塞，打抗凝血劑就可以了，那只有百分之十的危險，說實話，那時我反有些悵然若失，既然走不了，看來只有面對現實，慢慢調適自己，總希望不要真的四肢癱瘓才好，人生本來就有兩條路，該放手時要放手，既然放不了手，只有在現實條件下盡其在我快樂的活。

在告別中風，進入復健之前，我注定還要有一次經歷。

從攝影室出來，打了抗凝血劑，就被送去加護病房。六、七年前吳大猷先生生命末期，在加護病房度過兩、三個月，那時我常來看他，所以我對加護病房並不陌生。直覺中，加護病房應該是一個肅穆安靜的地方，剛剛相反，嘈雜得很。大部分加護病房的病人都沒有知覺，不是很清醒，所以加護病房裡的護士總是嘰哩呱啦講話沒有忌憚。病床側有一個量壓劑，二十分鐘量一次血壓，然後將數字顯示在病床對面的顯示器上，平常病人昏昏沉沉的大概也不會注意，我卻很清醒，慢慢看出什麼是收縮壓，什麼是舒張壓。顯示的數字十分驚人，收縮壓九十，舒張壓六十（收縮壓正常值為一一○至一四○，舒張壓為七○至九○），我嚇了一跳，把護士找來，護士看了也嚇一跳，又找來住院醫師，她亦十分緊張，就建議為我打升壓劑，提高血壓，我不放心，堅持要主治醫師同意，但他們找不到主治醫師（那時是凌晨二時），另外找一位教授問了，他卻不同意，說升壓劑不能隨便打，同時住院醫師又打電話給我太太，說「沈君山病危」，把我太太從床上拉起來。在等待她來院期間，大家沒事做，住院醫生於是建議由護士用手再量一次血壓。這一次，收縮壓是一三五，是正常值。搞半天，原來機器壞了，要不是我有凡事弄清楚的訓練，醫生說什麼就相信什麼，升壓劑一針打下去，完蛋了。妻卻半夜趕來，在加護病房外等了一夜。

受了這般折騰，加護病房裡又熱又悶，睡在床上手腳不能動，護士們在外面嘰嘰呱呱，實在很生氣。昏迷的病人其實大多是有知覺的，只是表達不出來，而死亡時最後失去的是聽覺，又想起吳大猷先生在加護病房昏迷不醒的住了一個多月，去世前一週，李政道先生特地來看他，眼珠還能動一下，豈不是更痛苦？想到這裡，油然興起一種使命感，光自己生氣沒用，一定要把這些感覺寫出來，一方面替病友申冤，一方面也為自己出氣，或者還可促進醫院有些改進吧！想到這裡，氣消了一些，也不覺得那麼熱了，大概是心靜自然涼的緣故，居然昏昏沉沉的睡了。次日（八月九日）上午十點，一覺醒來，身上的瓶瓶管管少了一些，終於活著出加護病房了。

當天下午，主治醫師告訴我：「你已經脫離了危險期，現在是你感覺最虛弱的時候，四肢癱瘓，言語不清，但這些都是自然的，以後會進步，當然不會完全復原，但會進步，進步多少，要看你復健的努力。」這話我聽得懂，因為有過一次經驗，這次只會更困難，一條漫長艱苦的路，正等著我。

後　記：
出加護病房的第二天，老友張作錦帶著當天的《聯合報•副刊》興匆匆來看我，上面載著我新出《浮生再記》上的一篇文章〈審預算〉，那是九歌的編者月前送去的，原是為了配合出書作為宣傳，卻提前刊出了。副刊主編是好意，作錦兄是熱心，卻不禁令我想起近二十年前的一樁往事。
一九八二、八三年間報禁尚未開放，是兩大報（聯合、中時）的黃金時代，廣告都要排隊拜託人，才登得上，相對的，競爭也非常激烈，　弦主編的《聯副》和高信疆主編的《人間》對著幹，想點子，搶作家，用盡心機。那時我也算是個夠格的專欄作家，有時送稿去，順便在報社叨擾一頓宵夜，但很少去副刊。

有一天晚上，十二點左右，在總編輯室和張作錦閒聊（那時他是總編），見副刊室燈火通明，有些好奇，因為副刊不用等新聞，平常到十點左右就打烊了，就踱進去，只見主編以下四、五個人圍著一張桌子，愁眉苦臉又緊張兮兮的，桌上攤著兩份大樣，一份是普通的副刊，另一份也是副刊，但刊頭有一個斗大的標題《張大千特輯》，上面琳琳琅琅布滿了各方名家寫的悼念大千先生的短文。大千先生病重已有多時，他若去世，在藝壇是大事，大千先生掌故又多，出個特輯綽綽有餘，這是副刊大顯身手的好機會﹔但副刊編得早，又非人人有倚馬千言的文才，事先約稿、屆時刊出，是常有的事，一週前《人間》還向我約悼大千先生的稿，以琴棋書畫四事相聯，要我從棋談談傳統文人的藝術修養，我以相去太遠，沒有答應。
忽然，桌上的電話響了，主編抓起電話，只是靜聽：「嗯…嗯…」最後說：「隨時聯絡」放下電話後，緊皺著眉頭，在屋裡踱來踱去，很像電影裡大將在發令決戰前的神情，最後，又像宣佈決策，又像自言自語地說：「上吧，醫生說他撐不過今晚了。」這話大家一聽就懂，也有點疑惑，但還是七手八腳的忙著改版。版是現成的，吵吵嚷嚷了好一陣子，也就完事了，已經是晚上一點多。大家鬆口氣，正準備回家，桌上電話又響了。

「喂，怎麼？動了？」
「醫生怎麼說？」
「知道了，再等一陣子。」
主編像洩了氣的皮球，情況顯然無法掌握。
「怎麼？」一個年輕的記者問。
「食指又動了一下。醫生說大千先生生命力很強，沒把握，拖過今天也不一定。」
滿屋子茫茫然了，怎麼辦呢？精心策畫了許久的特輯就攤在桌上，沒把握上，可被「他們」搶了先又不甘心，只好再等，反正兩點鐘截稿嘛。大家就等著，滿屋沉悶的氣氛，一點五十分，主編又和山上守在病房外的記者通了個電話，沒變化，還是拖拖看。
忽然一位年輕的記者忍不住了：「拜託拜託，合作一點好嘛，我們馬上就要截稿了。」大家聽了不禁同聲苦笑一聲。
那天，大千先生始終沒有合作，次日凌晨才去世，兩大報的同仁都空等了一晚，還是滿公平的。
我回想到這裡，忍不住笑出來，聯副的主編這次可能也失望了，我也不合作。

寫於二○○五年九月一日台大醫院　　

《浮生再記》代序 本書一共五輯。第一輯是懷憶師友少年往事的散文，第二輯講我的清華歲月和對高等教育的一些觀念。第四輯是給我的圍棋徒弟施懿宸的三封信，前後相隔十九年，是以圍棋為主題講我對專業和業餘分際的一些看法。第三輯是回憶我為官一年的經歷，包含兩篇當時的訪問。第五輯是我對兩岸關係的論述。前四輯收的都是散文，大多曾在副刊刊出，並沒有時間性。第五輯則是時論，時論在當時的影響可能較大，但過去以後就成為明日黃花，惟有兩岸關係是個例外，三十年來兩岸各自都改變了很多，但相互間矛盾的癥結卻並沒有變。因此與近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