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國家任命的法醫專家，我的團隊經常接獲請求，協助調查分屍案件。即使屍塊沒有散落在兩個不同行政區，這種案件本身就已經非常複雜，但我們在二○○九年時就接獲了這樣一起屍塊分散在兩郡的案件。
警方起初之所以接獲這起可疑的死亡事件，是因為有人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鄉間小路旁發現藏在塑膠袋中的人類左腿和左足。由於遺體非常新鮮，乾淨俐落地從髖關節切除，警方認為可能是鄰近醫院的手術解剖廢棄物。警方立刻聯繫區域內的所有醫院，確認手術後焚化廢棄物的過程是否出現任何異常跡象，但所有院方都堅決表示屍塊並非來自於他們。在比對基因資料庫之後，也找不到任何符合資料。遭到遺棄的肢體明顯屬於一位成年的高加索男性。雖然我們可以透過腿部長度推斷死者身高，但僅靠腿部所能提供的有限資訊，我們也找不到符合當地或英國失蹤人員管制局紀錄的資料。
七天之後，只剩下手肘至手腕處的左前臂出現了，同樣包在塑膠袋中，發現地點是另外一條公路旁的水溝，距離左小腿遭到丟棄的地點二十英里。左前臂的基因比對和左小腿基因相符。又過了兩天，一位來自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農夫，驚慌失措地帶著一顆被丟棄在他乳牛牧場的人頭出現。由於負責調查人頭的警察單位與先前不同，這個案件並未立刻和先前出現的左小腿和左臂連結起來。萊斯特郡警方一直在尋找一位受到高度關注的女性失蹤者，他們認為死者頭顱可能是她的──然而，雖然頭顱的死亡時間不久，卻因為皮膚和軟體組織已經消失而無法進行臉部辨識，法醫病理學家相信消失的原因可能是遭到動物啃咬。經過我們的分析後，結果顯示死者可能是男性，此外，頭骨和失蹤者照片的比對結果也不相符。
萊斯特郡警方也搜尋了基因資料庫，卻徒勞無功。數天以來，兩個地區的警力各自在管轄區域尋找其他消失的身體部位。接著下一週，自膝蓋切開的右小腿出現在赫特福德郡，用塑膠袋包著藏在旅行日用衣物包中，發現地點則是農村小路的停車場。四天之後，警方終於找到死者的軀幹，軀幹上連著左上臂，一起發現的還有右手臂，但右手掌遭到切除。軀幹和右上臂整個被毛巾包住放入行李箱中，被丟棄至郊區的田野排水管，發現地點一樣是赫特福德郡。
所有屍體部位的基因比對相符，但國家基因資料庫卻查無資料，因此若想建立死者身分，並進一步追查死因和凶手（或凶手們），都非常有挑戰性。雖然腳掌還在，手掌卻已遭到切除，下落不明，由此可見凶手的肢解方式不符合一般的六塊規律。然而屍體的丟棄方式確實吻合常見的肢解動機：減低棄屍難度。由於遺體缺乏手掌，臉部也遭到損毀，代表凶手可能還有額外的防禦動機：掩蓋受害者的身分。
死者遺體散落在如此廣大的地理區域，造成行政管理的紊亂。誰應該負責領導調查行動？發現死者頭部的警察單位？找到第一個身體部位的警察單位？還是擁有最多身體部位的警察單位？這是一個重要的後勤分配問題，必須整合不同的警察單位，共同調查一件重要案件。但之後的事實證明，在我們所見過的兩方警察合作行動中，這是最專業的一次。
露辛娜．哈克曼博士和我一起從蘇格蘭前往南方協助調查。漫長的旅途讓我們有時間長談──倘若奧運舉辦交談比賽，我們一定每次都能替英國贏得金牌。雖然我們在中途繞道前往英格蘭北部地區，協助處理另外一個案件，牽扯到毒品幫派勢力的爭鬥和一具臉部受損的屍體，但我們依然花了許多時間來討論肢解案件。我們所做的假設並不符合警方目前的理論，因此我們必須利用這七個小時的車程仔細梳理，才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們錯了，就會成為特威德河2以南最笨的兩個呆子。但倘若我們是對的，赫特福德郡和萊斯特郡的警方就要開始積極偵辦了。
我們並不同意警方對凶手犯案手法的假設，因為某些關鍵就是不對勁，而我們是兩個最容易起疑心的中年婦女。我們的第一個疑問是肢解的位置。凶手的肢解模式幾乎完全符合一般肢解行為，但肢解方法相當詭異。從未肢解任何屍體的人──坦白說，大多數的人都沒有相關經驗──最有可能嘗試的切割方式，就是從四肢的長骨開始切開手臂的肱骨和腿部的股骨。鄧迪大學研究中心的研究結果認為，如要肢解屍體，多數人的第一選擇是尖銳的廚房刀具，隨後才會發現這種刀子雖然可以切割皮膚的軟體組織和肌肉，卻不能切斷骨頭後，才會前往工具室或車庫尋找鋸子，通常是木鋸或鋼鋸。而喜歡烹飪的人可能也會考慮使用切骨工具，例如廚房的鋸肉刀或放在外屋的斧頭。但這個案件中的屍體模樣更接近「從關節拆除四肢」，而不是鋸斷，這種情況非常罕見。事實上，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接觸此種案件。我們必須仔細觀察骨頭表面，才能決定凶手到底是使用哪種類型的工具，但能肯定的是此事必有蹊蹺。
第二，凶手處理屍體頭部的方式與其他屍體部位不同。首先，屍體發現的地點位於其他郡縣；其次，屍體頭部未經包裝，也是唯一失去軟體組織的部位。我們不相信法醫病理學家提出的理論，他們認為原因是動物啃咬，但屍體頭部沒有任何由家禽或野生動物啃咬造成的常見齒痕。
犯罪工具痕跡分析（Tool-mark analysis），至少在原則上，是一種非常直觀的分析方式。當兩個物體碰撞後，較為堅硬者可能會在較為柔軟者的表面留下痕跡。舉例而言，如果你用鋸齒麵包刀切割一塊起司，因為麵包刀是較為堅硬的物體，就會在較為柔軟的物體表面，留下多個脊狀痕跡，在這個例子中，起司就是那件柔軟的物體。同樣的道理適用於骨頭。如果骨頭接觸尖銳物體，例如刀子、鋸子或動物牙齒，就會留下能夠辨識的痕跡，而痕跡的樣式可能足以辨識造成傷痕的物體或工具。因此，如果死者頭部的軟體組織消失是因為動物的啃咬進食行為，應該會看見動物牙齒所造成的特殊痕跡，但我們嚴重懷疑這個理論的可能性。
死者頭部已經沒有皮膚和肌肉，眼球、舌頭、口腔底部和耳朵也消失了。如果一隻動物可以如此吞食人類遺體，並且未留下任何痕跡，簡直是神乎其技。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在不同肌肉黏著骨頭的區域找到尖銳刀具的切痕。倘若事實真是如此，除非野生或生活於人類花園的獾類在一夜之間奇蹟進化，變得善於使用人類刀具，否則很明顯地，死者頭部的軟體組織是遭到人類親手移除──而這就需要進一步解釋了。死者頭部被乾淨俐落地從第三頸椎和第四頸椎之間切除，肢解位置也有不尋常的問題。
直到親自檢驗屍體之前，我們閉口不談自己的想法。參加案情簡報會議時，我們也彬彬有禮地聆聽警方提出他們推測的動物啃咬理論。在這種環境中，我和露辛娜非常注意自己的眉毛。有人說過我們的眉毛會說話，如果我們不同意別人的說法，眉毛就會上下擺動，彷彿方向不一的眉毛百葉窗一樣。有一次，我們以專家證人身分出席英格蘭的法院審判時，頻頻聽見檢察官提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證據。但我們同時也知道自己就坐在陪審團正前方，他們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不得不時刻壓抑眉毛的自然反應，甚至因此覺得額頭開始痛了起來。我和露辛娜在撲克牌桌上表現一定非常糟糕。
我們在會議中隻字未提，並且盡力控制眉毛的反應，直到我們終於進入停屍間，得以近距離檢查屍體。凶手的技巧非常值得注意，他（她）完全切除了死者頭部的組織。我們也在原先預期之處找到刀痕，就位於頭部後方、頭部側邊以及下顎下方。所有的軟體組織早已不復存在；實際上，死者的整張臉都被割除了。
令人驚訝之處不只如此。在檢查遺體其他部位之後，我們發現凶手一次就完美地肢解了死者的手腕，準確地切入腕骨和前臂長骨（橈骨和尺骨）之間的關節。死者的臀部也被切除，從髖關節摘除股骨，而左手肱尺關節切除手法的專業程度讓我們明白，無論凶手是誰，他（她）必定非常熟悉解剖。更重要的是，凶手清楚知道如何解剖人體，也不是第一次肢解屍體。
不使用鋸子、鋸肉刀或其他類型的大型工具進行肢解的案件非常罕見，但這具屍體的每一個部分都清楚地顯示，凶手並未在任何階段使用重型或鋸齒狀的工具，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銳利的刀，而這才需要真正高難度的技巧。就連遺體頭部上，也沒有發現任何切割痕跡。事實上，這種俐落的肢解行為完全像是解剖學家、停屍間工作人員或者外科醫師的手法，才能將髒亂、問題和費力程度降至最低。請原諒我就不在此處分享箇中秘訣了。
露辛娜和我透過許多手勢和眉毛動作暗暗地交流了許多想法。警方也察覺事情不對勁。而我們也察覺了他們的不安，因此在確定相關證據之後，就立刻召開會議發表我們的發現。一如往常地，他們會在一開始反駁我們的觀點（「但是，法醫病理學家認為……」），但在看見無可反駁的證據後，他們就匆忙離開會議室，開始倉促地用行動電話進行聯絡。
我們推論著凶手的可能職業：獸醫？屠夫？外科醫師？狩獵場看守人？法醫病理學家或者解剖學家？應該不是同行的法醫人類學家吧？無論凶手是誰，他（她）的肢解技巧雖然高超，丟棄遺體的能力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除了手掌之外，其他遺體部位很快就被發現了。
被害者的死因非常直接，他在背部遭受一把四英寸長的刀攻擊兩次，其中一次刺穿肺部，不久以後就斷氣身亡。法醫病理學家推估凶手花費了十二個小時完成肢解過程，但我們不同意這項推論。凶手的肢解技巧程度讓我們相信他（她）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一個小時之內完成所有過程，再用另外一個小時，包裝屍體部位並清理現場。
當法醫人類學家完成分析、拍攝照片，並交出報告之後，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調查結果，除非我們持續注意新聞報紙的報導。因為我們在全國各地工作，不見得與警方保持密切聯絡，但民眾會因為電視犯罪影集時而產生錯誤的印象。有時候正如這個案件，我們沒有收到任何後續通知，直到數個月之後才拿到法院傳票。我們不知道警方找到什麼，也不清楚調查結果，所以我們只能帶著自己發現的證據走入法庭，通常也不清楚案件和證據之間的相關脈絡。
我討厭出庭，在這個冷漠詭異的場所工作，是職業生涯中極具壓力的一環。法庭的規則既非由我們制定，我們也鮮少知道辯護策略。在英國的對抗制法律系統中，其中一方會想證明你是全球頂尖的專家，另一方則希望證明你只是滿口胡言的白痴；我經常體驗這兩種處境，也常在中間受到兩面夾擊。
這個案件在媒體報導中變得相當知名，被稱為「拼圖謀殺案」。警方檢驗了所有遺體部位後，檢驗結果與一名住在倫敦北部的失蹤男性相符，牙醫紀錄也確定了死者身分。警方在死者公寓的臥室、浴室，以及汽車後車廂發現了血跡，但痕跡只有一點點，凶手和共犯──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同時遭到起訴──清理得很乾淨。
檢方以謀殺和其他相關的竊盜和詐欺罪名起訴這對情侶。由於被告共有兩名，代表法庭將進行三次律師詰問，加上檢方可能還會再度詰問。因此，我們必須準備接受四次詰問──真是開心啊！在一座陌生城市中出席陌生的法庭作證，面對一年前處理的案件，沒有任何建議可言，所有的情況加起來只會讓你更緊張。如果有人請你出庭討論證據，你一定會假設他們相信你的證據具備審判價值，但你既不清楚具體內容，也不知道律師或檢察官的問題究竟會引導你完成何種結論。
檢方引導我說出自己的專業資格與與案件相關的證據，一切都很順利，但光是如此就已經用了一個早上，法官決定暫停審判，進入午餐休息時間。這代表你必須離開法庭，消磨一個小時之後，再回到法庭中，接受兩名辯護律師的詰問，這才是正式進行法庭對抗與挑戰出現的時候。而這場坐在證人席上的詰問很可能會延續到第二天，這件事情讓我更緊張，因為我不能在這段時間與任何人討論案情。
第一個辯護律師看起來很迷人，但這永遠是一個警訊。他同意我擁有合格的專業證人能力，希望討論我們的主張：肢解者擁有精細複雜的解剖知識。他告訴我，他的當事人曾是私人健身教練，也擔任夜店保鏢，既沒有任何解剖訓練背景，不曾在肉店工作，也不住在屍體出現的郊區，更不從事郊區戶外活動。被告當然也絕對不是外科醫師、獸醫、解剖學家或法醫人類學家。這樣一來，被告要如何完成我描述的精準解剖，或者具備我推測的專業知識？
在這種時候，你的頸部後方會開始冒出冷汗，緩緩地流至脊椎。你開始思考：我怎麼會犯下如此荒謬的錯誤？你開始反覆懷疑自己，卻始終無法提出其他合理的答案。辯護律師旋即將話題引導至犯案工具。他推論，肢解屍體實際上應該會需要特殊的工具。而我的回答是，在這個案件的手法中，只需要一把尖銳的廚房刀具就夠了，前提是凶手知道如何解剖。
「您說的沒錯，但家庭用的刀具，銳利度並不足以解剖屍體，對嗎？」
回答時，我已經知道自己的說法必然會引起麻煩：「律師先生，恕我直言，我家廚房的刀子就夠銳利了。」
他的反應很快，立刻回應：「請務必提醒我，絕對不要到府上吃晚餐。」法庭響起一陣笑聲，我嚇呆了。我從來沒有在法院審判過程中，看過律師如此幽默的表現，更別提這還是一宗褻瀆屍體和謀殺罪的案件。或許我無須感到如此驚訝，畢竟死亡和幽默是老朋友了，除此之外，在承受數日的耗磨心力後，法庭的出席者反而會感謝律師的幽默一語緩和了現場的緊張情緒。我何其希望能用一句睿智機靈的臺詞反擊，卻沒有勇氣。耍嘴皮子是冒犯律師的最快方法，因此，我聰明地選擇了沉默。
在開庭之前和審判期間，被告和共犯都堅稱自己無罪，但在審判結束之前，他們毫無預警地認罪了。男性被告承認自己謀殺被害人，女友也承認協助犯案、教唆以及妨礙司法正義。凶手的刑期因為肢解行為而有所加重，而因為兇嫌在審判結束之前才認罪以及犯行嚴重，認罪並未幫他減輕刑期。他被判決最低三十六年的有期徒刑。
在判刑不久之前，被告透過對案情發展也相當意外的律師坦承，他還肢解過其他四名男子。警方對於被告的自白非常驚訝，但被告拒絕透露被害人的身分和藏匿屍體的位置等相關細節。
被判刑的男人確實曾受一間夜店的合法聘僱為門口警衛，但他也是一個惡名昭彰的倫敦幫派訓練的「刀手」。如果幫派殺害線民或任何造成麻煩的人，就會在午夜時分將屍體帶到夜店後門，由「刀手」分屍，再將屍塊交給「棄屍人」，他的責任就是處置屍塊，通常會埋葬於艾平森林（Epping Forest）中。本案的凶手宣稱，他就是將受害者的手掌丟棄於艾平森林。
凶手曾在一位資深刀手底下擔任學徒，學習如何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肢解人類屍體。幫派分子在處理屍體上的精細分工，也解釋了為什麼凶手的肢解技巧嫻熟，「棄屍」能力卻相當糟糕。但誰又能想像「分屍」居然會是某個人真正的「職業」呢？誰會在履歷上列出這份工作呢？
我從未如此慶幸自己和露辛娜的想法是對的。凶手切除受害者的臉部軟體組織，就是為了隱藏法醫證據。一開始，兩名共同被告都主張對方才是凶手，並且提出了兩種不同的謀殺方法。只有檢驗死者頭部和頸部的軟體組織才能確定何者所言為真。因此，凶手移除臉部的手法是一種保險，避免他們遭到警方逮捕時被查獲證據。他們相信，如果我們不能證明哪一方說謊，法院就無法定罪。他們最後為何選擇認罪，我們永遠不知道原因。
他們的動機似乎只是財務方面的利益。他們偷走了受害者的身分，變賣他的財產並結清他的銀行帳戶。受害者是一位單純無辜的男人，在凶手走投無路時收留他們，而他們的回報是殺了他並且褻瀆他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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