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東歐的第三世界國家，由於缺少民主制度的三要件：第一是要有強勢、現代化的機構來統治國家；第二是必須排除那些會阻擋經濟體系轉型為市場導向經濟的障礙，例如既得利益團體等；第三是幾世紀以來的經驗顯示，安定的民主制度需要先決條件，例如一定的教育程度、中產階級的存在等。因此採取先民主化、後經濟改革的發展路線，鮮少能夠成功轉型為現代市場經濟國家。而蘇聯的戈巴契夫在改革方面，由於急著在同一時間完成多項計劃而遭致失敗。

反觀在中國，鄧小平模仿在南韓、台灣、香港與新加坡得到成功發展的「新興工業國家」（NICs）的經濟模式，採取階段式的改革步調，對一些只要政府做有限投資便能成長迅速的工業及企業給予優先發展。首先，鄧小平對農場的改革，使得中國農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因而贏得八億多人口的擁護。之後他又輔助小型企業家，讓他們嶄露頭角；在此同時也刺激輕型與中型工業，使他們能平步青雲。這樣一來，鄧小平多了數千萬個擁護他的工人及企業老闆。。

此外1979年中國與越南發生軍事衝突，事後鄧小平說服了大部分的軍事將領，使他們相信只有得到西方的武器後，中國軍隊才有希望。然而這樣做最起碼的條件，是必須要有成功的經濟來支撐貿易；並要與西方國家和平相處才能得到他們的武器。

在此同時，大部分的政府及共黨領袖亦成為改革的提倡者。由於在大躍進（1958年至1961年）及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的慘痛經驗後，黨的最高領袖知道他們必須要做一些完全不同的嘗試，才能拯救自己。

中國採用經濟改善先於政治改革的東亞發展模式，加快步伐大膽地改革經濟，讓人民享受較佳的經濟狀況，而能逃過類似蘇聯的解體，以及東歐共黨政權的覆亡模式，並在二十一世紀開創新的局面。

作者簡介：

威廉‧歐佛 : （William Overholt）

耶魯大學博士，目前任職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亞洲太平洋政策中心主任，曾任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Nomura香港中心戰略及經濟主任，波士頓銀行（Bank Boston）新加坡地區總部總經理與研究部主任，以及香港Bankers Trust Company常務董事，同時也是《全球政治評論》（Global Assessment）期刊的共同創辦人。1985年以來，作者遍訪中國大陸，並身兼許多亞洲政治人物的顧問。

譯者簡介：

鄭正鈐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曾任職於工商時報大陸新聞中心，現職為新竹市市議員。

湯麗明 :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現職為中原大學應用外語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