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從容」的下一步
引言：在所有華人區域，「雲門」是唯一長年在國際巡演的表演藝術團體，它已經成為整個華人藝術圈中最受讚譽的品牌與傳奇。
一九七三年，當年二十六歲剛從美國留學回台的林懷民，成立了華人社會第一個現代舞團，立下宏願「我們要跳舞給自己的鄉親看。」從此，雲門的精神裡總伴隨某種昂然的悲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薪傳〉在嘉義首演，名義上是為了紀念「笨港十寨」，但真實的理由是為了「遠離警總」，但林懷民的擔憂沒有成真，那一天適逢台美斷交，政府慌了手腳，警總無暇他顧，而雲門舞者在悲憤的淚水中跳到人體的極限，震撼無數台灣觀眾。
台灣解嚴，林懷民走過長達十年的歷史重建歷程，一九九七年推出探討二二八傷痕的《家族合唱》，心中積鬱傾洩盡淨，隔年才有靜定自得的〈水月〉，自此雲門的肢體走進了全新的境界。好不容易，林懷民以為可以安心創作了，去年雲門一場大火，又把一切毀滅。
累積很難，毀壞很快，如同林懷民比喻的，台灣的河川很短促，從高山往下暴衝下來，嘩啦嘩啦帶了很多東西就進入海了，沒有任何眷戀。好像我們辛苦累積的一點成就，某個巨大的東西一來，又把它毀掉了。
為了對抗任何形式的毀壞沖刷，「拼搏」已經變成台灣社會重要的價值，「拼」讓我們超量的使力，因為我們相信「愛拼才會贏」，但拼搏是短線操作，拼過是倦乏，無法沉澱、養氣、培厚。長久來看，絕對是輸的。
台灣走過六十年的生聚教訓，累積出一種文明社會的公共意識，林懷民說，下一步，我們要開始學會從容。
台灣的河川都是從山上暴衝下來，嘩啦嘩啦帶了很多東西就進入海了，很短促，好像很急的，沒有任何眷戀。台灣還有颱風、地震等天災，這好像是一種大自然的宿命，循環反覆不斷發生。我們的社會也很難累積，累積到一定時候，某個東西一來，又把它毀掉了。
從天然環境、歷史因素到政治力量，它不斷、不斷摧毀我們建立的一切，逼我們得不斷、不斷重新再來。颱風來了，我們收拾好了；九二一地震來了，我們重建；雲門火災發生了，我們也重新再來。我們有這樣的韌性跟活力，但就是很難累積，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東西，卻很可能一夜間被「任何形式」的颱風或地震摧毀。
在動盪中尋找平衡
雲門創團的宗旨就是「跳舞給台灣的民眾看」。可是，為了跳舞給自己的人看，為了要走出台北，到各城鄉演出，我們最後慢慢摸索出來的模式：一團在海外跑碼頭，在國內做大型戶外公演；二團到校園，社區和偏遠地區演出。也就是雲門必須透過紐約或倫敦，才能走到台灣鄉下。
好迂迴呀！是不是？因為社會缺乏視野，沒有文化自信，更因為歷屆政府只把文化當口號，沒有真正的用心（想一想，民進黨執政八年間共有四個文建會主委！）你必須先建立某種國際品牌，也許才可能得到各種支持贊助。如果沒有品牌，就沒有補助和贊助；沒有品牌，即使免費的戶外演出，也不可能有四萬、五萬觀眾。
這原本不是我們的經營策略，但形勢逐漸把我們塑造成這個樣子。德國、法國這類的西方團隊，都是政府養在那裡，還有民眾幾代人對藝術的素養在撐持。雲門在國外要跟這些一流團體競爭，真的好像「鄉下」來的窮孩子，除了才氣還要有骨氣和韌性。
雲門得不斷不斷飛到國外演出，到倫敦、紐約、莫斯科，而且要不斷不斷推出新舞碼，才能夠談累積。如果沒有每年在國外推出新作，它的知名度、排序就會往下掉，競爭非常殘酷激烈。沒有國際聲名，找不到贊助，舞團根本活不下去。我們一定要在國際上建立品牌，才能說服自己人。
雲門長年在國際間行走，沒有像各國的表演團體，有外交機制的協助，這一路走來沒有一點僥倖。但是，我感到在台灣還可以做這些事、做這些夢，本身就是件幸福的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薪傳〉在嘉義體育館首演，名義上是為了紀念「笨港十寨」在故鄉新港附近肇建的歷史，真實的理由是為了「遠離警總」。〈薪傳〉是第一個以台灣歷史為題材的劇場作品。在那個時代，很容易被黏上台獨的標籤。我擔心在台北公演可能有麻煩。演出當晚剛好碰上中美斷交，一夜間〈薪傳〉變成同舟共濟的符號，警總也沒有來找我。那天舞者心裡激動，悲憤的跳，臉上分不出來是汗水或淚水。舞者拼足了力氣，把肢體拉到不可思議的極限。
為什麼人的肢體要這樣掙扎？這裡有很多層面，包括時代的局勢、雲門生存的苦悶。最深層的還有戒嚴的壓力，這是我從小到大感覺到的。這些苦悶逼著我編出那樣「殺人」的舞，逼著舞者的身體竭力掙扎，超出人的一般身體狀況。
外國的舞評家常問我：「奇怪，你的舞蹈為什麼談那麼多政治的東西？」台灣的政治在過去三十多年不斷變化，每個變化都促使人去學習，去調整。我告訴舞評家，我不是在「溫習」台灣，而是學習認識台灣。
重新認識台灣歷史，這裡面最重要的當然是二二八。
一九九七年，我創作〈家族合唱〉，碰觸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
不斷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詮釋舊事件
台灣民主很短暫，從解嚴後到現在不過一代人。解嚴之後，原本所有事情都可以談的，所有資訊都出來了，可是還來不及梳理清楚，它馬上被新的流行、新的議題蓋過去了。
我講一件好笑的事：我五十幾歲，才第一次知曉花東外海有鯨魚和海豚，眼淚啪答啪答掉到報紙上。我一直以為鯨豚是西方的動物！作為一個島嶼的居民，我們對海洋知道得那麼少。戒嚴時代，海岸是禁區，海洋也成為禁忌。
編作〈家族合唱〉是一個自我救贖的動作。從童年起，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謎團和陰影。做完〈家族合唱〉第二年，乾乾淨淨的〈水月〉問世。
在〈水月〉裡，舞者不再為角色，甚至主題服務，只是自在的舞動自己。回顧起來，沒有〈家族合唱〉的洗滌，大概沒有一清如水的〈水月〉。那是一九九八年，解嚴十一年後。個人心靈和身體的解嚴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整個社會的舒解需要更長的時間吧。
島嶼的悲劇，因為學術的論述不足，成為政黨迴避或操弄的籌碼，社會長期處在分化的狀態。
西方媒體隔一陣子總要回顧，重新詮釋歷史的重大事件，例如今年對1989年，對登陸月球的檢討。台灣的媒體在檢討歷史，瞻望國家前程的工作做得不夠深入。華特‧克朗凱 (Walter Cronkite)過世，多家媒體感慨台灣沒有這類的政治評論家。真正的理由是媒體沒有培養這樣的人才。
社會大眾因此只看到一個又一個新的議題，沒有累積知識；重大事件發生時，沒有知識的縱深作為判斷的依據，無法有客觀的觀照，變成憑感覺做事。島嶼的經驗沒有累積，新的事物都是突然的發作，事過境遷才問怎麼變成這樣？結果，我們一再錯失機會，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
只有流行，沒有自己
政治的議題之外，文化的累積做得也很差。本土文化是重要的根源。我們當然要認識淡水河，濁水溪，才認識長江，黃河，恆河，尼羅河。
陳進、陳澄波、郭雪湖、廖繼春，這些前輩畫家的作品承載了時代人的體態、容貌、情感；作品中的人物、衣飾、場景、甚至光線，是屬於台灣的美；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和這些作品直接對話，認識自己。這些畫家，應該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他們的畫作應該是社會共擁的美學意象。
每個社會都有大眾熟識，公認的美的人像，成為月曆的主題，成為不斷詮釋的符號。連巴里島都有對自己人種美的典型。我們沒有。
演講時我常問聽眾，台灣美女的經典人像是什麼。答案沒有例外的是林志玲。我相信，十年後的答案是另外一個流行的名字。
台灣文化的底蘊沒有凝塑為具體的意象，具體的意念。媒體配合影劇，時裝的商業操作，我們只有流行，沒有自己。政府的文化創意產業大部份是著眼於經濟導向的「產業」，沒有想到培養獨特創意的文化根基。商業主義掛帥，全球化，以及即將來臨的大陸化，我們自我認知的形貌勢將愈來愈模糊。審美體質的脆弱會不會使我們喪失文化優勢，變成跟香港一樣，只向錢看？
過去這一年，賴聲川的「寶島一村」和吳念真的「人間條件」都轟動一時。看「寶島一村」時，我鄰座一對講台語的老夫婦哭得唏哩嘩啦。外省籍的朋友告訴我，「寶島一村」讓他初步感受到本省人內心的曲折。像我對外國舞評家說的，我們不是溫習，是在學習台灣的歷史。觀眾在劇院裡認識彼此，認識「我們自己」。
這些認識再薄弱，都可能成為「同理心」的基礎。可惜的是，各地文化中心礙於體制，預算，人事，無法專業營運，演出以免費活動為主，團隊很難進行賣票演出。沒有通路，這兩齣戲，只能在大城市演出。
不管政治或藝術，文化的累積必須不斷整理，詮釋，延伸，再創造，最後變成社會的集體認同。這是凝聚人心，尊重公共領域的基礎。
台灣最棒的是人的品質
台灣，是我唯一願意長住的地方。我所有的怨言其實都是遺憾。「遺憾」它的潛力沒有完成。
僅管起起落落這麼多年，台灣最棒的就是人的品質，行為舉止，都慢慢朝著文明的方向進步。在紅綠燈前或公車站、捷運站，台北市民很自然地在排隊；公車、捷運上，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讓位。
捷運在車站月台劃一條線，告訴你要在哪裡候車；上手扶梯時，它告訴你右邊的人站定，左邊可以走，隊伍就開始慢慢拉出來，拉出我們教養和文明的高度。
排隊、讓位裡面有個「公」的概念，這是市民社會的開始。沒有這種對於「公」的尊重，不會有成熟的民主。
我們有品質非常好的民眾，你看我們的「義工」、「志工」文化，多麼驚人，對比某些政治人物的自私，這種「公」的、「利他」的精神已經成為社會文化最珍貴的一部份。
我在《亞洲週刊》看到一位大陸新娘的評論很有意思。她說，初到台灣，台灣人讓她很吃驚，台灣人一天到晚說「謝謝」、「對不起」、「請」，她說大陸人沒有這種素養。也有北京的記者朋友寫EMAIL給我，「我想趕快回到台北，因為在台北街上你看到人這麼熱情、善良、世故而溫暖，完全不像是一個中國的社會。」如果他的中國社會是廣州、上海、北京，那我們真的不一樣。
全世界沒有一家書店可以做得像誠品一樣。這樣精緻的書店，可以在台北經營二十年，還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敦南店。一樣私人經營的台北愛樂電台，可以活躍到今天。
雲門到鄉下的學校演出，教官大叫「安靜、安靜」，好像還在戒嚴時代。演出後，校長和老師跑來，很驚訝地說，從來不知他們的小朋友可以這麼專注，可以大方和台上對話、提問題，你請他們上台跳舞時，那麼高興自然踴躍。我說，因為你們教官吹哨子，把他們嚇成那樣子。
雲門經驗裡最讓我感動的事情之一是：在紐約，倫敦和台灣南部，我們演的是完全一樣的舞作。你以為「鄉下人」不懂現代舞？NO!台灣人就有這樣的素養。
我們在鳳山戶外公演，高雄縣文化局的朋友和記者說，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觀眾可以那麼秩序井然，安靜地沉醉其中。雲門像一面鏡子，讓他們看到自己美好的 一面。經營雲門，我感覺到一個壓力，大眾對藝術的渴求已經超乎我們能提供的。我常跟雲門的舞者說，我們欠這個社會。因為我們的觀眾可以一直吃，可是我們沒有力量給得更多。
台灣的設計每年在iF、紅點設計展中，一大票人得獎。對比英國、美國、歐洲的人口和文化實力，台灣那麼小的地方，表演團體有雲門、當代劇場、無垢傳奇、屏風、優劇場、表演工作坊。電影有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這些傑出的導演。
我們有人才，有潛力，不應該輸人。但是，我們也必須明白，這些人和團隊的背後都沒有產業的基礎，不可理所當然地以為這種現象可以永續。
從容，追求永續
雲門在艱難中成長。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有觀眾的掌聲，社會的支持在推動。我覺得雲門是社會的資產。
去年，大火燒毀了我們工作十六年的鐵皮屋排練場。既然要從頭開始，我希望能夠建立永續的可能性。
雲門用一年的時間，透過「促參法」，從台北縣政府取得淡水文化藝術教育中心的使用權，為期四十年，成績好的話，五十年。我們努力調適步子，以五十年為著眼點，來進行所有的工作。我希望能夠從容地為五十年奠基。
「愛拚才會贏」已經成為社會的重要價值。台灣是移民社會，「拚命」不得不然。但，我們還要拚多久？
「拚」是短線操作，拚過後是倦乏，威脅或危機臨頭再打起精神應對。「拚搏」無法沈澱，培養。長遠來看可能輸。
颱風，地震，火災，人生的挑戰無止無境。如果災難是我們的宿命。我們是否可以從容面對，穩繫穩打？從容不一定會走到目的地。但，急躁拚搏無法培基固本，只能一再從頭開始。
困難的是時代，勢態都不可能為你慢下腳步，且戰且走中只能反求諸己，調整呼吸，審思熟慮才行動。
通過「促參法」，雲門開始申請建照，如果順利，二O一二年完成建築，搬家。那年，我六十五歲。
我不知自己可以在新家工作多少年，只能把握當下。我希望從容的累積可以讓雲門繼續為社會跳舞。
我希望年輕的觀眾仍然在雲門的演出中雙眼發亮，在二O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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