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朱雲鵬（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金惟純（好果子智業董事長）

柳中明（台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

陳文茜（媒體工作者）

曹興誠（聯電榮譽董事長）

蔡進耀（宇通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

蔡勳雄（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建會主任委員）

嚴凱泰（裕隆企業集團執行長）

媒體推薦：經濟學者參與全球氣候變遷研究，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將問題定量化！譬如氣候學者提出多種未來可能變化情境，經濟學者卻變出了每一噸徵收二氧化碳40美元的稅，在如此明確的數據評估下，未來世界的藍圖已不再是不確定的！

──柳中明...

序論

2005年7月，於格倫伊格爾斯（Gleneagles）舉辦的8大工業國高峰會（G8 Summit）中，英國建議討論應該著重在21世紀的兩項重大挑戰：對抗貧窮，特別是在非洲，以及和氣候變遷搏鬥。高峰會之前，在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和財政大臣布朗（Gordon Brown）兩人的要求下，我負責主導撰寫非洲委員會的報告，該報告在2005年3月出版，是格倫伊格爾斯會談準備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為了非洲部分的討論，我出席了這場高峰會。在回到倫敦幾天後，布朗和我問了同樣的問題：相較於氣候變遷議題，為什麼我們在非洲議題的明確承諾上，有更多的進展？

一部分的答案為，在針對貧窮議題的全球公眾壓力上，有一個非常有效的計畫，包含「消滅貧窮」（Make Poverty History）的行動，以及由鮑伯‧吉爾道夫（Bob Geldof）發起的搖滾演唱會Live 8。但是我們兩個都覺得仍有別的原因。對證據、選項、政策和策略的分析，在非洲議題上都更加進步，並且有強大的非洲領導力。相反地，雖然科學家非常成功地引起，大家對氣候變遷危機嚴重性的注意，但是，政策和策略的選項既沒有被提出來討論，也沒有對證據作精確的檢驗。在何者是有用的及為什麼方面，並沒有共同的理解。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針對氣候變遷經濟學進行史登報告（Stern Review），開始了政策分析的另一個重要回合，同樣地，也是向布萊爾和布朗兩人報告。

從事於氣候變遷議題和從事於非洲議題的工作，是非常不一樣的。在2005年，身為一個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我意識到了氣候變遷的問題，但並未直接地研究這些議題。我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提供一個經濟分析，兼具公共政策原則及制定政策經驗的穩固基礎。這些已獲科學證明的危機，在經濟層面的嚴重性為何？以及可以幫助我們處理這些危機的政策和策略，又是什麼？這些正是史登報告核心所要處理的基本問題。這需要同時具備很強的國際觀，以及使用在公共政策中，精確的現代經濟學工具。這就是我希望自己能作的貢獻。

我整個職業生涯中，一直在富國和開發中國家裡，致力於國際議題和公共政策的研究。60年代末期，我在非洲的茶田進行第一次田野調查，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我對公共政策的看法，這個經驗顯示，在健全的政策、完善的基礎建設，以及有效的農業拓展所形成的環境下，若將茶農創業精神與私人茶廠技術結合，可以有的發展。對我來說特別重要的是，我曾在印度的帕蘭普村（Palanpur）與幾位傑出的研究人員共同工作超過30幾年。自從我於1974至1975年第一次前往當地研究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成果，第一手目擊貧窮農村的脆弱和創造力後，我便一直關注於帕蘭普村在經濟及社會上的改變。完善的政策與機會，能夠促成企業精神與成就。自1969年到1993年底，這25年期間我是一名學者。在牛津大學授課10年後，我轉任華威大學（Warwick）和倫敦政經學院的教授，並且過著在印度、中國大陸、非洲、巴黎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以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各國教書和研究的生活。

在1993年到2005年期間，我更直接地涉入公共政策的制定，且擔任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與副總裁，並在我撰寫非洲委員會報告期間，擔任英國中央經濟研究中心（the Government Economic Service）主任、財政部第二常務大臣（Second Permanent Secretary）。現在我又回到經濟學者的身分，擔任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經濟學帕特爾（I.G. Patel）講座教授、葛拉漢（Grantham）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院院長，以及印度觀察（India Observatory）的執行長。

當我開始關注氣候變遷的議題時，我發現了什麼？首先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其為全世界人類生活帶來的重大危險，以及潛在極大破壞性的後果。我們是在以地球作為賭注。我同時也強烈地意識到，親身經歷在動員行動中的重要性：除非人們看到或感受到問題，否則很難說服他們有所因應是必須的。尤其氣候變遷的後果，必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才會變得明顯，於是更加困難──這與我在非洲和印度的工作經驗相反，更明確地說，是與在經濟發展的工作經驗相反，在那些地方的問題通常會比氣候變遷的問題，更立即而快速地顯現。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我在衣索比亞、肯亞和印度貧窮社區的親身經驗使我深信，身為一個年輕人，我應將畢生致力於研擬政策，以協助創造一個可以改善人們生活的環境。這就是為何我對氣候變遷如此關心的原因。正當進步開始加速，而我們對戰勝貧窮更加樂觀之際，卻由於在氣候變遷上的不作為，讓我們冒著偏離這個過程的風險。除非我們對氣候變遷採取的行動，與快速經濟發展不相違背，否則我們將無法取得全球性的協議，而這是成功的基礎。我們將在這些挑戰上命運與共，不論成功或失敗。

更甚者，氣候變遷肇因於長時間溫室氣體的累積，而其效果卻在長達數十年後才會顯現。如果世界各國要等到孟加拉、荷蘭，以及佛羅里達州都淹沒時，才肯嚴肅面對問題，我們想不墜入無底深淵已然太遲了。一個制定政策的特殊挑戰是：我們在尚未經歷自身所造成的這些危險時，卻已急速地逼近危機，而需要立即 決策並行動。此外，我們必須清楚的是，這些危險的規模，不僅會造成崩潰和艱難的情況，還會導致大規模的遷徙，從而引爆全球性的衝突。屆時不論貧富，無人得以倖免。

然而，某些有關氣候變遷的經濟研究成果卻令我憂心。因為它們既沒有充分考量風險的嚴重性，也沒有將可能對數個世代產生長期影響的政策，充分且仔細地推敲其邏輯和倫理。由於不夠重視對風險和倫理道德的討論，使得政策上最核心的議題遭到遺漏或扭曲。這類研究大多未能應用對問題作嚴謹分析時，很關鍵的重要技術：風險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理論；且在作長時期的分析時，由於包含資本市場在內的許多現存市場都被扭曲了，因此現存市場對於指導政策的幫助很有限。在此，我看到了一個機會也是一種責任，去改變有關氣候變遷的經濟學。

另一件更加正面的事情打動我：假使我們明智地採取行動，有那麼多作法可以控管風險，並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們可以開創一個進步且繁榮的新時代。此外，我們還會發現新的科技和能源來源，使得能源供應上更加安全。最終，我們將會創造一個能夠永續發展的經濟成長途徑，並為工作機會和產業創造重大的新契機──這是目前高碳經濟的經驗，所不能帶來的。我們必須一起行動，創造一個全球新政（global deal）──這是一個起因與衝擊，皆為全球性的問題。

這個全球新政，必須在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規模上，是有效果的；在降低成本上，必須是有效率的；並在同時考慮到氣候變遷的起因和影響下，在能力與責任的關係上，必須是公平的。氣候變遷是一個不公平的現象：大多數的溫室氣體是富國過去所排放的，然而開發中國家卻是最早又最嚴重地遭到衝擊。氣候變遷很可能會嚴重地打斷它們的發展。然而，未來將會是由目前的開發中國家，造成大部分溫室氣體的排放。除非有一個真的是全球性的協議，否則是沒有用的。

即便如此困難，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協議可以在2009年年底之前形成。自從2006年10月史登報告的出版後，這個運動的步伐便有明顯的加快。包含了許多重要參與者的覺醒，高爾和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IPCC）就是很棒的例子，他們努力了20年，提出了對氣候變遷科學和危機新的理解，並且實至名歸地成為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認為史登報告在提供政策的經濟學上，也做出了貢獻。

2007年初，在布希的國情咨文中，首次承認氣候變遷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並將其歸因於經濟上對碳氫化合物的依賴。2007年春季，在歐盟成員國的政府領袖大會上，歐盟承諾自身將在2020年前，相較於1990年的標準，達到溫室氣體減量20%，並且在全球協議的內容中，載明減量30％的目標。就在2007年德國舉行的G8高峰會之前，中國大陸首次發表了該國的氣候變遷行動計畫。同年的秋天，當時的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落選下台，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對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的敵視態度，及隨之而來的嚴重長期乾旱。勝選的陸克文（Kevin Rudd）總理，立即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從而使美國的「不合作聯盟」中，少了一個重要的盟國。

承諾行動的動力，一直持續到了2008年。歐盟執委會在1月為了達成在2020年減量20％，訂定了各種詳細的計畫；印度政府在6月出版了它的氣候變遷行動計畫；7月分時，由日本在北海道主辦的G8高峰會，達成以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50％為目標的協議；在12月，巴西政府為減少森林砍伐，設立了在2020年之前，要達成的強大目標──森林砍伐大約是該國70％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來源；歐巴馬設下了美國在2050年前，減量80％的目標，在他的當選演說當中談到「危在旦夕的地球」（planet in peril，譯按：CNN推出的一部獲獎環保紀錄片。），並且把「綠色能源」的投資列為優先事項。在國際理解方面已有實際的進步，並且在觀念上有深遠的轉變。

2007年12月在峇里島，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啟動了一連串的談判，以便在2009年12月於哥本哈根達成一項全球協議，以取代將在2012年到期的1997年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協議必須更有企圖心、更國際化，以及更強而有力。我們必須同時在追求的目標上、行動的細節上，均取得一致的意見；時間表可是非常緊湊的。這並非易事，但是成功對地球的未來極為重要。

如果真的成功了，我們就創造出了一種可能性，它不僅提供了對氣候變遷問題的嚴肅回應，而且開啟了國際主義的新紀元，讓這個世界更擅於解決一些其它當代重要的國際議題，尤其是對抗貧窮。倘若我們失敗了，創立和延續這類國際協約所必須的信心和信任，將會被摧毀，投資人和市場的信心，對做出必要改變的真正決策非常關鍵，也會被侵蝕。此外，在對付許多發展的阻礙時，例如：水資源的取得、農業生產、瘧疾和愛滋病等，都將會變得更加困難與更昂貴。我們必須將經濟發展和氣候變遷的議題，視為同一個整體。

我們當然還有許多需要學習。雖然人類研究氣候變遷科學已將近200年，對於因應政策的研究卻相當晚近。現在就已萬分急迫需讓政策就緒；我們必須根據我們已知的來行動。延遲全球新政會使政策和市場無所適，從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能源相關產業和其它產業的主要投資人，將無法取得清楚的訊息，以做出周延和負責任的決定。持續不斷的排放，以致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增加，將置我們於一個前所未有的艱難處境。人類禁不起空等，直到確定、把一切都弄明白才採取行動。實際上，正因為普遍的不確定性，使得現在就行動以降低全球性災難的風險，更是刻不容緩。

有些人或許會主張，因為2007和2008年金融市場的騷亂和全球經濟的衰退，應該暫緩氣候變遷的因應行動，這會是個嚴重的錯誤。當前的金融亂局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忽略或不承認危機的擴大是危險的：目前的經濟危機是過去的15年或20年所形成的。如果我們把氣候變遷的因應行動延後15或20年，屆時，行動的出發點將會更加地困難與冒險。再者，在經濟狀況惡化的時刻，能源效率將會顯得更加重要。而且我們將需要一個帶動成長的引擎，帶領我們脫離衰退。低碳能源會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驅動器：它是永續且豐沛的；它的學習和全球機會是生生不息的；它並且具有實際的經濟和社會價值。

有些人，包括政治人物在內，不容易專心，並且一次只能專注於一個重大的議題，這的確是事實。但並非所有人都如此。即便在經濟衰退時，因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下降，使成本較易於管控，對於成本增加的敏感性還是有所增強。領導力非常重要，而在部分國家，包含英國和美國在內，我們都可以看到對氣候變遷持續的關注，以及對其深具經濟成長潛力的認知。對於行動的公眾討論和壓力能持續不斷，將會是至關重要的。

一個全球新政將不可避免地涉及許多細節，而且政策的經濟理論也需縝密的論證。我並不是一個社會運動者；我的目標是提出分析，以解釋為什麼我們必須行動，而且我們已知道如何有效的行動，以及行動的結果將會帶給我們的子孫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試著在這個主題的允許範圍內，盡量讓這些論證和分析保持簡單。從我的經驗來看，如果一個經濟或政策的論證是穩固的，它通常可以被簡白地說明。但是理解政策分析，確實需要一些讀者的應用，而且論證的邏輯和結論都能被理解是很重要的。讀者將自行評斷。在本書中間的某些章節，對非經濟學者而言，或許有時會覺得有點困難。然而，我希望即使在那些章節，論證的基本要旨對所有人來說還是顯而易見的，而能堅持下去的非經濟學家讀者將會發現，細節的部分也是清楚的。對著迷於經濟學的讀者，本書將提供參考文獻，讓他們可以繼續研究。

主張因重大的危險，世界應強烈並緊急地有所行動──此階段該結束了，現在，我們應該致力於政策和因應策略。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主張，我們現在所知已經足以明確地為我們指向，經過評量與架構完成的政策，包含用有效率和公平的方法，大幅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提倡周延和縝密的方案，以適應氣候變遷所引發的效應。本書為如何打造一個比較安全的地球，或是如何在處理氣候變遷的同時，開創一個成長和繁榮的新時代，提供藍圖。很明顯的，這裡所指的藍圖絕不同於，那種過去曾在中央計畫經濟的計畫委員會出現過的大型計畫。此處的藍圖會檢視我們目前所需要的是什麼：策略、能指導行動的國際理解和政策、矯正前所未見的重大市場失靈，並為橫跨所有行業與社會的企業精神與發現，提供一個架構，這個架構將指出一個更乾淨、更安全、更永續的成長和發展模式。

序論

2005年7月，於格倫伊格爾斯（Gleneagles）舉辦的8大工業國高峰會（G8 Summit）中，英國建議討論應該著重在21世紀的兩項重大挑戰：對抗貧窮，特別是在非洲，以及和氣候變遷搏鬥。高峰會之前，在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和財政大臣布朗（Gordon Brown）兩人的要求下，我負責主導撰寫非洲委員會的報告，該報告在2005年3月出版，是格倫伊格爾斯會談準備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為了非洲部分的討論，我出席了這場高峰會。在回到倫敦幾天後，布朗和我問了同樣的問題：相較於氣候變遷議題，為什麼我們在非洲議題的明確承諾上，有更多的進...

【推薦序】

聯合國即將在今年12月於哥本哈根舉行有關於氣候變遷的高層會議，希望在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之後，全球能有一個對於氣候變遷的「新政」。在過去，這樣的會議召開過好幾次，但都沒有像今年12月哥本哈根的會議如此地令全球期待。原因在於，從1997年京都議定書之後，全世界對於此議題的看法以及政治經濟的演變，已經讓此問題的重要性以及解決此問題的可能性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過去，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在京都議定書簽定之後，身為全球經濟龍頭的美國並沒有批准，使得此問題解決的可行性大為降低。但最近這幾年，有許多新的機會開始出現。

首先，在高爾和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的努力下，此議題已成為全球注目的熱門議題，兩者也在2007年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2007年春季，在成員國的領袖大會上，歐盟承諾本身將在2020年之前達到溫室氣體減量20%；同一年，中國大陸也首次發表其氣候變遷的行動計畫。

在政治方面，2007年秋天澳洲舉行大選，對於氣候變遷議題採消極姿態的在位者霍華德，對上採取積極態度的陸克文，結果由陸克文勝出，而陸克文在當選之後立即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在美國，2008年亦出現了政黨輪替，由民主黨的歐巴馬打敗共和黨勝出。歐巴馬總統曾宣誓，「現在就是解決此問題的時刻、拖延不再是選項、否認也不再是一個可接觸的答案」。誠如本書作者所指出，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如此直接了當地面對此問題。而最新的發展是，歐巴馬出訪中國大陸，與胡錦濤的共同發表聲明中，有一項就是期待12月哥本哈根的會議會有具體的成果出現。

在這樣的一個情境之下，前世界銀行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史登出版這本《全球新政──氣候變遷下的世界經濟改造計畫》，非常地具有時效性，而立法委員鄭麗文女士願意花費很大的精神來翻譯全書，對於此議題確有重大的貢獻。台灣對於國際議題的關心程度通常都很低，這本書的中文版問世，一定有助於提升全球華人對於此事的關心程度，這是十分值得我們肯定的。

此書與其他許多討論氣候變遷的書籍最大之差異在於，本書非常實際，明確地點出人類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必須花費多少的成本。其中已開發的國家，或者說較富有的國家，所花費的成本會比開發中的國家高，原因很簡單：造成現在地球如此的局面，已開發國家必須負最大的責任。

本書亦估算出大概要花費多少的資源才能解決問題。基本上，富國必須花費的總成本大概是其GDP的2%，裡頭包含自己要減量的成本、在碳市場交易中從富國流至窮國的資金量（到2012年大約是1000億美金）、富國援助窮國所提供的國際公共基金的建立（大約每年1300億美金，其中包含減少每年150億美元以減少一般的森林砍伐、公共人員的研究與發展由現在的每年100億提高至500億美元、加上幫助開發中國家的調適費用每年約750億美元）。如果這些錢都花了，且開發中國家也大體支持整體的行動，就可以讓全球溫度繼續提高的機率由50%降低至3%。所以本書將所需的資源以及將可能達成的成果，非常明確地寫出來。

作者史登認為這樣的負擔其實並不大，依他看來，讓全球氣候異常的狀況減少以降低自然災害的效益，要比國防預算能夠提供的安全效益更高。國防預算的數目一向是此成本數字的10倍，事實上，在冷戰後，全球並無從冷戰的落幕得到足夠的和平紅利，各國都還繼續在編列鉅額的國防預算，如果富國能夠減少其國防預算的1/10，就可支付這個成本了。但是就冷戰後至今的新情勢來說，這應當是和平紅利最起碼的數字，而其實還可以更高。

我們很希望在新的情勢之下，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會議可以產生非常具體的成果。人們常說：天災不可免、人禍可免，但問題是，現今有許多的天災是人禍的結果，既然如此，全球每一個地方的人民，包括台灣人民在內，都是全球的公民，應當一同承擔遏止全球暖化的重任。

──朱雲鵬（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氣候暖化、節能減碳，這兩個名詞現在非常流行，但多少人對之有深入的了解？又有多少人知道，這兩個事項對我們未來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生活，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本書作者指出，在人類以及地球上所有物種長期演化的過程中，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未曾超過350 ppm（或400ppm的二氧化碳當量濃度）。人類邁入工業文明以來，由於石油、煤、天然氣等碳氫化合物被大量取用與燃燒，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當量濃度逐漸上升；又森林不斷遭到砍伐，對二氧化碳的吸收（大約每公頃500噸）也不斷減少，使得地表二氧化碳當量的濃度目前已經增加到430 ppm。地表的溫度也因此較1850年上升了約攝氏0.8度。

假如我們對二氧化碳當量的濃度增加置之不理，本世紀末可能會達到750 ppm 的水準，意味著下個世紀的上半葉大約有50%的機率，地表溫度會比1850年上升攝氏5度。

地表溫度上升攝氏5度有什麼影響呢？我們看一萬年前，地球還在冰河時期，地表溫度就比現在少了攝氏5度。大部分北歐、北美及相同緯度的地方都埋在數百公尺的冰層下，人類大部分活動只能集中在赤道附近。拿目前與一萬年前相比較，我們就可以了解，溫度升高了攝氏5度，地球環境可以產生多麼驚天動地的變化。因此，如果我們坐視溫度在短短一、兩百年內提升攝氏5度，氣候的劇烈震盪對環境的衝擊；包括海平面上升、大片區域的沙漠化、洪水、颶風的肆虐、日趨嚴重的缺水等等，必定導致地球重重的災難與動亂。其實近幾年因地球暖化導致的許多氣候災變，已頻頻向人類釋出警訊，不容我們再充耳不聞。

今天當然還有人對氣候暖化的說法存疑，甚至有人說氣候正在變冷，我們正處在另一個冰河期的起點。本書作者指出，這些論調，就跟現在還堅持抽菸無礙健康一樣，是無知，甚至是可恨的。本書作者指出，許多科學家主張，二氧化碳當量應該要將之降低到400 ppm以下，但目前二氧化碳當量的濃度每年正以2.5 ppm的速度上升之中，可以確定未來十年內，地表二氧化碳當量的濃度會超過450ppm。面對如此嚴峻的情勢，本書提出了完備、嚴肅與具體的主張，呼籲所有國家，立即合作實施全球新政，引導世界轉向，朝低碳經濟去發展。

綜觀全書，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如何苦心積慮地希望化危機成轉機，期待森林砍伐的停止、低碳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碳排放權的公平交易，以及富國對窮國的幫助與補償等等，使地球不僅得以度過暖化的衝擊，還能持續經濟的發展與貧窮的消除。作者在書中不厭其煩的強調對窮國的公平、對後代子孫的責任；其表露的人道關懷，也讓我們動容。

今天台灣正處在一股低潮之中；國家定位不明、經濟衰退、政治混亂；媒體報導也盡是一些無聊瑣碎的、茶壺裡的風暴。在這個時候，我們尤其需要去吸收一些新的知識、見解與資訊，讓我們擴大視野，瞭解世界面臨的重大議題，也能掌握未來低碳經濟提供給我們的發展機會。我們有義務、也有責任加入世界上有見解、講道義的人群，貢獻我們的精力，來打造一個更安全、更潔淨、更富有、更公平的地球。

鄭麗文立委是一位勤讀深思型的年輕從政者。在公務繁忙之餘，能將此書翻譯出來，介紹給國內讀者，表示她確實關心世界大事與國家前途。我很榮幸能被邀寫此序；我相信本書能讓大家都深受感動與啟發，就像我一樣。

──曹興誠（聯電榮譽董事長）

全球氣候變遷已是進行式，而台灣近年來的自然災害頻傳更提醒我們，行動愈延遲，將來要付出的代價就愈大。本書對於全球氣候危機的「調適」作為做了清楚的定調：「一個能維持適當經濟成長又大量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新經濟模式』，已勢在必行。」書中亦具體提出徵稅、配額與產業管制三大政策工具；「基本個人責任」的概念與行動；以及全球大合作的必要等論述。值此國內正規畫推動「我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架構及計畫」之際，本書提供了我們一個清楚的「調適」藍圖。

本書譯者鄭立委麗文小姐無論擔任民意代表、發言人或是媒體主持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各種角色，且在在表露出理想性與魅力的個人特質。此次在忙碌問政之際，透過本書翻譯內容中精確專業術語的運用，更顯現出她在氣候變遷議題的專業與熱誠；而流暢優美的文辭更大大提高了本書的易讀性，亦有助於一般大眾關注並進一步參與這個切身的議題。個人很榮幸能推薦這本書，也企盼讀者都能從中獲得和我一樣的啟發。

──蔡勳雄（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建會主任委員）

【推薦序】

聯合國即將在今年12月於哥本哈根舉行有關於氣候變遷的高層會議，希望在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之後，全球能有一個對於氣候變遷的「新政」。在過去，這樣的會議召開過好幾次，但都沒有像今年12月哥本哈根的會議如此地令全球期待。原因在於，從1997年京都議定書之後，全世界對於此議題的看法以及政治經濟的演變，已經讓此問題的重要性以及解決此問題的可能性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過去，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在京都議定書簽定之後，身為全球經濟龍頭的美國並沒有批准，使得此問題解決的可行性大為降低。但最近這幾年，有許多...

推薦序
譯者序
序論

第一章 為何會出現問題，以及我們該如何因應
第二章 危險
第三章 如何降低排放量與需要的成本
第四章 氣候變遷的調適
第五章 道德、折現，以及行動的實例
第六章 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第七章 個人、公司與社區：範例的力量
第八章 全球新政的架構
第九章 建立以及維持行動
第十章 危在旦夕的地球

致謝
參考書目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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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

第一章 為何會出現問題，以及我們該如何因應
第二章 危險
第三章 如何降低排放量與需要的成本
第四章 氣候變遷的調適
第五章 道德、折現，以及行動的實例
第六章 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第七章 個人、公司與社區：範例的力量
第八章 全球新政的架構
第九章 建立以及維持行動
第十章 危在旦夕的地球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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