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本書根據生於一九二五年，體驗過西伯利亞戰俘經驗者的訪談而寫成。本書有兩個特點，可以與至今為止的「戰爭體驗記」有所區隔。

其一，不僅止於戰爭經驗，本書還描繪了從二戰前到戰後的生活史。大部分的「戰爭體驗記」都欠缺戰前與戰後的記述，因此無法得知主人公是「從什麼樣的生活境遇中前往參與戰爭」，以及「從戰場返回後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與此相對，本書描繪了戰前與戰後的生活史，串接起了戰爭體驗。通過這樣的書寫，可以討論「戰爭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以及「戰後的和平意識是如何形成的」等問題。

其二，是導入了社會科學的觀點。關注同時期的經濟、政策、法制等狀況，透過講述一個人物的故事，描繪出當時的階級移動、學歷取得、職業選擇以及產業結構等狀況。本書不僅是單一人物的生命軌跡，同時也融入了法制史與經濟史，也就是所謂「活生生的二十世紀歷史」。

此外，本書描寫的對象屬於都市下層的經商者，並非容易留下更多記錄的高學歷中產階級。因此，才能記錄到與「從學徒兵到上班族」這種一般戰爭體驗紀不同的軌跡。這部分加上社會科學的觀點後，應該能對日本現代史研究做出一些獨特的貢獻。

近年來，人們不僅關注戰爭的時代，也開始關心起戰後史以及經濟高度成長期。如果我們考量到社會的中流砥柱已經轉移到經濟高度成長期後出生的世代，這似乎是必然的趨勢。此外，伴隨貧富差距問題的加劇與經濟高度成長的結束，昭和年代的經濟成長和產業結構變化，帶給民眾何種影響，又對社會秩序產生何種變化，這些也都成為大眾所關切的問題。

本書嘗試串接起這種對現代的關心，以及對過去戰爭體驗的歷史關懷。即便是描繪戰爭體驗，若能透過單一人物的生命軌跡串連起戰前史與戰後史，應該能夠獲得較過往更多的關注。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本書既是口述歷史，也是民眾史與社會史。從社會性的角度來看，本書在處理「戰爭記憶」的同時，也回答了對社會結構變化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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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描繪的我父親的經歷，稱得上當時「日本人」的平均人生經歷嗎？這也牽涉到本書的學術性意義，但確實相當難以回答。暫且不提西伯利亞戰俘經驗，戰後的賠償訴訟中與原朝鮮人日本兵列為共同原告的事例，大概沒有第二位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有人會評價說「這並非普通人的生活」。

但所謂的「普通人」究竟是什麼？在日本的話，或許是所謂的「上班族」吧。可是，從統計性的意義來看，這個族群在日本歷史上從未成為最多數的一群。即便如此，「上班族」仍是一般平均的人生形象，這樣的錯覺流布於整個戰後時代。

舉一個例子，一九六三年出版、之後並改拍成電影，由山口瞳撰寫的小說《江分利滿氏的幽雅生活》。男主角與我父親一樣出生於一九二五年，年齡設定與昭和年數一致（昭和幾年就是幾歲）。主角的名字取「最普通的一般人」之意，所以叫作「江分利滿」。

而小說內容描述的卻是住在大型電機公司的員工住宅，過著大企業正式員工生活的人。如本書提及的，能過這種生活的人，占當時勞動人口的一成不到。將這種生活想像為一般人的平均生活，恐怕是因為購讀該書的人多屬都會中產階級，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是「大學畢業後成為上班族」的人，理由或許就這麼簡單。

另一方面，與都市中產階層相對照，還存在另一種印象，也就是位於地方的農民才是真正的「庶民」階層。但自一九五○年代開始，農民在統計數字上也不再是最多數的族群。此外，如果單純把居住於農村的人都稱作農民，那我父親在戰後的某一時期也曾經居住於農村。

如本書內容所闡明的一般，父親所走過的足跡，即便他本人未曾意識到，但大致都沿著同時代的日本社會邁進。即便如此，父親也屢屢做出與同時代多數人不同的行動。如此說來，父親的行跡，與「多數人」或「平均」有著什麼樣的相對關係？

對此，我如此思考。人的一生，在所有的場合中都屬於「多數人」的人，並不存在。社會學上稱脫離「多數人」的行為為「異常行為」（deviance）。但是，一輩子從未做出異常行為的人，恐怕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了。

人們大體上都過著不顯眼、可稱之為「平凡」的生活。但生涯之中總會經歷幾次危機，而採取英雄式的行動。只是同時從大範圍來看，仍受到同時代的社會性脈絡所規制。

而這樣的情況，才是所謂平均的多數人。從這個意義來看，本書中刻畫的父親軌跡，屬於非常平均的一群。

換個說法，也可以如此形容。若只是抽出危機性的經驗，或者英雄性的瞬間來看，不論描繪的對象是個人還是集團，都無法描繪出時代整體的樣態。當然，只描繪日常性的生活，也無法刻畫時代整體狀況。只有透過綜合性的掌握全體，在同時代的社會性脈絡中找出定位，才可能達到立體性歷史描述。

如前所述，本書描述的人物，並非擁有高學歷的都市中產階層。從此點看來，本書便屬於「不被記錄的多數人」的生活史。但同時本書內容也沒有僅注重戰爭與訴訟等戲劇性部分，而是將其當作整體的一部分，做出綜合性的記述，這也是本書值得一讀之處。人類的行為往往包含了部分的動搖與偏差，但同時又受到全體結構的規制。本書中我所描寫的，正是父親個人體驗過的動搖，以及規制他行為的東亞歷史。這裡所指的東亞不僅是日本，也包含了蘇聯、中國、韓國與台灣。即便在日本之中，也與許多地方、各種階層、諸般政策有所關聯。本書的意圖，即在嘗試透過單一人物的細部描寫，藉以窺見整體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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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在二○○三年也曾經對父親做過訪談。但當時只請教了西伯利亞拘留的經過。對於戰前與戰後的生活，當時還不感關心。此外雖然問起西伯利亞拘留經驗，但仍缺乏詢問戰俘營經營、蘇聯方面社會背景的觀點。這部分雖然也是父親的經歷，但卻非當時的我所能提引出來的回憶。

所謂的記憶，會在敘述者與聽者間產生相互作用。如果聽眾沒有提問的能力，便無法引導出敘述者的回憶。如前所述，本書受益於優秀的敘述者，因此才得以成立。不過另一方面，作為提問者的我，因為擁有比十年前更充裕的知識與更廣泛的關心，大概也起到相當的互補作用吧。
要說理所當然，也確實如此，透過本書的訪談，更加拉近了父親與我的關係。彼此間共通的話題增加，也更容易理解父親言行背後的意義。而且透過講述過往的事情，那段時間父親的表情又閃耀起了當年上班時期的光輝，對我而言這也是一種單純的喜悅。大概對父親來說，能夠有人熱心傾聽自己的經驗，他也感到相當開心吧。

不過這種情況，缺乏聽者的努力也無法產生。這不僅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皆然，許多人的經驗與記憶，都在缺發傾聽者的情形下就這麼消失了。不管是自己的親戚，或者近鄰、工作場所，光是願意側耳傾聽這些回憶，就具有相當的意義。

而且對聽者而言，可以獲得比敘述者更多的收穫。因為人類存在的證據，就在於與他者、與過去的相互作用之間，透過彼此互動才能取得。
對人類來說，不明白自己為何生存於此，便會產生不安。市場上雖然提供了各種形式的商品來撫慰這種不安，但透過與周圍的互動、對話，建構人際關係，比起被動的瞬間性購買行為，後者能夠提供更多收穫，也是可以讓效果為持久的方法。

再次重複強調，所謂的記憶，是透過聽者與敘述者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所謂的歷史，也屬於此類相互作用的型態之一。將傾聽對方聲音，努力賦予其意義的行為，稱之為「歷史」應該也不為過。

對於過去的事實與經驗，透過聽者的努力，賦予其意義，才能使其長久存續。如果不這麼做，事實與經驗便會消滅，側耳傾聽這股聲音的人，也會失去自己的立足點。此二者中該選擇何者，應由活於當下的人擔負起責任。

父親終將過世，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但能夠做的，便是傾聽父親的經驗，賦予其意義，使其長久存續。這是生活於當下的我們所能辦到的事情，也是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其他人可以處理的事情。我的願望便是，讀者諸君們也能透過閱讀本書的經驗，開始試著參與這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